聂子离开我们的杂志社是因为要到北京去。

她是一位能干的编辑,又极有人脉,70年代到80年代的年轻写手们都同她有广泛的联系。她组稿,通常一呼百应。她的电子邮箱于是时时爆满。她一边在电脑上改稿一边把摇滚乐放得波涛汹涌,看上去似乎一心二用,但实际上,她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而工作态度亦是最虔敬的。她有责任心,亦有成就感。

我们皆遗憾,她自己更是神色黯然,于泪光之中登上铿锵北去的列车。

她的男友在北京。爱情更多的时候不是获取,而是牺牲,不是坚持,而是放弃。

在车站的检票处,在拥挤的黑色人潮中,我们都祝她幸福,并且快乐。

但祝愿很少能成为现实。一个月之后,她给我发来短讯:没出去找工作。呆在家里看书,听CD。百无聊赖中,常常怀念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日子。北京太干燥了。

我把短讯拿给杂志社的同事们看,但大家都不愿意猜想被语言遮蔽的生活。聂子的男友是一位相当优秀的青年,他们相识于一场地下摇滚演唱会。而他们的爱情基础亦是充满叛逆姿态和喧嚣心跳的摇滚。他们胶着,然后吵架,然后又继续胶着。有摇滚的节奏、野性,以及轰轰烈烈。

但爱情是爱情,生活是生活,有时候,这是两码子事。

三个月之后,她又回到了我们的城市。她仍然不想上班。她似乎很疲惫。想休整,并调理自己的情绪。她一个人租住了一套小公寓,做自由乐评人,而且断断续续书写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距离有益于她的爱情和幻想。她的稿费除了付房租,主要用于长途热线话费。手机的电池棒每每在她的掌心中打得发烫,如她那颗容易冲动的心。

很多公司和媒体找到她,请她参与他们的工作。但他们都看到了她脸上的断然的拒绝。她不会说客气话,亦难委婉迂回。她让叩门者神情尴尬,并不得其解。她亦不再想回到我们的编辑部。她担心若是再要北上,又一次的放弃会相当难堪,亦会使我们被动。在我们杂志初创之时,她就曾说过,她肯定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当她在北京的时候,她亦必定经常想到自己说过的这句话,并有难于摆脱的心理折磨。因她是认为诚信等同于生命的人。

她只是仍然会去听那些地下摇滚会。以前她是在人的潮头上汹涌,在声音的闪电中呼啸,而她现在则默坐在一角,点上一支烟,将眼睛微闭。烟雾在指尖上,激情已化为内敛。有许多疯狂的小伙子喜欢她。眼瞳在黑暗处闪闪发光,如海边的磷火。音乐会之后,他们邀她去宵夜。路边的大排档,啤酒、烧烤、号叫或低语,甚至还有即兴的诗句。她很兴奋,亦很想醉。但她的底线是要识得归路。

她把手举起来,在空气里摇着。一辆的士滑了过来。她踉跄地上车,拒绝任何人陪送。

回到家里,她开始呕吐,并在身上摸索手机。她拨了世界上最熟悉的一个号码。

"喂,什么?喝酒?没。什么?就,喝了,一点点……"

然后,突然,她哭起来,说:"明天,我就到北京来,马上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