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我们编辑部来,说要见主编,径直就来敲我的门。

"我跟你们寄过稿子,就是写一个残疾人的那篇。我叫顾小月。"她自己抽了把椅子,坐在我办公桌对面。阳光从百叶窗的条缝里射进来,把她刷成了一只斑马。

"是的,我们看了稿子,还不错。"我说,点上一支烟。"我们正考虑留用。"

我以为她会从那只仿皮的包里再拿出一沓稿子来,让我当面看稿,就像很多业余作者那样。然后,一脸期待和不安。

但是她却道:"我想做你们的兼职记者或编辑。"她那有着一双淡眉的脸上分明是"我们来谈谈"的确定的表情。

我说:"这个我们还……"她打断我的话,道,"我以前在电台做过记者。在电视台也做过策划人。还在都市报干过,跑社会新闻线。我也在广告公司做过营销。如果你们不缺记者编辑的话,我也可以考虑到广告部来--你们有广告部吧?"

那架式仿佛不答应她还真是不行。这事亦好像是由她来决定,而不是由我。这人还蛮有些意思。我打量了一下她,大约三十二三岁的模样,中等个,略瘦,但一看就是那种做事果决、执着、不达目的不甘休的人。我是看过她的来稿,我对她说"还不错",其实含有某种鼓励,有"继续努力"的意思。她的文章属可用可不用的那种,看上去尚可,却是没有特色同个性。即使发表,亦将被淹没于我们每天的文字的海洋中,成为消失的垃圾。她要来做兼职,亦是以能写文章来做进阶的。她倒是蛮自信呵。

对于她的自我推销,我无能为力。因我们实在是人手足够。这位顾小月我肯定她相当能干,比我们很多编辑都能干,但我亦不能随便炒掉人家来替换上她的。

我把意思委婉地告诉了她。我还说了些"希望你常给我们写稿,支持我们的工作"之类的客套。我原想她可能会有些尴尬。没料她坦然地笑起来,声音很大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也晓得找一份兼职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我只是试试而已。"

在理解万岁之后她突然又道,"假如我给你们拉了广告,有多少提成呢?"

我说这个嘛我们没有先例。我们可以考虑,但要商量一下具体可行又符合政策的办法。

我话未说完,她又急急地插嘴道:"那你们商量你们的办法,我同步地进入我的角色,这样不耽搁时间,你那里办法出来了,我这里广告就拉来了。我先印一盒名片好不好?衔头就是杂志社广告部营销经理,怎么样?"

我佩服她脑壳真是转得快。但我肯定不能答应她。因万一惹出了什么纠葛,麻烦的不会是她,必是我们。何况我对她一无所知,虽然她无疑是个脑壳好用的人。

隔了几日,她又来了。见我忙,就坐到隔壁的办公室里,同其他几位年轻小编辑聊天。大约一两个钟头后,她敲了敲我的门,推开半尺宽,探出脸来,"你忙,我走啦。"口气像老熟人似的。中午吃工作餐的时候,有位编辑小姑娘就说,这位顾小月呵真是不容易。离了婚,带着个七岁的儿子,一个人从小地方跑到省城里来,一会儿有工作,一会儿失业。要租房,要供儿子念书,要穿得体面,白天忙事晚上还要写作,非常艰难。她说她前一阵做保险业务,跟一个老板谈了差不多两个多月,要签单了,那老板说,我们去开钟点房,完了我就签字。顾小月说,她当时气得打了那人一耳光,掉头就走。走到宾馆外面,她就蹲在地上哭。

我听了亦很同情。但我又揣测,她是不是通过编辑小姑娘,把这一切传达给我呢?

我深知很多人皆在生活底层挣扎,一些人幻想破灭了,一些人欲望正燃烧,各各在沉浮中裸裎着人性的光明同黑暗。很多人的面孔亦是变得模糊难辨。顾小月,我感觉单靠同情是不能深入她的。

她后来又来了两趟编辑部,之后就杳无音讯了,亦未再投来稿件。几个月后的某个周末,我在街上碰巧邂逅了顾小月。她说她最近忙得没时间写文章了,不好意思。 "我找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在我租住的社区开了一家小超市。"她道,"社区人气旺,所以生意还可以。就是忙,单打鼓,独划船,累得想死!"我觉得她总算找到了一个生活中的位子,就说了几句祝贺的话,然后分手了。

再过了一个月,我有天在办公室里看都市报,有则社会新闻说某社区有间小超市,女老板一夜之间叫来搬家公司的车,把租住屋的东西和超市里的所有货物全都搬走一空,人间蒸发。房东和供货商们纷纷跑到派出所报案,据称女老板所欠货款和房租达八万余元之巨云云。

我脑壳里一下子就浮出来了顾小月的样子。淡淡的眉毛,瘦瘦的身形。我跑到隔壁办公室,问编辑们有没有她的电话。他们说没有呵,她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呵。怎么啦?

怎么啦?我亦不晓得是怎么啦。我只想,报上说的那个女老板,她一定不是顾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