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一大收获,是看到很多特别的笑脸,天然而且多样。每一朵笑几乎都是爆出来的,爆在小店里,村路上,渡船上,以及马帮里。描述这些笑较为困难。我在常用词汇里找不出合适的词,只能想象一只老虎的笑,一只青蛙的笑,一只山羊的笑,一只鲢鱼的笑,一头骡子的笑……对了,很多山民的笑就是这样乱相迭出,乍看让人有点惊愕,但一种野生的恣意妄为,一种原生的桀骜不驯,很快就让我由衷地欢喜。

相比之下,都市里的笑容已经平均化了,具有某种近似性和趋同性。尤其是在流行文化规训之下,电视、校园、街道、杂志封面、社交场所等都成了表情制造模具。哪怕是在一些中小城镇,女生们的飞波流盼都可能有好莱坞的尺寸和风格,总是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男生们可能咧咧嘴,把姆指和食指往下巴一卡,模拟某个港台明星的代笑动作——我在有一段时间就好几次见到这种流行把戏。公园里的一个小孩不幸冲着照相机大笑了,旁边的母亲竟急得跺脚:“怎么搞的?五号微笑!五号!”

吓得小孩赶快收嘴巴缩鼻子,整顿自己的表情。

山里人远离着“五号”或者“三号”,不常面对照相机的整顿要求,而且平日里聚少散多,缺少笑容的互相感染和互相模仿。各行其是的表情出自寂寞山谷,大多是对动物、植物以及土地天空的面部反应,而不是交际同类时的肌肉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无政府和无权威的状态,尚未被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统一收编,缺乏大众传媒的号令和指导。他们也许没有远行和暴富的自由,但从不缺少表情的自由。一条条奔放无拘的笑纹随时绽开,足以丰富我们对笑容的记忆。

我怀疑,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在镜中是否也会笑出南瓜或者石碾石碾的味道,让自己大感陌生?

09 准制服

同我一起下乡的有妻子,还有姐姐和姐夫——他们从四川省一个大企业退休,这次一起来转业务农。他们虽然没有当地知青,但在大学时代参加过下乡“社教”和支农,对农村并不完全陌生。

村民们对我们的开荒有些好奇,挑剔我们的动作却赞许我们的工效,怀疑我们的理由却参与我们的规划。有的还给我们挑来猪粪和草灰。看到我们脚上的黄鞋子,他们脸上多有惊讶之色。我这才注意到,他们脚下已见不到这种鞋子。哪怕是一位老农,出门也经常踏一双皮鞋——尽管皮鞋可能蒙有尘灰甚至猪粪,破旧得像一只只咸鱼。年轻女子们当然更多一些讲究,脚下如果不是高跟鞋,就一定是松糕鞋——那种鞋底厚若砖块的日本样式。可能要不了多久,她们还会紧紧盯上吊带裙、露背装、指甲油、眼睫膏一类,一个个身体全方位装修升级,随时准备踏上VIP晚宴的红地毯。

西装成衣眼下太便宜了,已经普及到绝大多数青壮年男人,成了一种乡村准制服。不过,穿准制服挑粪或者打柴,撒网或者喂猪,衣型与体型总是别扭,裁线与动作总是冲突。肩垫和袖扣的无用自不用说,以挺刮取代轻便也毫无道理。如果频频用袖口来擦汗,用衣角来擦拭烟筒,再在西装下加一束腰的围兜,或者在西装上加一遮阳的斗笠,事情就更加有点无厘头式了。好在这是一个怎样都行的年头。既然城里人可以把京剧唱成摇滚,可以把死婴和马桶搬进画展,山里人为什么不能让西装兼容围兜和斗笠?难道只准小资放火,不准农夫点灯?

老五就总是穿上这么一件。一定是好些天没有换洗,一定是穿得过于多功能,他的西装已像硬硬的铠甲,而且是成人铠甲套在娃娃身上,甲片长得几可护膝。我问他为什么买得这么大。他兴冲冲地说:“大号小号都是一个价。我拣大号的买,合算!”

他不过是买衣时想多谋几寸布。

端午节,我应邀去县城,参加祭祀屈原的大典。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身为陪祭的主宾之一,我必须穿上我家没有的西装。主人倒是很热情,马上从某照相馆给我借来一套,让我临时换上。可惜这一套太小,箍在我的身上,不仅把我捆成了一个粽子,而且热得我满头大汗,似乎我一面对屈原就有不可明言的紧张和羞愧。

身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湖南作家谭谈先生,都对我的满头大汗都投来同情目光。不知是谁递给我擦汗的纸巾。

我只能苦笑:“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

他们付之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