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青参加全公社修路大会战的时候,在工棚里是最不受欢迎的人。人家说他到工地上来,除了赤条条的一条龙,什么也没有带。人们所有的财物都被他共产。临到吃饭,现筷子没有了,八成就是他抢先一步窃走,正在用来扒他的饭。发现毛巾没有了,必定是他刚才顺手扯走,此时正在什么地方,抹洗他骨头丰富的胸脯或阔大的鼻孔。知青在意他一口焦黄的牙齿,在意他长长的鼻毛,对他偷毛巾最为痛恨。把毛巾夺回来以后总要用肥皂狠狠洗几遍,还怀疑毛巾上残留着他鼻孔里的污秽。他厚着脸皮笑笑,反倒指责对方小气,有时更寡廉鲜耻,“我又没有拿毛巾给婆娘洗胯,你这样怕做什么?”

兆矮子什么事都往膀裆里说。哪个流鼻血,他就说你来了月水么?哪个去小便,他就说你探出头来看天么?就这两句玩笑话,他可以百说不厌,也不觉得单调乏味。

他还说到自己的儿子三耳朵,说到这个不孝之子勾引铁香私奔,“老子还没动手,他倒先一脚搞了个街上的婆子,你看气人不气人!”

女知青对他最为反感。每次出工,不愿意同他在一起。

他在家里本来是从不用肥皂的。但他一不得别人有什么特殊,容不得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逃脱他的探索。没过多久,他也对肥皂产生了兴趣,偷毛巾的时候总是连肥皂一并捎带。洗得兴起,一条褂子就洗出轰轰烈烈一大盆肥皂泡,在肥皂的主人眼里实在是惨不忍睹。

牟继生下工回来。发现自己刚买来的一块肥皂已经成了一小块,都认不出了,不免悲愤。“兆矮子,你这家伙一点道德也没有,侵占他人财产,犯法你知不知道?”

兆拉长脸,“你吼什么?我是做祖爷的人了,孙子都放得牛了,都捡得柴了,用一下你的碱都犯法?”

“你看你何事用的!赔!你赔!”

“赔就赔!一块肉都赔不起么?老子赔你十块。你看你这样范!”

旁边有人打趣:“你拿龙根来陪”

兆青脸色炸红,“以为老子赔不起?老子的猪婆刚下崽,一天就要吃一锅潲,天看天就要出栏。”

对方还是实事求是,“就算你的猪婆屙金子,也要你舍得呵。”

“我就赔,就赔!脱了裤子赔渠。”

牟继生跳起来,“裤子不要,你那裤子是人穿的么?”

“怎么不是人穿的?缝了还没有一个月。”

“婆娘的裤子一样,屙尿都找不到地方。”

牟继生最蔑视乡下人的抄头裤,靠一根草绳勒着,没有皮带扣环,更没有什么线条,两个宽阔在大的大裤筒,裤裆正反两面一个样。人们总是前后两面轮换着穿,于是后裆常常到了前面,鼓鼓囊囊向前隆出,给人一个下身接反了方向的感觉。

“那你要何事搞?”

牟继生没想出兆矮子那里有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一筹莫展,只好把一块碱的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

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马桥人把兆青叫作“津巴佬”。津巴佬就是啬巴佬、吝高鬼、小气鬼的意思。在马桥词汇中,“津”与“岩”相对。“岩”指呆笨或者憨厚,是山性的东西:“津”指狡猾和精明,是水性的东西,倒也同古人“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一说暗合。考虑到古代有河流的地方才有交通,有商业,有更多的盘算和计较,用“津”字来描述精于算计的人,当然不无道理。

我同兆青一床睡过几天,最不能忍受他的磨牙。每天夜里,他不知怀着对谁的深仇大恨,嘎巴嘎巴地咬牙切齿,彻夜不息,像不屈不挠嚼下了成吨的玻璃或者成吨的钢钉,整个工棚都随之震动。即使隔了好几个棚子,不眠人的神经想必也被他的牙齿咬紧和咬碎。我注意到,很多人早上起来,都红丝入眼,眼皮松泡,头发散乱,手脚软软的,像经历一场大难之后的疲惫不堪痛苦难言。如果没有兆矮子的磨牙声,大家恐不吓成这样子的。

兆青却若无其事,走路轻巧无声,有时还咧开一嘴黄牙笑一笑,把夜晚的仇恨掩盖得不露痕迹。

我提到这件事。他好像有点得意,“你没睡好?我何事没听见?我睡得连身都没有翻。”

“你肯定是风重了,再不就有一肚子虫!”

“是要看着郎中。你借我点钱,三块、五块都行。”

又是借钱。经过几次有借无还的惨痛教训,我现在一听就冒火,“你还好意思开口?我开了银行?”

“就借两三天么。两三天,猪一出栏我就还。”

我不会相信他。我知道,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他面前失过手,钱一出手就很难回头。他借钱似乎已成了一种爱好,一种趣味,一种与实际目的没有多少关系的文化娱乐——常常在他并不需要钱的时候。有一次他情愿被照相公骂得狗血淋头,上午传了他一块钱,下午在他的拳头之下原物退还,什么事也没有干。当然,借钱本身就是事,一张票子在自己的衣袋里暖了几个时辰,心里可以十分踏实和愉快、“钱和钱一样么?”有一次他认真地说,“用钱莫什么了不起,是人都会用。用什么样的钱,用得快活,那才是讲究。”。

他又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钱算什么东西呢?人就是要图个日子快活。”

倒说得很有哲理了。

他磨牙依旧,最后只能被我忍无可忍地驱逐,搬到另一个棚子里去。其实他没什么东西可搬,没有被子,没有箱子,没有碗也没有筷子,甚至没有自己的扁担和锄头。对他不怀好意的一身清白,没有任何一个工棚的人愿意收留,连他的一位同锅堂兄,也嫌他一床草席都没有,不愿与他共床合伙。好长一段日子过去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可以归属的窝。这不要,他与别人一样,还是每天都活着,尖尖细细地活着。一到落黑,黑夜沉沉挤压出他的卑微。他尽量洗干净脑袋和手脚,尽量堆出可爱的嘻皮笑脸,一个个工棚串过去,暗暗寻找目标,半求半赖地见空床就上。你一不提防,他就钻到床角去了。你再一迟疑,他就佯作鼾声呼呼了。你怎么骂他打他,你怎么揪他的头发和耳朵,他就是不睁眼,就是不动。

你打死他吧。

他个头小,精瘦如干蛤模,睡在床角似乎只有欠欠的一小握,加上屈背缩脚,倒也真占不了多少地方。

如果哪一天众人提防得紧。他实在找不到容身之隙,就会在某个避风处架两条扁担,扁担上和衣度过一宵。这是他的一门绝技。他甚至曾经表演过在一条扁担上睡觉的本领,呼呼睡上半天,丝纹不动,不会掉下来,一条背脊骨,足以让踩钢丝质杂技演员瞠目。

他情愿每天晚上施展他的扁担功,决不愿意回家去搬来一床草席。有点奇怪的是,他寝霜宿露,从没有发过什么病,反而永远精神抖擞如一只小公鸡。我每次醒来的时候,他早就忙开了,坐在朦胧的晨光里磋什么草绳或磨锄头片子。我睡眼惺忪到工地上的时候,他肯定早已干出了一身汗。太阳出来了。太阳燃烧着大地上弥漫无边的雾气,给兆矮子全身镀上桔色光辉。我特别记得,他挖土的动作很好看,沉重的钯头不像是他扬起来的,而是自动弹跃起来的,随着他的步子,一步一道轻松的辐线,抑扬有致。把头落下来的瞬间,手腕一摆,钯头顺势转过来,套头将土疙瘩准确而及时地击碎。他的双脚虚实交替均匀地踩在节拍上,决无拖泥带水的动作,决不会有时间和气力的丝毫浪费。他的动作不可以个而论,所有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不可分解,一气呵成,形随意至,舒展流畅,简直是一曲无懈可击的舞蹈。他低着头,是桔色光雾一优雅而灿烂的舞星。

这台出工机器的工分当然最多。如果是记件工的话,他常常一天做下人家两三天的工,让大家眼红而且不可思议。尽管如此,他仍然在扁担上过夜。我后来才知道,他平时在家里也是这样过的——他娃崽七八个要吃,两张床上的破被子要盖着娃崽,实在轮不上他。

计划生育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是重点结扎对象。他对此最为不满,说共产党管天管地,怎么还要管到裤裆里来呢?

后来还是乖乖地去了公社卫生院。关于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婆娘去结扎,说法很多。他说婆娘有病,扎不得。别人则说他担心婆娘偷人,扎了以后容易瞒天过海。还有人说,什么呵,结扎的人每人可以享受政府奖励的两包葡萄糖和五斤猪肉指标,兆矮子从未吃过葡萄糖,所以争着去挨一刀,也享受一回。十多天以后,他出门了,上工了,脸皮刮得青青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好像葡萄糖真他娘的有神效。后生们笑他,说都是婆娘去扎,哪有男人去扎的?一刀割下去,“不成了个阉官子么?他急得不行,说政府保证过,决无此事。见众人还不信,把裤子扯下来让大家参观一洗自己的不白之冤。

黑相公与他有肥皂之怨,不想放过他,说模样虽说没怎么变,天晓得还管不管用?

兆青说:“小子。把你的霞妹子叫来,你就晓得它管不管用了。”

霞妹子是一位女知青,黑相公刚刚打上主意的对象。

黑相公红了脸,“他这个鳖耍流氓!”

兆矮子慢慢扎裤头,“说你的霞妹子你就心痛了吧?你霞妹子那么圆的屁股,不是让人……”

话还没有说完,黑相公冲到他面前,一个蒙古式摔跤的背包动作把他放倒。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蒙着满脸的泥。

泥脸爬起来跑得远远的,破口大骂,“崽呵崽,崽呵崽,老子的孙都看得牛了,老子是刚动了手术的,刚出院的病人,连公社何部长都来慰问我,说我为国家作了贡献,你敢打?你敢打?……”

他捂着肚子回家,放出话来;他被打出了内伤,服草药花了五块多钱。他已经拿走黑相公的一把锄头,权且抵三块儿;一条毛巾抵了五角——黑相公还欠他两块多,不还是不行的。

他的结扎手术,从此成为他在任何事情上要价的理由,成为他到处通行的优待证。他今日要犁田(犁田的工分高),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不犁田(榨油的工分更高),也是因为他扎了;他今日要秤杆翘《到队上分谷的时候),是因为他扎了;他明日续秤杆跌(给队上交粪的时候),也是因为他扎了。他居然一直很成功,甚至企图把这种成功扩展到马桥以外的地方。他同复查一起到县里去买种籽,在长乐街上班车。他坚决不买车票。他不是没有钱,公家的钱,不是他身上的肉。但他对钱出手有本能的反感和痛恨,对任何票价都愤愤不已一“一块二?哪里要一块二?就这几步路,顶多两角钱!”

他一口咬定。

售票员好笑:“哪个请你来坐呵?你要坐,就是这个价,不坐,赶快下去!”

“三角,三角算了?四角?四角五?”

“国家的车,哪个同你还价!”

“这就怪了,做生意不还价,我们那里买担粪都有个商量好打。”

“你去买粪呵,没人请你来坐车。”

“你这妹崽是什么话?”

“快快快,一块二,拿钱来。”

“你你你们要这么多钱做什么?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只汽车,多坐个把人,未必车轮子就要多转一下?”

“下去下去!”对方不耐烦地把他往下推。

“救命呵!救命啊!”兆青死死攀住车门,一屁股坐在地上,

“老子刚刚扎过的,公社于部都来慰问过我,你敢不让我坐?”

司机和售票员同他说不清,满车的乘客也急得喊成一片,要司机快点开车。复查有点怕,赶忙掏出钱来,把票买了。

事后,兆青的脸色一直不好着,把车窗拨一拨,把座垫揪一揪,愤愤地吐痰,到了站也不下车,被复查喊了几次,发现自己已经是车上最后一个人了,还迟迟不肯钻出门。“夷边人就是拐。两斤肉的价钱,就坐这一泡屎的工夫。”

口里不干不净地骂了一通。

从县里回来,他说什么也不坐班车了,对一切班车也满腔怒火,路上每看见一辆,就“臭婊子”、“贼嬲的”之类叫骂一通,唾沫星子朝风驰电掣的汽车追过去。到后来,一切汽车都在他的憎恶之列,都要被他恶狠狠地瞪上一眼。走到黄市,一辆吉普压死了农民的一只鸭,司机不肯赔,同鸭的主人拉拉扯,不干他兆青的什么事。他不知哪里来的冲天怒火,从围观的人群外挤进去,二话没说就是一拳,打得司机向后仰坐下,鼻孔立即流血。围观的人本来同情鸭子的主人,怯于司机的威风,还不怎么敢说话,一见有人带了头,立即冒出一片喊打声,骇得司机和他的同伙脸都白了,赶忙掏出钱来消灾。

吉普惊慌地跑了。鸭的主人对兆有满心感激,说这个司机是县政府的,以前经常来这里,是大名鼎鼎的一霸,刚才不但不赔鸭,还说鸭子妨碍了战备任务。要不是兆青仗义,司机说不定就把他抓到县里去了。

兆青没注意旁人的感激和敬佩,也没人注意县政府意味着什么,还在气呼呼地后悔,说吉普车溜得太快了,早知道这样,就找一根扁担撬住轮子。

他和复查继续赶路,想搭一搭顺路的拖拉机,拦了几次,都被拖拉机司机拒绝,只好在热气逼人的公路上走着。复查一路上走得大汗淋头,忍不住埋怨:“反正是队上出车钱,你硬要省下来做什么?这不是,自己找苦吃!”

“贵得不平民愤么!”兆青是指车票价,“我这个人可以少吃点,可以少穿点,就是心里怄不得气。”

一个又一个公路牌数过去了。他们渴得喉眼冒烟,碰到一个路边卖茶水的摊子,一分钱一碗。复查喝了两碗,要兆青也喝。兆青白了他一眼,没说话,也不喝,只是屈着身子在树荫下睡。他们冒着日头再走了十来里路,路过一口水井,兆青这才从路边窑棚里借来一个碗,一口气喝了八碗,喝得水嗝翻滚两眼翻白口吐泛流,差一点没接上气。他得意地教导复:“醒崽哎,我说你龙根毛还没长齐,不晓得过日子的艰难辛苦。我说这号人,赚不了别人的钱,自己的钱还是可以赚的。”

队上给出差的人一天补助五角钱的伙食。兆青饿着走了一天,留了个整数回家,还得了路边塞棚里的一只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