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的水流入罗江,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过渡有小划子,若船工不在,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若船工在,五分钱一个人,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稳稳地插住船头篙,站在岸上一一收钱。点一张票子,就蘸一下口水。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稳稳地戴在头上。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其实,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水要急得多。惹遇到洪水时节,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昏黄了一切倒影,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弯,沤积出酸臭。但越是这个时候,岸边的人倒越多,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死猪、破桌子或者旧木盆,还有散了排的竹木,打捞出来捡回家去,这叫发水财。

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骇得人们惊叫着逃散。

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戳着白色的肉球,觉得好玩。江边的人也打鱼,下吊网,或者下线钩。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再仔细看,她们的来处,男人无论老少,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刹那间全光了裤子,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踉而去,大吼大叫。我这才想起,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是炮声。这就是说,河里放炮了,炸鱼了,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

在马桥的六年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水多,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说起过渡,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知青手里的钱不多,男的一旦聚成了团,也有一种当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过渡总是想赖帐。有一个叫黑相公的,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作派,一个劲丢眼色,要我们都往前走,钱由他一个人来付。他摸左边的口袋,掏右边的口袋,装模作样拖延够了,看见我们都走远,这才露出狰狞面孔,说他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给,老鳖,你要如何搞?然后拔腿就跑。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摆渡的老倌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扛上一条长桨,虽然跑得慢,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决不停下步来,追了一里,追了两里,追了三里,追了四里……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谁都相信,只要没有杀了他,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断不会回头的。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根本不打算算帐,不会觉得他丢下船,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凑了钱,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还找了零钱,嘴里大张大合,大概是骂人,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枪是在城里“文化大革命”时搞到手的,打完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乡下。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

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根本不可能结案,相反,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罗江苏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滩。我们操着耙头,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差不多在刺骨的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万顷良田,就是没有听到耙头下叮当的金属声。

一支沉沉的枪,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沉在水底,也不可能什么人把它捡走。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认真把它打量。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来。河滩上有一行浅浅足迹,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

没有什么人过渡。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换成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就回去了。

我猛回头,岸上还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