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凡的话

我父亲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我妹妹才两岁,就靠我母亲一个人做工养我们兄妹俩,还要再供我上五年大学,我不忍心。我对我母亲说,将来让小妹妹上大学吧,我工作供她上学,一家子有一个大学生还不就够了。她怪我不求上进。我能忍心她白天厂子里干了一天活回来又为我们的生活操劳?我和妹妹俩的衣服、鞋子全是她做的,家里花一分钱都得算计着。我上中学的时候,没买过一张电影票。寒暑假里的学生场,五分钱一张票,我都不向她要钱。我上高中的书本费全是我偷偷去做小工、捡破烂挣来的钱。学校里对我还是比较照顾的,学费全免。有时候,图书馆整理图书,班主任老师叫我去帮忙,学校里给点补贴。不是我不爱看电影,我是怕看上了瘾就老想看。后来是公鸡发现了,他就替我买过好几次票。那一次上制图课,老师把我叫起来,问我为什么总不用制图纸做作业,我怎么说呢?他态度也不好,说再不按哥斯特(“规格”的俄文叫哥斯特)的作业,今后他一律不改。我就顶了他一句,只要图画得合符规格,你管我用什么纸呢?是他先火了,说不想上制图课的可以出去!我就出去了,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坐了一节课。后来,你串通了公鸡,给我买了制图纸、鸭嘴笔,怕我不肯收,偷偷塞进我的书包里。你们不是公子哥儿,也就那两个零花钱,还不是自己省下来的。我发现你们塞在我书包里的那卷制图纸、鸭嘴笔和一张小纸条子。纸条子上写了几个字:“请你一定收下,我们佩服你刻苦求学的精神。”你们当时没留下名字,可我认得你的笔迹。我很感动,我从来不向人诉穷的,也不要人施舍,我跑到图书馆楼下的拐角里哭了一场。你们是难以理解这种心情的。我现在就可以挣钱了,我需要工作!

叙述者的话

快快头一次发现人生还有这样的悲哀。他父亲是一位民主人士,有相当高的地位,家庭经济条件也好,他从来也没有感到短缺过什么。听到自己的同学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竟然做出这种牺牲,放弃自己的前途,还要蒙受落榜的耻辱,他非常难过。眼前,正凡却清醒地等待着这种不幸。如果替一个同学仅仅是买个鸭嘴笔,或是交付一些书本费,快快可以向父母要,他们也会给他的。但是,要负担一个人整个大学期间的费用,这他想也不敢想,也不能向父母开口,他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朋友,沉默了许久,只好说:“走吧,你不是没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转转。”

他觉得,他应该陪伴正凡,分担一点朋友的痛苦,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

他们出了校门,沿着一条小巷子走着,两人一言不发。此刻,对他们来说,这种默契胜过于任何语言。他们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小巷,来到了大学的门口。

这正是五七年的夏天,那个不寻常的夏天。他们当时还不懂得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不关心,学校大门口贴满了“大鸣大放”的标语和大字报。他们出于好奇,便站住看。其中有揭发学校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有要求改善学生待遇的;有对一些党团干部的批评;还有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许多议论。而那些大胆的评论使他们吃惊,大字报中揭发的那些问题也使他们愤慨。但是,快快又觉得,这一切似乎离他十分遥远,他身边还没有过这种感受。他是在幸福中长大的,他感觉到的激情和不平瞬间也就消失了。他们进到校园里,又看了一会大字报,之后便分手了。

快快的话

我回到家里,刚进门,见客厅里父亲在和一个人谈话,来人正在向父亲劝说什么。说到要他“鸣放”,“发表意见”,“向党提建议”,诸如此类的话。我上楼去了,回到我那间小书房里,又沉浸在我的功课中。傍晚,我下楼来吃完饭,就又上楼了,一直坐到半夜。几个月来,我天天如此。下楼睡觉的时候,经过父母亲的房门,发现房里还亮着灯。往常,这时他们早睡了。母亲坐在椅子上,父亲来回走动着。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父亲说,“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动员我了,我的意见早说过了。”

“组织上来找你,要你主持会议,整党整风,你老推托不好,”母亲说。

“你不知道,这是政治!当前的情况复杂,有些人很偏激。如果我出来召集会议,我就得对自己召集的会议负责任。”

“组织上这样动员你,三番五次了。你是院长,你不召集谁来召集?党要搜集群众的反映,偏激的意见又不是你的意见,你也可以说明嘛!工作你不能不做,这样多不好!”

“唉……”父亲叹了口气。

我这才感到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同我家也有某种联系。我没有深思,回到自己房里,入睡之前,还听见楼上房里父亲沉重的脚步。

我考上大学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父亲正在做检查。那天下午,当我从邮递员手里接到录取通知书,我立即甩掉了脚上的木拖鞋,赤脚跳进房里,高兴地喊道:“妈妈,你快来看呀!我考取了!”

母亲从楼上下来,她接过通知书的时候,手都哆嗦了,看完她就哭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哭?难道凭我的成绩还考不取吗?她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我对妈妈说:“我早就料到了,我准能考取而且准能考取我的第一志愿。”我那时很骄傲。我说:“我是我们同学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我们学校又是全市最好的学校,如果我都考不上,那还有谁能考得上?”

到大学以后,我看到了我的考分,确实是最高分。可是我不知道,我竟是一个幸运儿。尽管我考分这样高,我也完全有可能考不上。我母亲的这种担心我后来才理解。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就是在新年晚会上扮演新年老人的罗老师,他为我做了一件好事。他把我父亲单位关于他的右派问题的材料在抽屉里压了半个月,才寄到招生委员会去。所以,转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报到了。我是那许多不幸的孩子之中的一个幸运儿。我这是后来从一个党员同学那里间接听说的。学校里讨论过是否把我退回去的问题,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为我说了话。他是个好人,五九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图书馆去当一名管理员,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也许是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在我入大学的时候,他替我说了话,大致是说我还是孩子,进大学时我还不满十七岁,在中学论表现论成绩都好,既然收来了,还是留下吧。这样,我就被保留了学籍,可大学那些年的生活,对我这个幸运儿来说,却又是不幸的。因为我从一进学校起,就背上了家庭包袱。

公鸡的话

还是说五七年那个夏天吧。快快见我也考上了第一志愿,原谅了我对科学的背叛。他来祝贺我,我们便和解了。我们又不约而同谈到了正凡,便约好了一起去他家看他。

正凡出来了,穿着个汗背心,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人,而他不幸。我们约正凡一块出去玩玩。正凡说:“去哪儿?”我想起爬山,就说:“爬天台山!”天台山在城外,有三十多里路。我们说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动身,吃的、喝的由我们带,他就别管了。快快说:“把你的画板带上就行了。明天早晨四点钟到你窗上敲窗子。”

正凡没有让我们到他家里去坐,我们知道那天他母亲工厂里休假,正在家。可他妹妹出来了,招呼我们说:“妈妈叫你们进去呢!公鸡和快快哥哥你们进去呀!”

小妹那时候只有八、九岁,还在上小学。她拉着我们俩的手,拖我们进去。正凡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便对她说:“同你妈妈说,我们改天再来吧。谢谢伯母了!”

小妹撒娇地说:“干嘛不进来?”

正凡向我们挥挥手,意思是让我们快走,我们俩便走了。转身的时候,见小妹正缠住正凡,一个劲地嚷:“哥哥,明天我也要去爬山,我也要去!”

正凡烦躁地推开她:“没你的事!去,去!”

小妹却朝我们大声地叫道:“公鸡哥哥,快快哥哥,我也要去!明天带我去,哥哥不带我去。”

我们都加快步伐走了。

叙述者的话

生活就是这样,有不幸,也有幸福;有痛苦,也有快乐;但生活中的痛苦与快乐,我觉得又都是美的。你不这样认为?不认为痛苦也是美的吗?只要这种痛苦是高尚的,是出于一种善良的心愿,痛苦我以为也美。就是在那种心情下,幸福的快快和公鸡同时又感受着他们的好朋友正凡的不幸。

公鸡的话

我爱山,也爱海。海是壮美的,可是我那时候还没有真见过海,只是在影片里,在绘画中,看到海那样开阔,气势澎湃,奔腾不息。我真正见到海还是在肖玲死后,我两次找寻过海。这之前,海在我心中只是个热情的、单纯的梦幻,我并不认识它真正的面貌。而山的美,由于我经常有机会登山熟悉的缘故吧,我当时觉得它又比海更细致,更丰富,给人多种的情绪。有时候,你站在山顶上,看到起伏的群山,听着由远及近的松涛声,那种感受我以为可以和海比美。当你穿过幽深的树林,在浓荫下呼吸着腐烂的树叶的气味——腐烂的树叶有一种香甜的气味,在松林子里,松脂又有一种清香——每当我呼吸到这种气息的时候,就觉得心情特别宁静。这种宁静,如果绘画的话,它是一种暖色调,和海唤起的那种宁静是不一样的。海有时也唤起人心灵的平静,可是那种平静,我总觉得是带着蓝颜色的,是一种冷的调子,有点单调的、孤寂的感觉。可在树林子里、荫凉下,你躺在枯树叶子上,仰望着头顶上在风中摇曳飘动着的树枝,望着从缝隙中透过的点点蓝天,或是几柱阳光,给你的那种宁静,是很善良的。它唤起你对生活和对人们的爱,对友谊,对爱情的渴望……

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林中的一个不大的湖边,在山洼子中间。快快说:“在地质学上讲,这应该是一个断层湖。”确实,湖水很深,幽蓝幽蓝的,深邃得有点可怕。但是在正午的阳光下,又蓝得非常可爱。我们对这山里的情况非常熟悉,这个湖我不知道山里人有没有个名称,可我们把这个湖叫“蓝宝石”。因为当时,我们读过一本小说,写的是几个探险家的故事,他们好像在西伯利亚发现了一个水银湖。所以,有一回,我们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就说,也给它命个名吧。叫它“蓝宝石”湖!如果能潜到水底,准能发现许多蓝宝石,因为湖水是那样透明,那样碧蓝。这个名字是我取的,以后在我们同学中就叫开了,说去找“蓝宝石”,就是指的这个湖。有时我们找得到,有时走岔了路,又找不到。它就像蓝宝石那样神秘,那样珍贵。

那天我们不费劲就找到了“蓝宝石”。它突然出现在林子的尽头,周围安静极了,没有人迹,鸟雀的声音也听不到。快快说:“游一会吧!”我说:“对,赤条条一下!没有人上这来的。”我们便脱光了,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我和快快兴致很高。只有正凡,他在水里游了一会儿便爬上来,躺在石头上晒太阳。大家都没有讲话,因为我们都感觉到,这是在向我们的少年时代告别呢!迎接我们的生活,将会是另一个模样。当然它也可能很美,却不会有这种单纯。在这种时候,是不需要言语的。调皮、捣蛋和孩子气也显得幼稚。我们或是默默地仰游,或是在石头上晒太阳,都不说话,只是尽情地享受阳光和清凉的湖水,享受着那份宁静。

下午,我们在山里已经走得很远了,谁也没有提出来回去。我们就信步向山里一直走去。大约是下午四点多钟的光景,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走到一幢颓败的石头房子跟前。快快说:“这也许原来是个别墅。”从它毁坏的样子看,我们推测,是战争中炮击或是飞机轰炸时被摧毁的。它修建在半山腰上是很奇怪的,按常理,不会有人把一个别墅修在这样的深山里。总之,谁也琢磨不出这所房子的来历。正凡突然发现了一个角度,斜阳照在山腰上几棵姿态优美的松树上,给松树染上了一层金黄,再加上这栋颓败了的房屋的残迹,构成了一幅非常忧郁的画面。他叫我们到他那个角度来看,那是很美的。正凡坐下来画画了。我没有心思画,只是坐在他身边欣赏着,他沉浸在他自己的情绪中。我们一起坐了很久,一直等他把整幅画的构图勾好,又用水彩着了些颜色。正凡的画,画得很好,他也有那种感受,可惜他得不到发挥他才能的机会。他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学美术,我相信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画家。

太阳快要落山了,是往回走还是继续登山?谁也没有意思沿着老路回城里去,大家一致决定:登山!“我们同太阳比赛吧,看谁落在后边!”快快喊叫着向山上跑去。我也吆喝着,挥舞着手上的书包。我们奔跑、呼唤着,一个劲对直往山顶上爬。

我们毕竟赶不上太阳,它很快的就消失在山梁的背后,林子里阴暗了。我们在朦胧的暮色中继续登山,穿过荆棘丛,扒着岩石,一直往上爬。

天完全黑了,我们也已接近山顶。可挡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陡峭的岩壁,没有办法再上去了。正凡说:“你们站在我肩上,我把你们托上去。”他让我跨在他肩上,快快又踏在我肩上。然后,我们慢慢地伸直了腿,搭成了一个人梯。快快扒到了岩石顶,他又把我拉上去,只剩下正凡在下边,我们没法够得着他。我们把书包带子解下来,仍然不够长。正凡在岩壁底下估计足足折腾有半个多钟点,突然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向伸出手来,向我们喊道:“拉住我,使劲拽吧!”他终于爬上来了,嗬!我们那个高兴劲儿!可正凡黑暗中沮丧地说:“我的裤子刮破了。”我一摸,果真,齐膝盖的地方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快快说:“怎么办呢?回去你母亲要说你的吧?”正凡说:“没关系,我就可以挣钱了。”这是我们那天听到正凡的唯一坚定而自信的话。

我们在山顶上站了许久。山风吹来,凉飕飕的,汗水全收了。不知道什么时间。我们三人中只有快快有一块旧式女表,是他考取了大学,他母亲给他的。但他不好意思戴,总是揣在口袋里。这时候他想起他的表了,从口袋里摸了出来,表蒙子却在爬山的时候碰碎了,表也就停摆了。我们站在山头,头顶上是绚烂的夜空,繁星满天。而远处该是城里,灯光闪烁,也像天上的繁星一般。我们便认定了方向,朝着城市的方向下山。快快突然想起说:“这里有豹子吧?”于是我们三个便大声地吼叫着,“喂——,喂——!”一方面为了鼓自己的勇气,而黑夜里这呼唤又是那么快意。我们三个人的声音回荡在这寂静的山林之中。

我们终于出了林子,来到城外一条小河旁,大家都洗了洗。我们精疲力竭,走到了铁路的一个岔道上,瘫坐在枕木上。想必已经凌晨两三点钟了。一列客车奔驰而来,我们只好站了起来。列车嗖嗖地从我们面前驶过,铁轨震荡着,我们心里也在震动。我们今后的道路通向哪里?这也是我们各自的生活道路的一个交叉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