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着路灯的光亮,龙仔振笔疾书,他也要我去找卓教授求和。这时我不再愤怒了,只有满腔的乏力,从龙仔手中接过纸簿,我写:“龙仔,你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能忍耐教授那样对待你?”

“她是在教我,她在教我怎么跳舞。”

我突然非常难过,提笔继续写:“不要骗自己了,好不好?龙仔,你知道教授是在占你的便宜。”

“一件事!”龙仔漂亮的笔迹在眼前迤逦展开。“我只知道,在人生里面,只要找到一件事,让你愿意用全部的性命去做,那其他的事情就都不在乎,也不抱怨。我已经找到了我要做的那件事,教授是在帮我。”

我握紧了双拳,不管龙仔再写了什么,我也不愿意再接过纸笔。

“你比我还惨。”龙仔将纸簿抛到路面的积水中,他改用手势说:“你有耳朵,可是你什么也听不进去。”

我竟然大致看懂了。

当龙仔的手语说到最后一字时,他的掌缘啪嗒有声地砸在手心上,以后的话,我再也没看进去,脑海里满满回荡着那一声响亮的拍击。

龙仔也拒绝再沟通,他转身走开,不愿意回头用视线碰触到我的任何一个部位,所以就方便无比地封闭了心灵。他是一艘沉进溶溶深洋的潜水艇,收起了天线和潜望镜,幽冥航行。在那里你安全吗?满意吗?不是非常非常的孤单吗?

我想跟上前去,但人高腿长的他,再加上那韵律感十足的步幅,我怎么也跟不上。

我跌坐落地,开始剧烈地哮喘,龙仔浑然不知悉,夜色里他和我的距离越拉越远,越拉越远。满地水渍中我见到自己破碎的倒影,我的胸口起伏疼痛,心里也疼。我心疼龙仔,他的路比谁都辛苦,在他面前,我的抱怨只是廉价的感伤。

我急需找任何人谈谈,任何可以聆听的人,这时我已接近四十个小时未眠,半身的污渍,气喘方才平息,在南台北连走过七八个街头,终于找到一台投币式公共电话,投进铜板,举起指尖却踌躇半晌。我只有西卡达。

西卡达果然还在办公室里,他一直很安静地聆听我的语气仓皇。

“阿芳你别急,先过来,我带你去喝啤酒。”电话里的他这么说。

回到纵横公司,只见灯火通明,整栋办公室几乎座无虚席,我想起来,离这届的“县市长”选举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

“阿芳你怎么了?一裤子都是泥巴。”门口的小妹夸张地喊着。

“摔了一跤。”我说。见到我的老板正朝向门口而来,满怀的情怯,我绕过几幢区隔办公座位,频频以手势答复同事们的惊异眼神,最后我逃进那间备有咖啡座的小会议室,那一向是我最喜欢的角落。

小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一个人,是我同部门的伙伴,大家都叫他米虫,米虫正聚精会神地透过放大镜检查一张样稿。

“嗨阿芳。”米虫说完又凑向镜前,对于我身上的污泥他似乎完全视而不见。

我拨了内线给西卡达,他要我稍候一会儿。

“阿芳你回来帮忙啊?”米虫问我,他不停地用笔圈点样稿中的瑕疵。不待我回答,他又说:“简直快忙翻了,那群新菜鸟,只会坏事,老板前两天还说要征召毕业生回来,还是老员工才行啊。”

听得我心猿意马,我们公司有个传统,从纵横出去的人,都叫毕业生,多半的毕业生与公司都保持着友善的关系。我仿佛听出来米虫正在给我制造一个良好的下台阶。

“今天是回来找西卡达的。”我轻声说。

“哦?”米虫抬起头看看我,我知道我满脸的憔悴,米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又埋首进样稿中,他说:“找他也好,西卡达最近很闷。”

“他怎么了?”

“不知道,就是很闷。”

我沉吟不语,爽朗的西卡达向来就是大家的打气加油站,米虫既然这么说,表示西卡达一定有着心事。我低头剥除裤子上的泥垢,一块一块剥进脚边的垃圾桶里。只是想找个人解忧,我忘了,别人也有别人的忧愁。

西卡达来了,一与我照面,他搓了搓自己的短发,咧嘴而笑,最后他搂住我的肩头。

将脸埋进他充满喷胶味的衬衫里,我的身心顿时都轻松了。

见我和西卡达就要双双走出,米虫哀叫了起来,“西卡达你要出去多久?这叠稿子急爆了,版厂待会还要进新样稿。”

“就找我那几个小兵看稿嘛。”西卡达随口说了几个下属的名字。

“哇咧,还找他们?没有你签字不行啊。”

“我跟阿芳聊个天,”西卡达拉着我继续走,他朝整间办公室朗声宣布:“有急事再叩我,OK?不急不要叩。”

“一群天兵,穷紧张。”西卡达嘟囔着说,在办公大楼下,他示意我坐上机车后座。

西卡达载着我到了那家叫做“橘子”的小酒店,落座在我们惯常的那张台子前。

说是喝啤酒,西卡达的酒量其实非常浅,他也自知其短,陪我干掉一罐海尼根以后,他就开始喝可乐了。吧台上那位女酒保又送来了招待的小菜,每次和西卡达来这里总能得到免费点心,我们都心照不宣,俊朗的他相当有女人缘。

我的医生要知道我连灌下两瓶啤酒,恐怕要极度训斥我的,但这时候我只觉得冰凉的酒汁十分爽口,从没喝过这样痛快的液体。

在我面前西卡达不太抽烟,他一直嚼着夏威夷豆。我们聊了些公司的琐事,很快便聊完了,两人一起探手向杯子,细细啜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