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部长是中欣父亲的堂叔,没出五服,是很亲的。赵家坪是他们那一带的大寨子,赵姓是大姓,有钱的大多也姓赵。不过当时那种穷山沟,有钱也有不到哪里去,无非多几亩水田十几亩坡地,无非多三两间房。无非多几床棉被垫絮,日子一样清苦得很。男女老少也一样要劳作,一样吃苞谷吃红薯,哪像黄世仁刘文采那样?赵部长家原来也算是有几石田一间磨坊的小康人家,但父亲爱赌,成家几年后便将家产输光了,成了赤贫。民国十八年,第一次闹红军的时候,赵部长跟着一支部队走了。他说其实当时啥也不懂,只想有一口饭吃,只想出去闯闯世界,在家里看不到前途,就像今天农村青年外出打工一样。到哪里去,打什么工,都不知道。几件衣服一裹就上路了。那时也是这样。也不知道哪是革命队伍,哪是反革命队伍。赵部长说他的一个兄弟因为腿上长疮,说晚几天去追他的队伍,结果他追上了白军,后来死在宜昌会战中,虽说是打日本人死的,连个烈士也没捞上。赵部长当了几年红军,打打跑跑,胜胜败败,吃了不少苦。后来红军的势力又大了起来,又回到赵家坪一带发展,成立了苏维埃,组织了赤卫军,招来了一批青少年,舞刀弄棒,唱歌识字,打土豪,分粮食,很是热闹。山区的娃子很孤寂,抬头见山,低头见谷,一辈子就那么几个人来来往往苦熬日子,这一下子几十几百在一起闹腾,很吸引人。况且打了地主土豪,还可以好好吃喝一顿,分上几件衣裳。还可以听到许多革命大道理,等革命成功之后,可以分地分房分牛分羊,还可以到大城市去。最刺激人的,就是可以将那些平日有钱有势的人和他们家的女人孩子捆起来游街,戴高帽子,在大会上吼他们骂他们,踢他们打他们,还可以枪毙,杀头。赵部长说,所以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一些老家伙吃了很多亏,私下里又气又恨又不理解。我说,你们看看今天这些红卫兵娃儿,和我们当初不是一样嘛!捆绑,游街,挂牌牌,戴高帽子,连喊的口号都是我们当年的:造反造反造反!一切权力归农会……

中欣父亲家当时还算富裕,他爸死得早,给孤儿寡母留下几石水田和街上一间小山货铺。那时中欣的奶奶还很年轻,人很勤快,又精明,将水田租了出去,每年收些租子,用后来的说法,叫地主婆吧。她自己请了一个人,一起经营街上的那间山货铺子,家产渐渐比她丈夫在世的时候还大了起来,她便让儿子念书。赵部长说,我们回去的时候,你们的父亲十三四岁,已经念到高小了。在我们山里,那是很高的文化了。那高小是当地一个乡绅办的,红军来了就停了,学校成了苏维埃政府。中欣的父亲没有书念,便成天在操场边看赤卫军儿童团开会操练。有几次,他找到赵部长,说要参加。赵部长说,穷人才能参加呢,你们家又有铺子又有田,看你爸不在了,你妈一个妇道人家领着你过活不容易,要不然,说打你家就打你家呢!赵部长说,你们的父亲当时听了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可能是从小丧父,他从小就很孤僻,和他娘也不太说话。那时,常有他娘的风言风语,一个年轻能干的女人,男人没了,这些话哪少得了呢?山里人,就用这些话来混日子呢。为这些话,你们的父亲常跟别人打架,总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但他很犟,回去也不说。下次又打。他娘知道了,哭过好几次,说等高小读完,就让他到县城去念书。就是这个时候,红军又回来了。

赵家坪一带的革命势力越来越大,今天东征,明日西伐,常常带回许多令人眼红的战利品。衣裳也渐渐正规了,有许多人穿上了青靛染的机织布军装。还有的人配上了真家伙,长枪短枪手榴弹都有。有一回,说要将一部分赤卫军编入正规军,然后开拔去打县城。县城离赵家坪有七八十里路,翻山越岭的,许多赵家坪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说要打县城,那感觉就跟今天说要去打美国一样。新鲜得很哪!县城有洋房,有电灯,有戏园子,还有四个轱辘的汽车和两个轱辘的脚踏车……反正打县城的消息让全体红军战士,赤卫军战士,儿童团战士和全体赵家坪的受苦人兴奋得像孩子要过年一样。

队伍开拔的那一天晚上,中欣的父亲找到赵部长,把他拉到一个僻静处,叫了一声叔,刚说一句带我走,便嚎啕大哭了起来。赵部长说,你娘就你这么一根独苗,再说,你还没有一杆枪高呢。中欣的父亲从怀里抽出一把磨得晶亮的柴刀说,我就用这个。赵部长一看笑了,说,你真要革命,去把你们家屋子烧了。赵部长说,他当时这么说,只是随口开个玩笑,是想把他挡回去。这话刚一说完,那个文文静静的读书伢子调头就走了。

晚饭过后,队伍正要准备出发,忽然看见东边的夜空腾起一片火光。火借风势,很快便蔓延成了一片火海。赵部长说,他当时在心里直叫娘,没想到这小子果真就回去放火烧房子了。中欣父亲家的房子在赵家坪的东头,那天刚好是东风,眨眼之间,数十幢房子便都在火海里了。许多赤卫军要赶回去救火,但又不敢延误军机,一个个是又哭又叫又骂又跳,干着急,没办法,都说是地主老财在报复革命呢。此时,只有赵部长一个人知道这把火是如何烧起来的。部队出发的时候,中欣的父亲出现在赵部长面前,说,叔,我照你说的做了。赵部长说他当时真恨不得一巴掌把这个疯小子给拍死过去,但又怕那些刚刚编入红军的乡亲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只恶狠狠地对中欣父亲说,跟老子走!这件事你要是对第三个人说了,我把你的头揪下来!

在那一片火光中,中欣的父亲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打县城的那一仗,败得很惨,红军死伤过半,元气大伤。地主武装乘机反扑,将原来几个红色根据地都收复了。从此,红军再也没有回来过,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天。

赵部长说,可能有人看见了中欣父亲放火,再说火是从他家烧起来的,着火之后他又跟红军走了,怎么想都是他干的。那天,他娘从街上铺子里赶回来后,儿子不见了,居住了几代人的祖屋已是一片瓦砾。

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她里外不是人了。红军这边的人说她这个地主婆的儿子烧了别人的家产,清乡团那边的人说她儿子跟了红军她就是匪属。中欣父亲那可怜的寡母后来就不知去向了。据说解放以后,中欣的父亲托地方政府四处打听过他母亲的下落,都没有打听到。中欣的父亲从此不再回乡。

赵部长说,那一把火几乎毁了赵家坪。他在五十年代初回去的时候,当年那些断垣残壁还原样戳着,上面烟熏火燎的印迹都还在。赵家坪的男丁本来就跟革命走了一半,剩下的逃的逃杀的杀,加上那场大火,几十年血雨腥风,差不多是个荒村了。直到三年灾害时,一些从四川河南逃荒出来的饥民在那儿落了户,才渐渐有了一些生气。到那时,赵姓已经是小姓了。

11

几年以后,赵部长得了胃癌。查出来时已经转移。中欣的父亲一知情,立刻打电话让中欣两口子马上去医院探望,说他尽快从北京赶来。那时,他自己也已是古稀之人了。

在病房里见到赵部长,他竟没有一点绝症病人的模样,正盘腿坐在病床上自己跟自己玩扑克牌呢,也没见人陪伴。赵部长说,我让他们都走了,还没死,都围着干吗?谈起病情,赵部长说,我早知道要得这个病的。

中欣问为什么?

赵部长说,我做过造孽的事呢,你爸没给你说过?

中欣说,什么事?没说过。你知道我爸那人,啥都不说。

赵部长很诡秘地压低了声音说,我吃过人。

那天晚上,赵部长讲了一个苦难又恐怖的故事。

1936年底,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结束了。一、二、四方面军先后抵达陕北。但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喘上一口气,上面又要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西征,去往宁夏青海一带,扩展革命地盘,开辟国际通道。那支部队就是刚刚组建便永远消失了的西路军――那是当时红军最强大的一支部队。

西渡黄河的时候,部队被打散了,一部分突出重围撤回陕北,一部分被敌人打得七零八碎,被迫向大戈壁深处逃去。

大戈壁上,只有望不到边的石头和风沙,没有水,没有粮食,连可以取暖的柴草都找不到。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特别冷,冷到你一摸枪管,就会把手上的皮肉粘下来。那一带是宁青马家军的地盘。马家军大多是骑兵,人强马悍,熟悉环境,呼啦啦一阵风地来了,刀劈马蹋一阵,又呼啦啦一阵风地去了。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西路军战士,又冷又饿,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西路军中最著名的妇女先锋团,最先过黄河,也是最先遭难的。一路上都能看到她们被冻死被打死被糟蹋死的尸体。那些尸体后来又被狼群掏空,只剩下一些衣物碎片和一副副白骨,看了让人哭都哭不出来。那些没有死的女兵,被敌人抓去之后,也受尽凌辱,许多也被折腾死了。那都是一些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女红军,她们刚刚跟着男人们一起走完了九死一生的长征路。

赵部长当时是连长,中欣的父亲就在他连里,那时他已经是排长了。他们连只剩下二三十人,一个个形同鬼魂,每天都有人倒下死去。一天,他们又遭遇到一支小股骑兵的袭扰――那时,马家军已经不把他们当一回事了,有时一个人骑了马就敢来冲他们放一阵子枪,然后玩儿一样离去。那天中午,太阳很好,他们便在晒得有些温热的低洼石滩上互相紧紧搂抱着打个盹。夜里他们是不敢睡着的,一睡着便会冻死。他们听见了大地远远传来的马蹄声,起身一望,天边有一股翻滚的尘土向他们逼来。赵部长说,打,总是一个活不成了。以往这种情况,他们常常将队伍分散,尽量避免和敌人发生冲突,即便被发现,也可以减少损失。但现在,他们已没有多少人可以分散了。中欣的父亲当时已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时他大概才十七八岁吧?正是要吃饭的时候。他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打,痛痛快快,打一仗。死了算!

那几个骑兵没想到突然遇到这么猛烈的抵抗,也没摸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少人马,远远围着他们转了几圈,打了一声唿哨便撤了。撤了不久,忽然看见一个骑兵又返了回来,在刚才转过圈的地方寻什么,也许是他太没有把红军当一回事了,也许是他太专注于找东西,他渐渐走进了红军的射程。中欣的父亲一直在一块大石头后边用枪瞄着他,赵部长还以为他是防范敌人突然进攻。就在那时枪响了,那个骑兵从马上掉下来。赵部长狠狠骂了一句,小狗日谁要你开枪!中欣的父亲说,打那匹马吃。紧接着又开一枪。马受了惊,撇下主人跑掉了。红军端着枪围上去,那个骑兵没死,只是臂上受了伤,大家一拥而上,一瞬间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剥夺光――马枪、马刀、匕首、皮靴、皮帽、皮裤、皮袄、皮背心……剥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和一副裹脚布。战利品中最珍贵的是一包镆,就是西北人用来做肉夹馍的那种面饼,结结实实的小半斤一个,一共十来个,还有一砣干羊肉。一眨眼间,这些东西全进入的红军战士的肚子。吃完后才想起来,得马上逃走。敌人发现少了一个人,会回头来找的。俘虏怎么办,杀掉?还是放走?剐光了他的衣服,才发现那还是个孩子,虽然个子已不小了,但身上的皮肉还是嫩的,白白净净。望着一个个人模鬼样的红军战士,一边哆嗦一边发出小羊一样绝望的哭泣声。他胳膊上被穿了一个弹眼,血流不止。赵部长叫一个战士用那个骑兵的裹脚布给他把伤口扎紧,又扔了几件破衣服给他,说了一声,走!带上。

走到第三天,又有几个战士死了。那个受伤的骑兵又冷又饿,也是奄奄一息了。他们从小就在马背上过的,哪能这么走路呢?到后来几乎是让红军战士架着他在地上拖。队伍走到一片荆棘林子时,赵部长说,他想都没想,上去就朝那骑兵的脖子大血管处捅了一刀。那骑兵倒了下去,年轻的血喷了出来,直喷出几丈远。赵部长把刀交给中欣的父亲,去,把肉剔下来,一人一份。

荆棘林子里,满地都是冻脆了掉在地上的枝条。战士们用那些枝条烤肉。烤熟了,再分成七份,每天只能吃一份,多吃枪毙。

凭了那几十斤肉,他们走出了苍苍茫茫的大戈壁。

赵部长说,说是当时想都没想,是已经不需要再想了。他一开始就有这个念头,他一路上都在想这件事。

后来这件事被组织上知道了,将他们全体抓了起来。赵部长对大家说,和你们无关,这事是我一个人做的。

赵部长被判了死刑。

大家都被放了。但大家不走,全体跪在地上,他们对组织上说,没有连长,我们活不到今天,也不能再去抗日杀敌。他们跪了几天,赵部长终于免了一死,但军籍,党籍,连长什么都没有了,以刑徒之身,发配到前线,戴罪立功。

赵部长说,从那以后,他的胃里就有感觉。他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

中欣和可可直听得心惊肉跳,听到后来,中欣眼泪哗哗直淌。讲过那么多战争故事的父亲,对这件事一直守口如瓶。

赵部长去世的时候,当初的那些人,只要还活着的,活着还有一口气的,都来了。追悼会上,别人都是鞠躬,他们那五六个人一起走到赵部长跟前,“嗵”地一声全部跪下,边哭边磕头。他们什么话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