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嫣就说起南方的怪病,说起姐夫的遭遇。

卫老师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和你一样啊。

达摩说,怕就是茹嫣女士的大作呢。

卫老师就说,当时没注意谁写的,我还把它转给了几个老朋友看。我觉得那一篇东西很真实。真实的东西,看得出来,就像假的也看得出来一样。

大家就又谈了一会儿怪病。

卫老师说,其实,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瘟疫恶疾,是很正常的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欧洲历史上几次大瘟疫,人口死了一半,现在他们不依然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就把它政治化了。我记得解放初,就有这种内部规定,重大传染病不许乱说。那时候,老百姓之间消息闭塞,不说就等于没有,很有效。别说隔个一两千里,就是城东发生的事,城西也不知道。当时还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你如果说了,不管是不是实事,可能就是别有用心。

然后,大家就顺理成章地说起国内外大事,腐败问题,修宪问题,教育问题,治安问题,朝核问题,巴以问题,西亚问题……天马行空,纵横捭阖。

天下大事说完,达摩就说,我刚添外孙了,年三十夜里。

卫老师吃了一惊,哈哈大笑起来,你有外孙了?你竟敢有外孙了?你才多大呀?

达摩说,五十一了。旧社会,该叫半百老人啦。

卫老师直摇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时间太厉害。也是,从我在陶陶斋见到你,一晃快四十年,难怪古人说人生如梦。

大家就算着说着感叹着。

卫老师说,有了外孙,如何感觉?

达摩说,总觉得是添了个儿子一样。没找到做外公的感觉。

大家就笑。

卫老师说,不便去看他,得给他点什么礼物才好。

赵姨也说,缺什么,跟我们没客气可讲的。

达摩说,什么时候有兴致了,写幅字,就是最好的礼物。

卫老师说,这个我答应。总还得有点别的,你就不管了。

每次聚会,卫老师都会像少年与同伙们分享隐秘一样,说一些近期各类动态、传言、好书好文章。达摩和毛子也回敬一些此类信息,都说得兴致勃勃的。

对于茹嫣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来说,这些人,这些话,都是新鲜的。但是她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想一想,便连接到遥远的俄罗斯,连接到普希金、赫尔岑、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们笔下的一些人物。在空气中能够嗅到一种锋锐的、热情的、反叛的、诡秘的,甚至危险的气息,你总能感觉到他们身体内有某种力量在漫溢出来。他们许多看似平平常常的话,也能够读出里面的多种意义,让人总是充满一种紧张感。不论是对思想,还是对智力,都是一种挑战和刺激。

见大家大过年的只顾说一些天大的话题,赵姨笑笑说,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呀?一见面就是天下大事。便让大家吃点东西,说是过年前,她和卫老师专门去买来的。

卫老师应付事似的剥开一只香蕉,小小咬一口说,刚出一本书,给你们一人一本,算是压岁钱吧。

便让赵姨去书房取来。

作为一个不到二十岁就开始了文字生涯的人,卫老师直到六十岁之前,没有一本书。八十年代以来,每隔三五年,就会有一本书出来。到了九十年代后半叶,几乎年年都有书出,而且是越来越有份量,越来越有味道。卫老师的书,很随意,往事,友人,读书,音乐艺术,思想文化,涉猎范围很广。近几年,卫老师将数十年前的一些思考,写成了一些随笔、散论,其尖锐深刻在读书界知识文化界引起很大震动。卫老师出了书,不论样书多紧,“青马”的几个是每人必有一本的。卫老师的一个老友,给他刻了两枚闲章,一枚是“七十不惑”,一枚是“八十知天命”。他很喜欢,便用来做书章。前一枚,过完八十大寿之后,就收藏起来,启用第二枚。

赵姨拿来三本书,递给每人一本。书名是《一个老人和一个制度的对话》,达摩和毛子的已经题签好。

茹嫣一看自己的还是空白,便说,您得给我签名啊!

卫老师说,我不知道今天还有一位新人来——说着从茹嫣手里拿过书来,问茹嫣是哪两个字?

达摩说,如果的如,心不在焉的焉。

茹嫣说,写我的原名吧,要不然别人会以为您写了别字。

茹嫣就告诉了自己的原名。

卫老师说,茹毛饮血的茹啊?怕是胡人后代呢!骑马打仗的游牧部落。

茹嫣说,我母亲也这样说过。只是那些骑马打仗的先人没文化,没有留下家谱,只好乱猜了。

卫老师一笑说,胡人后代也可以如此斯文了。那个写小说的王安忆,好像也谈到这一点。要算母系的话,她也该是胡人之后,我记得好像是突厥。

卫老师戴上眼镜,向茹嫣凑近一些说,我来看看,有没有一点突厥人的样子,该有一点异国风情才是。

经卫老师这么一说,达摩和毛子说果然就看出一些异国风情来。弄得茹嫣红了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