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潘小伟终于同意与你们合作了,我想,面对纪春雷的死,他不应该无动于衷了。可我想问问,他愿意合作的这种表示,对推进整个案情的进展,有没有具体价值呢?

吕月月:当然有。在游乐园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潘小伟在亚洲大酒店客房内拨通了香港他哥哥的手持电话,当然这是在事先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打的。自从他住进亚洲大酒店904房以后,我们一直对他房间的电话进行了监听。他的这个电话的内容我们也同样收录下来。哥俩儿是用广东话交谈的,当天我们看到了翻译成普通话的监听记录。我记得他们大致说了这样一些内容:

先是潘小伟问:“大哥,你那里讲话方便不方便?”

潘大伟说:“没事的,你讲吧。”

潘小伟说:“我现在已经被这边的警察保护了,我打电话警察知道的。大哥你和冯世民在搞些什么,他们好辣,两次要杀我!”

潘大伟问冯世民这混蛋又怎么搞了,潘小伟就把游乐园的事情简单讲了讲,“他们在港华中心酒店已经搞我一次了,现在又搞。爹不在了,我是死是活你们管不管?”

潘大伟说了许多安慰的话,然后问:“大陆警察想要怎么样?”

潘小伟直言不讳:“他们说可以保护我,但是要你把那把小提琴拿出来,那琴有没有在你手里?”

潘大伟半天没吭声,一会儿他问:“你是怎样和他们讲的?”

潘小伟说:“我讲你会交的,我替你保证了,说你会交的。”

潘大伟又迟疑了一会儿,说:“小提琴没在我手里呀。”但潘小伟马上抬高了声音:

“大哥!你有没有搞错!你要琴没用的!你不交,一九九七年后你在香港怎么做生意!你不交,大陆要扣我做人质的!”

潘大伟这下才说:“好啦好啦,我想一想啦,你莫急呀。”

最后他们约定晚上十点钟再通话,潘大伟对弟弟说希望晚上能和大陆警方的负责人直接谈一下。潘小伟说没问题的。潘大伟又嘱咐弟弟保重,莫急,他说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电话就打完了。

从交谈的口气上看,哥儿俩感情还行。

当天晚上,处长和伍队长一起到了亚洲大酒店,他们此时的脸色,至少开始阴转多云了。纪春雷的死使案情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突然进展,不但基本确定了小提琴的下落,而且竟然可以和潘氏家族的“大哥大”潘大伟直接通话,这对小提琴的追回,应当说有了一线曙光。

临去亚大的时候,伍队长叫上了我,他说月月你跟我们一起去,潘小伟如果情绪不好,你可以做做工作,他现在比较愿意听你的。于是我就跟上他们在晚上九点半钟到了亚大潘小伟的房间。约定是晚上十点钟由潘大伟把电话打进来,但十点钟过了没有电话来,我们怕总机出毛病,问了一下总机刚才有没有这房间的电话,总机说没有。我们就继续等。

等到大约十点半钟,电话来了,果然是潘大伟本人,我们这边由伍队长来谈,潘小伟在客房卫生间的串机电话上一起参加交谈,伍队长的北京话和潘大伟的半广东半国语发生沟通障碍时,就由潘小伟翻译一下。他们谈了大约十五分钟左右,谈的什么我听不大明白。挂断电话以后,处长队长就匆匆和潘小伟道晚安,我们三人就出来了。

晚上十一点半钟,我们敲开了万副局长的家门。

万副局长没有睡,正在家里等我们。局长的老伴已经穿了睡衣,给我们三个人端了几杯茶水,就默默地回到自己卧室里去了。万副局长把客厅的门也紧紧关上,然后问处长要了根烟,才开口问:

“说吧,怎样个情况?”

处长看队长,队长说:“电话通过了,是潘大伟本人打来的。他同意交琴。”

队长的这句话一说出口,我心里不禁忽地一热,转脸看看万副局长和处长,很奇怪,竟是无动于衷。

万副局长冷冷地抽着烟,问:“什么条件?”

队长说:“第一,要保障他弟弟潘小伟的安全和自由。”

万副局长点了一下头。

队长接着说:“第二,要按他提出的方法交这把琴。”

万副局长问:“他提了什么方法?”

队长说:“潘大伟今天下午已经和冯世民通了电话,提出由他的弟弟潘小伟代表潘氏家族出面,以这把纳格希尼小提琴作为礼物,向天龙帮求和。潘大伟说,冯世民已经接受了潘家的和解条件。他们约定在这个月二十五号晚上九点钟,在本市美高夜总会,由潘小伟与冯世民会面,当场送交这把小提琴。潘大伟这个交琴方案的中心意思就是,必须是在潘家将小提琴送交天龙帮以后,我们才可以采取行动,收回这份国宝。”

处长说:“这意思很明白,可以理解。”

局长摸着下巴,怀疑地问:“冯世民,肯来吗?”

队长说:“据潘大伟说,冯世民每年五六月间都要到北京来一趟,主要目的是去潭柘寺许愿,他一直相信潭柘寺里有释迦牟尼的真身。这次顺便以胜利者的身份接受潘家的求和,也算一举两得。”

处长说:“我倒是搞不懂,既然冯世民已经大驾劳动,潘大伟为何反而不能出头露面?”

队长说:“潘大伟讲,上次与天龙帮火并之后,为了安全起见,他对外一直诈称有伤,并且放风出去说意大利小提琴已不在香港。所以他不出面,于情理是比较顺的。”

处长问队长:“我听你在电话里问为什么要选择美高夜总会作为和谈与交琴的地点,他怎么解释,选这个地方有什么讲究吗?”

队长说:“潘大伟讲,这是冯世民指定的地点。美高大厦好像有冯世民公司的股份,设在美高大厦三层的美高夜总会是由港商承包经营的。承包商在香港也是搞娱乐业的,一直受天龙帮的保护,连美高夜总会的内部装修也是包给冯世民手下的一个建筑公司做的。冯世民既是美高大厦的一个股东老板,美高夜总会也算得上是他的地盘。”

局长慢慢把烟在烟缸里按灭,又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把烟头碾碎,好半天才问:

“冯世民入境之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为好,你们和香港警方协调过吗?”

处长答:“这事以前和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请示过。据中心局说,冯世民和潘大伟一样,目前香港警方都没有收集到足够能证明他们本人犯罪的合法证据,所以一旦冯世民入境,港警大概不会请求我们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但中心局的意见,只要这把小提琴一回到中国境内,不管冯世民解释为是自己买的还是接受什么人的馈赠,作为失踪的国宝,我们都可以依法收回。”

万副局长站起来,在烟熏雾缭的屋里踱了两圈,打开阳台的门,站在阳台上看这个刚刚睡去的城市,周围的楼群很少有亮着的窗户了。五月的夜晚确实乍暖还寒,风还是有点贼,处长提醒说,万副局长小心别着凉,万副局长没应声。队长低头掏烟,还没点着,万副局长进屋了,看看处长,又看看队长,队长拿烟的手难以察觉地微微抖个不停。他看着局长那张犹豫的脸,轻声说:

“局长,恐怕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万副局长站在阳台的门前,长出了一口气,说:“好,那就先这样办吧,按潘大伟的要求,先让他们双方交接这把提琴。交接完以后,你们要立即控制冯世民,然后依法收回这件国宝。你们要注意,要绝对保证不能让冯世民失控,他一旦溜走,是完全有可能从海路把这把琴再偷渡出去的。”

伍队长本来说话办事一向留有余地,不轻易许愿的,此时也只能立军令状似的站起来,表态:“放心吧,他绝对跑不了。”

处长也说:“我们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准备。”

万副局长点点头,“那就这样吧,但愿这个案子能像你们算计的那样顺利。”

万副局长一锤定音,这个方案就算这样定了。但从他的神态口气上,对这个方案能否那么顺利那么有把握,似是有所保留。

海岩:既然不放心,为什么又同意这个方案呢?

吕月月:这个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除此也没有更好的进展方向了,而且局长可能考虑小提琴的交接是在中国境内,无论是真是假对我们都不会有什么损失。所以就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

海岩:有枣没枣打一竿子。

吕月月:对。

海岩:后来结果怎么样?

吕月月:从万副局长家出来都已经快凌晨两点钟了。方案通过了,处长和队长都觉得总算向前走出了这一步,都有办成了一件大事似的那种轻松,但后面的路是不是顺,他们也心中无数,而且这个方案的许多细节,还需要费时费心安排策划,所以两个人的脸上,又都带着无尽的倦意。

我们上了汽车,谁也没再谈这个案子。我开车,他们二位在后面默默无话,不知是在打盹还是在想心事。我分头把他们送回家,然后自己开车回单位睡在办公室里,因为集体宿舍太晚了早关门了,而我妈那儿又没法放车。

第二天早上八点来钟,队里的人都来上班了。我困得不行也没法再睡。队里几个同志议论着要捐点钱给纪春雷的爱人和小孩。我当然也就把身上的钱和抽屉里的钱都拿出来了,捐了两百多块钱,加上其他人捐的,一共是一千多块钱。我们几个就带着钱到老纪家去了。到了以后,看到老纪家已经有几个亲戚朋友来看望老纪的爱人。他爱人受了这个打击,从昨天到现在水米不沾,已经不成人样儿了,甭管谁来,眼睛发直,一句话都不说。我们把钱给她放在床头,一个老一点的同志代表我们几个人说了说捐钱的心意,老纪爱人听着,脸上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有人向她介绍我,说我就是在老纪牺牲时和老纪在一块儿的那个女同志,她才无声地哭起来。

她摇晃着头不成调地说:“你还活着可春雷死了,他怎么就没躲过去呀,他明知道我们娘儿俩离不了他呀……”

她哭得我心里难受,我也跟着掉眼泪,抬眼看看老纪的这个穷家,除了旧沙发、木板床、小桌子和一个破立柜之外,真没一样值钱的东西。就算是老纪被追认为烈士,家里能享受烈属的抚恤政策,可那又能有几个钱呢。他老婆有病,孩子又小,孤儿寡母都是没钱不行的主儿。

海岩:不过月月,我听说这些年不少警察凭手里的那点权力,腰包里的虚实说不清楚。有的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大至宾馆酒楼夜总会,小到摆地摊的个体户,没有不上贡的。有的警察据说还在一些餐馆歌舞厅拿了干股,或者帮一些公司追账讨债做生意,这几年都发了。打开钱包不是有没有人民币的问题,那用的可都是美元港币信用卡!

吕月月:那得看是什么警察了,搞治安秩序和侦破一般治安案件的人可能稍微富一点,经常有人求得着他们呀,不过大富大贵的也是少数,像我们这种搞大案要案的单位,跟社会上那些企业公司又没什么日常来往的,没戏。而且我们处长队长都特正统,把下面管得死死的,我们就算有这贼心有这贼胆也没这贼机会呀。

海岩:我觉得你们单位还真不错,同事家里有困难,都能自发的捐点钱,同志之间的感情挺深的。这种情况现在不多了。

吕月月:那天去老纪家的还有一个女的我认识,是焦长德的大女儿。她是特地从单位里请了假来的,是受老焦的委派来的。我们从纪春雷家一起出来后,大家自然问了问老焦的病情。他女儿说现在没事了,不过那天真吓人,要不是医院抢救及时恐怕要走在纪春雷的前头了。在刑警队里,老焦算是纪春雷的进门师傅,纪春雷脾气好所以老焦挺喜欢他。师生一日终生父母,老焦对纪春雷一直像对小辈似的挺疼爱。没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又是为了那把让老焦曾经苦苦追寻的小提琴,就更不是滋味儿。老焦本想亲自到纪家来,可医生不让。

他大女儿对我说:“我爸说他心里特别堵得慌,他想让你去看看他,他特想跟你聊聊天儿,月月你能抽空去一趟吗?”

我说那当然,我忙完这几天一定去。

那天上午,队长他们又去亚洲大酒店找潘小伟谈话去了。大概还是谈有关小提琴的情况和那个方案。队长让我回家休养一天,调整一下心情。他们可能都觉得游乐园的这场遭遇让我受了刺激。

从纪春雷家出来我直接回地安门我妈那儿了。中午我妈给我做了面条。小时候我过生日都是吃我妈做的面,这么多年了我在外面上学、工作,没怎么过生日。我妈说这次好不容易能和我一起过个生日我还不回来,今天就把这碗长寿面补上吧。我吃面的时候我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大信封交给我。我拆开一看,里边装的是小薛送的生日卡。上面有小薛手写的两句诗:

你是我的梦,怕你走远,

但愿梦醒时,还在眼前。

我问妈:“小薛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妈说:“他工作忙来不了,是托一个朋友送来的。”

我反复看那两句诗,心里很暖。妈问我:

“你和小薛,到底算定了没有?”

我摇摇头:“我还小呢,干吗这么急着定。”

妈叹口气,“你一个人在北京,应该早点有个着落,今后的生活我也就放心了。”

妈又说:“月月,如果你定了的话,要早些和小薛商量好,将来你们的孩子,能不能姓吕?”

这个问题妈已经跟我说过好几次了,我不耐烦地说:“再说吧。”

“小薛不是还有个弟弟吗?你们的孩子要是不姓吕,老吕家就算是断了根啦。”

“以后再说吧。”我打断我妈,“而且我又没说一定跟薛宇呀。而且我结了婚也不要孩子。”海岩,那时候我一听到别人跟我说孩子不孩子的,我心里老想哭,也觉得特可怕。我真那么老了吗?真要成一个抱孩子洗尿布的大妇女了吗?

海岩:我知道,好多女孩子当还没有产生做母亲的意识和渴望的时候,和她们探讨家庭孩子之类的问题会把她们吓着。

吕月月:我妈半天没吭声。我妈本是个很刚强很果敢的女人,可每次说到这件事,总是长吁短叹。她觉得我爸一生特惨,特可怜,现在唯一还能替他再做的事,就是别让老吕家的香火断了。按说我妈也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一代知青,可人一老还是逃不开传宗接代的观念。我妈觉得自己是吕家的最后一个媳妇,总有点责无旁贷的心理。

面还没吃完,房东家一个当工人的小伙子,也就是我妈同学的儿子,跑过来问我知道不知道昨天游乐园里发生的枪战。我说不知道,他就绘声绘色地跟我讲述起来,说昨天游乐园发生了警匪大战,双方互有死伤,匪首是个人面桃花的妙龄少女,枪法一绝,而且据说该女匪已经漏网……我问他这些都是从哪儿听来的,他说是坐地铁时亲耳听身边一个乘客讲的,那人又是亲耳听游乐园的一个保卫人员讲的,因此绝对可靠。我说那可能吧。

他又问我当警察是不是很危险很刺激,你当初怎么想起选这个职业。我说没事,我是坐办公室的,一点危险也没有。可我妈同学的儿子则说干警察坐办公室那可太没劲了,当派出所片儿警也没劲,当交通警站大街更没劲。最起码得当个刑警,要是当国际刑警那就更来劲儿了,少不了生死搏斗,虎穴惊魂,侠骨柔情,午夜追杀……

第13次谈话

吕月月:下午薛宇来了。因为队长他们要把潘小伟从亚大接出来谈一天,所以也放了薛宇的假。

薛宇带来一条在自由市场上买来的活鱼给我妈,对她左一声阿姨右一声阿姨寒暄个没完。我妈很开心,一定留他吃晚饭。

因为家里窄,没法聊天,我就和他上了街。我们从地安门往什刹海无目的地走。街上行人不多,大都已是短打扮,把北京带进夏天的气氛,我也穿了一条很随便的裙子,让裤子捂了大半年的双腿,突然暴露给空气,清凉无比。薛宇因为这些天总在酒店的空调中生活,对季节变化感受迟钝,依然长裤外套,捂得一本正经。我说你把外套脱了吧,我帮你拿着。他说不用了我不热。他问我是不是心情已经调整过来了,我说没什么了,现在没事了。其实不知为什么我仍然感到脚下发飘,心有余悸,虽然从游乐场冲杀出来至现在不过短短一天的距离,但此时沿着什刹海岸边的小路漫步,竟恍若隔世。

然后我们一直谈老纪,越谈越觉得老纪是天下最好最好的人。我们谈到老纪的家境,谈到老纪死前还说过皇历上写着今日勿近水,结果自己果然落水而亡,不禁感慨半天。不知不觉走到后海,沿河边都是绿透的垂柳,河水在太阳下无风无浪,金光点点。小薛突然问我:

“我给你的生日卡收到了吗?”

“啊,收到了,谢谢你。”

“谢什么,我们之间干吗总这么客气。”

“这是礼貌。”

小薛欲言又止,吭哧了半天,才扭捏着说:“生日卡上写的那两句话,是我心里的真实感觉。你信吗?我总做梦,总能梦见你,可一睁眼,你就不见了,所以我幻想能有一天睁开眼睛时,你还在我面前。”

“你这几天不都是白天睡觉吗?难道白天睡觉也能做梦?”

小薛对我的调侃有点气恼:“我知道,你不就是说我白日做梦吗?”

我说:“没有没有,干吗一动就生气,玩笑也开不起。”

小薛闷着没吭气,半晌才说:“那位阔少,也给你买生日礼物了,是吗?”

我说:“啊,怎么啦?”

他悻悻地说:“他有什么资格送礼物给你,我最看不起这种花花公子,一见着漂亮姑娘腿肚子就转筋!”

小薛脸上的恶毒,使我有点不快,我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恶意。”

薛宇说:“他有什么呀,不就是脸上皮肉嫩点吗,女里女气的。不就仗着家里有钱随他挥霍吗?上次我给他房间里送衣服,他居然还想往我兜里塞小费,我心想你他妈把我当什么人啦,他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家这点钱是怎么来的!贩毒、聚赌、走私、杀人越货,这种黑钱也好意思花!”

我也有点赌气了:“你要生气你冲他说去,跟我说有什么用。”

薛宇抬高声音,吵架似的说:“你就不该用他的包!”

我也抬起嗓门,“是队长叫我用的,你这人怎么这么狭隘!”

薛宇说:“我知道你们女孩子都喜欢穿好的,用好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要有钱全给你买衣服买香水,你知道我不是个大款,只能给你买个生日卡自己写上两句话,可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辛苦钱。姓潘的是有钱,可你别忘了你和他之间现在是什么关系!”

他居然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当然气坏了:“是什么关系,你说是什么关系!”

“你别忘了你是警察!他是什么人?是黑帮!”

我吵起来:“他爸爸是,他哥哥是,他又不是!”

“得得,”小薛摆摆手,“这儿不是地方,我不跟你吵,我不跟你吵。”

我气得够呛,转身往回走,小薛双手插在衣服兜里,闷闷无声地跟在我后面。我们一前一后,谁也不搭理谁。

快回到我家时,小薛从身后加快几步追上来,拉住我的胳膊,和解道:“别生气啦!”见我歪过头不看他,便进一步放软声音:“怪我不好行不行,不过我也是为你好呀。”

每次吵嘴,总是薛宇先和解。照例他一和解,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不过那天我始终心情郁闷,以前和薛宇在一起时那种轻松的心态,好像很难找寻了。我脑子里不能自制地,总是出现潘小伟的影子。我也明白,假使再这样神魂离窍下去,我说不定就该犯错误了。

回到家时天已黄昏,我妈开始做饭。因为东北我们老家那地方水少,吃鱼是件极为奢侈的事情。我妈不大会烧鱼,薛宇就亲自动手。他收拾这玩意儿的样子看上去挺专业,我妈由此越发对他有好感了。妈问他这条鱼要多少钱?薛宇说要二十块钱,妈说太贵了太浪费了,以后可不要再买。薛宇说没事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来看看您做条鱼您尝尝是应该的。我妈说真难为你了。

薛宇家是老北京人,家教上很讲个“礼儿”,所以他自小对长辈就很会讲话。我妈转脸就说我:“你看你还是女孩子呢,什么都不会干,真是从小惯坏了你!”

吃饭的时候,妈问薛宇家里兄弟几个,薛宇说两个。妈说有兄弟两个的话,要有一个倒插门的或者将来生了儿子姓女方姓的估计还好说一点。薛宇没听明白,说姓名嘛也就是一个符号,姓什么都无所谓。妈又问,那你喜欢啥样姑娘呀?薛宇说得是那种特能互相理解,好学上进,有事业心的女孩,家庭条件无所谓。妈说,其实女孩子只要贤惠、懂事明理就行了,事业上主要靠男的。老辈人都讲“女子无才便是德”嘛,女的事业好坏不一定重要。薛宇说这都是孔老夫子重男轻女的偏见,你说这孔老夫子本来是个教育家,怎么会说出“无才便是德”这种和他的本职工作这么不相称的话来!

海岩:月月,我插一句,我认为在人类认识的历史上,凡是幸福、美丽、和平、丰收、慈爱的主题,都是以女性为表现象征的,这说明女性是代表了人类温和美好柔顺的事物和情感,所以你母亲说的对,一方面女性不应该在事业上受到歧视,但另一方面,如果所有女性都和男性一样刚强、果敢、有事业、不屑于家庭琐碎、照顾丈夫、养儿育女,那这世界一定是很不美好了,人类的大多数都会觉得无味。孔夫子强调了女性由于生理、心理上的特点而形成的社会角色的分工和规矩,可以说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其实被很多人误解了。

吕月月:你这套话,道理是有,不过除非研究学问的人能听明白,一般凡夫俗子都理解不了,别说薛宇这种比较正统的人了。我也觉得成熟的男人肯定都需要一个贤妻良母型的老婆。

海岩:没错。

吕月月:后来我妈又问:“小薛,你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呀?”薛宇说:“最不喜欢撒谎的姑娘。”我妈说:“姑娘要是不跟你撒谎,那准是不爱你了。”

海岩:我发觉你妈还真是个很懂辩证法的人,讲话真学问。

吕月月:薛宇说:“女人对男人,至少得专一吧。”妈说:“那当然,要真定了,那不管男的女的,都得专一才行。”

本来我一直吃我的饭,他们说到专一这个问题时,我搭了一句腔,我说你们大概不知道前不久有关部门搞的一次家庭社会调查吧,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有外遇,不是男的有就是女的有。在有外遇的人当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不影响家庭和睦,甚至有的外遇还增进夫妻感情呢。

我妈马上嗔斥我:“这孩子真是越说越离谱了。”小薛乘机对我妈说:“您瞧见没有,她就是这样,一脑袋歪理。”

我说:“这你们就不懂了,一个人要是天天跟自己的丈夫或者老婆在一起,对方人再好也没知觉了。只有在有外遇时,通过和那些露水情人的比较,才能在麻木当中重新体会老婆或者丈夫的种种好处,没准会重新认识对方的价值和感情。而且人一有外遇,回家必定胆虚,觉得对不起对方,所以自然表现得格外听话、温顺,家务活儿也抢着干了。所以说,有外遇不一定全是坏事。现在的道德标准是:喜新不厌旧!”

我妈冲小薛咂嘴,“你说,她怎么就一点儿也不像我,也不像她爸爸呢,我们那个时代,没过门儿的姑娘,哪儿敢这么顺嘴胡说呀。”

薛宇却另有所思地盯住我:“怎么,你是不是已经有外遇了?”

我说:“我又没结婚又没许配,跟谁好算外遇?”薛宇眨巴着眼睛,没说出话来。

海岩:月月,你这些关于外遇的观点,也过分开放了,连我这个研究过女性心理的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你母亲和薛宇当然接受不了。其实人要真有外遇,那才是件苦事,在外面幽会藏藏躲躲,回家连电话铃响都提心吊胆,接了电话也是支支吾吾,再傻再迟钝的老婆也能一眼看出来这是谁来的电话,人活着就跟做贼似的。所以外遇这东西,和钱财地位一样,没有是福。

吕月月:其实我也是跟他们开玩笑,主要是薛宇那几天对我特别疑心,那天吃完饭我送他出来时,他对我说:“月月,这下你是潘小伟的救命恩人了,他对你肯定感恩不尽了。”

我不知道他这话是何用意,绷着脸没答话。

薛宇又说:“前两天我听队里有人瞎议论,说吕月月陪的那个工作对象对吕月月特殷勤,又买东西又请吃饭,让吕月月摆得服服帖帖的,准是迷上吕月月了。你别以为这是夸你呢,老让人议论这个对你其实一点好处也没有。你不知道咱们这种机关,对男女大防看得重,一招上这方面的口舌,就难翻身了。”

薛宇苦口婆心,我就是再傻也能听懂他的醉翁之意,我冷冷地冲他说:“我明天就找队长辞了这份差事,我干吗呀?一方面要求我对他要热情要接近,等我热情了接近了又疑心我假戏真作。谁有本事谁来吧,这活儿我不干了,我差点儿还赔上一条命!我死里逃生,死里逃生,你们谁看见了!”

尽管我知道局长、处长、队长和队里许多同志在游乐园事件以后都夸过我安慰过我,还表示将来要给我报功,但我还是觉得委屈。

海岩:月月,你以前曾经说过在那些天和潘小伟相处之后,内心里对他产生了好感和好奇,换句话说,多少是有点喜欢他吧,你现在能否跟我再明确地解释一下,你当时对潘小伟究竟是何种心态呢?

吕月月:……这个,怎么说呢,当时也只是下意识地挺喜欢他,觉得和他在一起心情挺好,对他确实有点好奇,有新鲜感,当时也就是这样。

海岩:好,我明白了,我能体会到你的意思。

吕月月:所以薛宇那么说我,我一方面感到委屈,也有点反感。可另一方面我心里也明白我对潘小伟和潘小伟对我,彼此都有好感。所以我也提不起勇气去跟薛宇辩白到底。怎么说呢,反正是一种挺复杂挺说不清的心情。

海岩:我明白。

吕月月:那天是我和薛宇难得的一次休息日,薛宇晚上九点多钟走了以后,伍队长到我家来了,跟我妈夸了我一通。出于保密的需要,当然没有具体说游乐园的这件事。送队长走的时候,队长在巷子口问我现在心情怎么样,要不要在家多调养几天,我说没事,明天就能上班了。他说真的没事了吗?你别强撑着。我说真的没事了,他说那好,明天要和潘小伟一起开会研究与冯世民接头的具体方案,你一起参加吧,我说没问题。

在我和小薛休息的这一天里,潘小伟被接到我们一个据点里和处长队长谈了一整天话,主要是从他那里再摸一摸天龙帮的情况。到晚上才把他送回亚洲大酒店。晚饭是他一个人在酒店里吃的,吃完饭大概是晚上九点多钟,潘小伟在饭店大堂里散了散步,并不想过早回房睡觉,转来转去转到地下一层的迪斯科舞厅,买了张门票就进去了。盯在他后面的外线侦查员一看到那价牌上写着门票120元,没敢买,就守在舞厅门外等他出来。

潘小伟进去以后,随着砰砰作响的音乐在舞池里跳了会儿舞,出了身汗,就坐在酒吧台前要了杯可乐,刚要喝,一个彪形大汉一屁股在他旁边的吧凳上坐下来,冲他咧嘴一笑,他吓了一跳,压着嗓子惊叫一声:“大哥!”

海岩:大哥?是潘大伟吗?

吕月月:对,就是他大哥潘大伟!

海岩:他到了北京?

吕月月:潘大伟是当天下午到了北京,一直在饭店大堂等着他弟弟露面,到晚上他终于看到潘小伟出现在大堂,便尾随其后进了迪斯科舞厅。他知道我们有人盯在潘小伟后面,也看到盯梢的人没有跟进舞厅。

海岩:看这架势潘大伟是秘密来的,他为什么要亲自到北京来?

吕月月:这是后话,那天晚上潘小伟见了他大哥,又惊又喜又疑。哥儿俩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的掩护下,匆忙交谈了短短二十来分钟。据我们的外线侦查员回来汇报,潘小伟从舞厅出来时,脸色苍白,心事重重,低头径直上楼回了自己的房间。

他没有对外打电话,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半夜两点多钟,他通过总机找酒店的大堂副理索要安眠药,第二天早上也没有去吃早饭。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们用一辆伪装成出租车的汽车把他接到了我们的据点,会在这里开。除了两个队长和刘保华外,我和小薛都参加了。我靠窗坐在角落里,潘小伟被人领进来时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伍队长注意到了潘小伟疲惫的脸色,问他是否没睡好,他含含糊糊应了一声,李队长开玩笑说潘先生吉人天相,命大福大造化大,受点惊不要紧,小惊是福,大惊消灾,总归有惊无险。潘小伟很勉强地笑笑,然后看我。

薛宇留意到潘小伟的视线,斜过眼来观察我的反应。我看窗外。

五月,窗外的树都染透了那种成熟的深绿,我最喜欢这种沉稳的扎实的绿。我好像从来不喜欢太稚嫩太热情的东西。

会是怎么开起来的我给忘了,好像是李队长先讲了一段话,然后由伍队长具体部署五月二十五日的行动安排。伍队长手里拿着个小笔记本,不停地翻着,再一次和潘小伟核对着可能已经核对了很多遍的方案细节:

“你大哥的意思是,要到二十五号那天晚上七点至八点钟,才有人从香港打电话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取那把小提琴,是吗?他能不能早一点告诉你?”

潘小伟说:“也许他不能更早地把提琴带到北京来。”

李队长狡猾地问:“他是不是派人乘香港到北京的班机把琴带来?我们可以通知机场海关让这个人顺利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