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初高中总共六届毕业生,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与传言中度日,茫然不知所终,不料这一年的下半年,终于要动了。其时,家中老大已从汽车配件厂定点技校分去嘉定的工厂上班,其余三个都面临分配。老二和老三阿明各是高三与初三,阿援初二,分配的政策,是工农远近搭配。母亲的态度很明确,年长的总是让年幼的,所以,老二“农”,老三“工”,阿援呢,是女孩子,总归好办,大不了养她,娘家养了婆家养。母亲在阿明学校家长会上表示,上面的和下面的都可以务农,总之,阿明要留上海。多子女的家庭,爱就是这么公然的偏倚,而各人自领地位,亦觉自然而然。家中向来是母亲专权,无民主可言。阿明的那一场未遂的反抗,早已被大革命的风暴冲刷得不留痕迹,母亲的时代偏激症则演化为极端的保守主义,所有的教条都脱胎现实,她就是要把这窝儿女安顿好,最大限度地使用政策里的优惠。她又是学统计的,懂得事物里的量和量的分配。于是,老二等着去农场,不知是崇明,黄山,还是苏北大丰,倒是老三先接到通知,分在城建公司,做一名建筑工人,其实就是泥瓦匠。父母很高兴,亲戚邻里都发了糖。接着,老二的喜报也敲锣打鼓送上门来,去的是安徽黄山茶林场。也是命运捉弄人,阿明上班仅两个月,公司便承接小三线工程,开往安徽皖南,比老二的黄山还更向北。这样,刚送走老二,又要送老三。虽然终是属上海的单位,尚可引以安慰,但目下却要离去,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就像那年阿明“出走”的时候,母亲又病倒了,这样烈性子的人都有脆弱的一面。父亲在母亲多年的强政之下,已经变成一个无能的人,而且学会了逃避。他回家来说一句:有什么要做的吗?转眼间就不见了人影,到弄堂里下棋或是闲话。阿明的行李是由阿援收拾的,用配给证买蚊帐、旅行箱、毛毯,拆洗被褥,赶织了厚毛线衣裤,在火油箱里装了饼干糖果卷面,炒了五斤炒麦粉,碾了芝麻核桃拌上,又到弄口水果店问人要了草绳作打包用。

托送行李的前夜,兄妹俩将几件行李捆扎停当,出去到后门口,练习骑黄鱼车。黄鱼车也是向弄口水果店里借来的,为明日送行李用。阿明仗着会骑自行车先骑上去,不料三轮和两轮完全不同,都走不成直线。倒是阿援事先没骑过什么车的,蹬上就会,一溜烟地骑走。阿明跟着追了几步,拉住车架,一跃身坐上了。阿援放缓了速度,在陆家浜路上悠然骑着。从背后看阿援卖力蹬车的样子,小时候的活泼劲又回来了。阿明自己也好像回到了幼年时光,在交通公园里,母亲租一架小三轮车让兄妹俩骑,阿明和阿援轮流做车夫和乘客。现在,他们都大了,而且变样了。马路上很安静,路灯寂寂地照着,阿援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什么,声音清脆。阿明心里有些伤感,却是令他觉得高兴的。看着他们的影子一会儿从树荫里出来,一会儿又没人树荫,好像在画境里行走。

阿援骑了一段,又换给阿明骑,歪歪扭扭骑了回来,将黄鱼车在后门口停好,锁在一根落水管上,这才放心进门。却见母亲站在房门口,两人都一惊。母亲放阿援过去了,让阿明到她房间去。父亲已睡在床上,半卧在被窝里。母亲躺了多日,这时却起来,身上还带着一股被窝的捂熟气,暖和且不洁。母亲头发蓬乱,脸睡得浮肿,在灯光下叫阿明害怕。母亲说:我晓得你心里很开心。阿明的心思有些被说中,惶悚着。母亲接着说:你早就想走,早几年,就吵着要去住读,好,现在逞你的愿了!阿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低下了头,像是不屈服,又像是承认,母亲更加恼怒:你恨这个家,你看不起你父亲,我,还有你的兄弟——阿明抬起头,想说不是,可母亲根本不容他说话: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养你那么大,落得个遭你恨,来不及地要走出去,和我们断亲缘!母亲哭起来,阿明又急又怕,想要辩解,又想要安抚母亲,他求助地看看父亲,父亲却好像睡着了,停了一下,结果是返身走了出来。

余下的两天,阿明基本不在家里呆,忙着和同学告别,收进一堆笔记本,上面写着各式赠言。最后的那个下午,他还到工程队里去看了看,结果被留下讨论宣传事项,还在新出的壁报上画了幅题图,在食堂吃了饭,晚上九点才回家。父亲母亲都已经睡了,阿援责怪地看他一眼,没说什么,也睡觉去了。看起来,他真的很像母亲说的,他看不起全家人,而全家人心生怨艾。第二天早起,阿明到公司集合,乘大客车往火车站。进站才看见,全家人,除了远在黄山的二哥,都立在站台上。此时,阿明不由眼里一热。身在人海人山之中,还是眼前这一小丛人是与自己亲的,亲到都没有愿望去了解彼此。母亲倒十分平静,对阿明即将开始的旅行流露出兴趣,问路经什么地方,几时可抵达安徽,很天真地告诉说,火车上会供应盖浇饭。车开动时,阿明看着越来越远的亲人,终于消失,然后,水泥的月台也截止了。火车开过一片盘桓交互的铁轨,终于进入旷野。阿明忽然想到母亲在他记忆中,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乘过长途火车,那一晚失态痛哭的样子义出现眼前。阿明当然不会懂得这痛哭中的种种失意,只是心生怜惜,不止是对母亲,还是对他从小生活周围,各样的人与事。

阿明去皖南的时候,陈卓然在沪东一家造船厂上了班,南昌则前途未定。阿明去了不久,就给他们来信。信中说,工程驻地是在山区,距铁路线六卜公里,先遣队伍已建起一些简陋的平房,兀立于起伏的丘陵之中;四下里是他不辨识的树种,低矮地伏在地面,杂芜得很;但兀然间,会有一株或是二株也是不辨识的树独自立起,树冠不大,树身细高,有些像火炬;当汽车上下左右盘旋,它便在视野里进来出去,留连久久,看起来,寂寥得很。下一封信里,已得知树名,那低矮的是野茶树,单独兀立的,则为柏树;可是又出来一种无名的花,细茎,长蕊,紫色,间在野茶树里,不仔细几乎看不出来;还有水塘里的针似的小鱼,洗衣时会从指缝穿梭。再下封信告之的是鸟,亦是无名,只听得一片繁闹的啁啾,也是要细听,就听得出高低曲直,其实各有担当。然后,松鼠,野兔,獾,也出场了,又有一只果子狸,被他们围追堵截,一直逼进粪坑,再从粪坑中捞起,剥皮烹煮,一顿饕餮。第五封信开始从自然风光走人人文,介绍离他们最近的镇市名叫梅街,并无一树梅,不知此名源于何时何物;与这风流的名字不相符合的,是这镇市的古朴,阔大高耸的山墙,顶着斜平的黑瓦,木梁和木柱结构成框架,简约疏朗,是国画中的水墨格调;街道石板砌地,因气候潮润,石缝问嵌有青苔,而一旦日朗风清,那青便归于黑黛,是横铺的水墨。

陈卓然看阿明的信,常有身临其境感,他十分惊讶阿明的表达,何其畅快淋漓。去了皖南,阿明似乎焕然一新。此时回想,阿明其实一直是抑郁的,只是温和的天性,才不使这抑郁变得尖锐,就像南昌,不仅伤人,更要伤已。而他,陈卓然,似乎刚来临这抑郁期,就是在进人工厂的日子里。阴沉的巨大的车间,呛鼻的机油味,飞转的车床,金属与金属咬合摩擦的锐声,四溅出雪亮的铁屑……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硬度,热度,强度运动着的一股粗犷凶悍的力量。陈卓然感觉置身在一个危险的处境,完全不可由人力左右。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他曾经在书本上无数遍的学习和认识,激情澎湃,可当这世界不期然间来到近处时,他被震慑住了。阿明的世界却是柔软的,明丽的,开阔的。在给阿明的回信中,他也描绘他的新环境——车间,他竟然把车间写得气势磅礴,将自己都鼓动起来。可是第二天上班,一走进那铁灰色,轰鸣着的空间,头顶走着行车,穹隆便无限的高,人则小成虫蚁一般,他的心情又低沉下来。他想,他其实不是对思想有热情,而是对诗有热情,阿明也是,他们都是诗人。现在,阿明到了合乎他气质的地方,皖南,发扬出了诗情。而他,却在了一个相抵触的环境里。陈卓然比其他人,比如南昌和阿明更成熟,他天乍有理性的能力,所以,他的低沉期也是在更为理性的情形上发生。前期所进行的知识准备都在这一刻里与他为难,构成困境。他的向来冷静的感性其实积蓄起极大的能量,此时一拥而上对抗理性,他的抑郁期就有相当的威胁力。谁能与他抗衡,因而来拯救他?陈卓然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一节,克利斯朵夫终于离开德国,乘上驶往法国的火车,他向前方伸出手,说:巴黎,救救我,救救我的思想!此时,想到这一节,陈卓然热泪盈眶。他给阿明写信,南于自恃,也是由于深知阿明帮不了他,他不便于流露软弱,而是以剖析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状况。于是,无意中,他便自己在解释自己,说服自己,也就是拯救自己。在信中,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阿明信上描绘的那个质朴单纯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温情,润泽着他的思想。阿明和他是如此不同,他似乎一直保持着孩童的懵懂,对周遭事物无知无觉,这又不是浑噩,而是,自成天地。他并不知道,其时他正处于历史的重要事件之中,上海往皖南源源遣去人员与物资,深入腹地。急骤开出的简陋的临时公路上,行进着客车卡车,以及工程车辆。转眼间,丘陵推成平地,打下钢筋,浇上水泥。国际冷战局势中,又一个战略堡垒将平地而起。阿明可说是在国际风云的前沿,可他浑然不觉,专心于自己的心灵。多亏有了陈卓然,否则,他给谁写信呢?他给家人的信只是报平安,叙寒暖,问健康,或者开列所需物品的清单。而对了陈卓然,他就起了抒发的愿望。和陈卓然一样,他多少也是自己向自己抒发。可同样的,倘没了陈卓然,他就只好抑制住这愿望。现在,他可是相当放纵,相当任性,要对自己,他可不好意思。陈卓然就像另一个自己。好比阿明对陈卓然,是另一个陈卓然。陈卓然的信,对阿明是有些深刻了,他多半看不懂。他们的交往向来如此,阿明并不很懂得陈卓然,他更多地是欣赏这个人,欣赏他清明轩昂的长相,欣赏他流利的说话以及新鲜的言辞,欣赏他不为自己懂得的思想,继而感激他对自己倾心诉说。事实上二呢,陈卓然虽然深刻,却也未必真正懂得阿明。他们各领一爿天地。有几次,南昌不禁是纳闷地问陈卓然,为什么对阿明如此器重,陈卓然没有立刻作出回答,因他自己也有些纳闷。这一对朋友就是在懂与不懂之间,爱人与爱己之间,诉说与自语之间,结交和交往。

这一回阿明的来信,是告知他由领导安排,辅导班组工人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请陈卓然帮助。陈卓然不禁微笑起来。他想起他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情景,简直远得看不见了似的,许多回忆来到眼前:停电的礼堂里,四下里点起烛光,他立在架起来的课桌上,滔滔不绝地背诵,对立派都凝神聆听——“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那场面真是华丽,革命真是华丽,简直不像真实,而是像,像艺术,像诗。现在,他从诗里走出来,走向了现实,现实是灰暗的,也是强悍的。

他找出当年——说是当年,不过是一二年前的时光,找出当年他的学习笔记,抄录几段寄给阿明,其中有马克思写作此篇文章的背景,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往前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再有关于文章的结构,两篇序言和七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概论,第二至第六章逐年分析法国1848年到1851年的阶级斗争,七章是结论;还有巾心思想,马克思以法国革命的经验阐明两个原理:一足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军事官僚机构,即国家机器,二是必须建立巩固工农联盟……他替阿明抄录这些,心里怀疑阿明懂不懂,这对阿明以及他的工友又有什么意义。他想的也对也不对,阿明的回信里表现出对马克思这篇著作的很大热情,他说他喜欢《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喜欢它的风格。不约而同,他也用了“华丽”这个词,他喜欢那一节,保皇党以共和党人身份出现,缠着三色巾,向民众发表演说,于是,“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他还喜欢那一节,波拿巴这痞子将人民的悲剧当作化妆舞会,“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作人民,正像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一样”……他顶喜欢开头与结尾,开头是黑格尔关于历史事件人物出现两次的说法,马克思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结尾的一句为“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阿明所醉心的全是一种场面性的描写,这与他绘画的爱好有关,场面与场面之间无甚相干,呈孤立状态,所以,并非马克思的本义。阿明还是没懂,不懂就不懂吧!即便是如陈卓然那样,以为是懂了,其实不过是领了些教条。陈卓然感慨地想,他,花了如许长的时间方才摆脱出来的教条,阿明却生来与它不沾边。当南昌再一次问及阿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陈卓然作了以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