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后,佛教在中国成为势力最大的宗教,不少文人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含有浓厚的佛教成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它自然也要受到佛教的影响。关于佛教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所起的作用,要精确地估计是困难的。一个原因是,佛教教义经过长期的宣扬、传播,其中一部分已经同中国的传统思想融合到一起,成为影响人民生活的心理力量。这种力量的表现可以是显露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强烈的,也可以是细微的。如果是含蓄的或细微的,那就比较难于辨认。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正统文学,从魏晋算起,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其中包括无数的作家,不同的文体,要将这些巨细不遗地指出来是做不到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对于中国的正统文学,佛教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持久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仔细分析,许多表面看来与佛教无关的作品,其实是长期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文化的产物。在这方面,内容是丰富的,情况是复杂的,这里只能择要介绍一下梗概。以下分作三部分谈:一、诗,二、文,三、诗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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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有的是出了家的,如东晋的慧远、唐朝的皎然等;有的是深信佛法的,如南朝的谢灵运、唐朝的王维等;有的是同出家人有深厚交谊的,如东晋的孙绰、宋朝的苏轼等。韩愈以儒家的正统自居,大声疾呼地辟佛,传说他也曾参谒大颠。

一、诗

对于中国诗歌,佛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的格律,二是诗的语言,三是诗的内容。

(一)诗的格律

从体裁方面看,中国旧诗可以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古体诗,一类是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古体和近体的分别,主要表现在格律的自由和严格上:古体比较自由;近体正好相反,除了句子的长短和多少,押韵有一定的规矩以外,在声音的平仄方面还要受严格的限制①。近体诗讲究平仄协调,同中国语言文字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字是方块的,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加以字音有声调的不同,所以易于讲求对偶,讲求平仄协调。但是声律学说在南朝齐梁之际兴起,因而促成近体诗的迅速形成和发展,却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在南北朝以前,文人写作,也重视声音和谐,但只是“始判清浊,才分宫羽”②。有关声律的比较细密的理论,是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等提出来的。《南史·陆厥传》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微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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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扼要地说,就是上句(单数句)和下句(双数句)中对称的字,声调要平(平声)仄(上声、去声、入声)不同,例如“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李益),上句是“仄仄平平仄”,下句是“平平仄仄平”。

②《隋书·潘徽传》。

又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又《梁书·沈约传》说:

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

沈约等人倡导的永明体,在中国诗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从此以后,中国诗才有意识地走向格律化。永明体关于格律的规定是所谓“八病”说,就是在诗句中要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病态①。八病说的理论基础是有关四声的知识,也就是“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至于四声的发现以及四声说的成立,据陈寅恪考证,是受佛经转读的影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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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避免八病,目的主要是求得平仄协调。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考证:“其实‘八病’之说也非全出于沈约。……且据《南史》所载,也只有四病。

我们想,沈王之时还是草创,以后愈演愈繁,到李百药才完备。”(中册389页)

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h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①

六朝时期宣扬佛法,有导师,有经师。导师擅长唱导。“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②也就是用通俗的语言,随缘设譬,宣扬佛教教义。经师擅长转读。转读是用有韵律的语言歌咏佛经经文。“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

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③慧皎《高僧传》为不少经师立传,说他们“响韵清雅,韵转无方”,“响调优游,和雅哀亮”,“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④至于经师转读为什么偏偏在南齐永明年间影响沈约等人创立四声说,陈寅恪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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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声三问》(《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③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④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故为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之影响,实情理之当然也。经声之盛,始自宋之中世,极于齐之初年。竟陵王子良必于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以前即已娴习转读,故始能于梦中咏诵①。然则竟陵王当日之环境可以推知也。鸡笼西邸为审音文士抄撰之学府,亦为善声沙门结集之道场。永明新体之词人既在“八友”之列,则其与经呗新声制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关涉,自无待言。……(周顒)与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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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慧皎《高僧传》卷十五《僧辩传》:“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集第作声。”

②《四声三问》。

由此可见,在南朝齐梁之际,沈约等人是受到佛经转读的启发,才提出四声的理论;然后把四声的理论运用到诗的格律上,因而开创了永明体。永明体是唐朝严格的律诗的前锋,此后,近体诗迅速地成长、发展,不久就取得主宰诗坛的地位。推源溯流,这个影响是很重大的。

近体诗重视格律,限制多,流弊是引导人们重形式而轻内容,因而阻碍了诗体的自由发展。但是也要承认,格律的形成,是要求诗的声音具有音乐美的自然趋势。比较下面四首诗(前两首是齐梁以前的,后两首是唐朝的),我们就会知道,在词句的精炼方面,在音韵的铿锵方面,近体诗在诗的演化史上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1.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古诗十九首》之一)

2.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之一)

3.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瞑》)

4.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球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之一)

(二)诗的语言

除了少量的民歌之外,中国的诗都是文人的赠答抒情之作。语言是文人习用的典雅的文言,要有辞藻,有韵味。佛典里有大量的叙事说理的颂赞,译成中文,成为语句匀称的质朴无华的白话诗。这样的诗,风格与中国本土的诗迥然不同,辞采、音律都不很讲究,但是内容深厚,语句通俗,有很强的劝说的力量。隋唐以来,佛教经典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于是就影响一部分诗人,用质朴的白话写一些明道言志的诗。这里面最出名的是唐朝初年的王梵志。他的诗集早已失传,近年来在敦煌的写本里发现了一些。下面举几首为例:

1.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2.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3.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其后还有传说的诗僧寒山。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倘不止,东边复西边。

2.出身既扰扰,世事非一状。未能舍流俗,所以相追访。昨吊徐五死,今送刘三葬。终日不得闲,为此心凄怆。

3.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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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均见《寒山子诗集》。

出身士大夫阶层的文人不喜欢通俗,致力写这类诗的不多。但是这类诗在民间相当流行,唐宋之际的村塾里甚至用王梵志的诗作习字课本。文人也有欣赏这类诗的,如宋朝江西诗派的大诗人黄庭坚就曾引王梵志“梵志翻着袜”的诗,说“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①;范成大的诗里有“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的句子,这显然是模仿王梵志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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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

②《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八《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

(三)诗的内容

魏晋以后,中国文人生在绝大多数人信仰佛教的社会里,不知不觉会受到佛教教义的熏陶。有的文人是虔诚的信徒,例如南朝的谢灵运,在《临终诗》里有“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的诗句。唐朝大诗人王维,字摩诘,连命名都来自《维摩诘经》。有更多的文人同僧人有深厚的交谊,例如东晋的孙绰同支遁,南朝的宗炳同慧远,宋朝的苏轼同参寥,来往都很密切。这种情况自然要表现在诗作上。我们翻阅六朝以后的诗集,到处会嗅到佛教的气息,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佛教影响诗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二是思想。

在题材方面:中国有大量的诗,内容是歌咏佛寺的。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王维《过香积寺》)

2.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杜甫《游龙门奉先寺》)

3.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王建《破山寺后禅院》)

4.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

5.普慈寺后千竿竹,醉里曾看碧玉椽。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参白足知禅味,苦厌黄公聒昼眠。惟有两株红百叶,晚来犹得向人妍。(苏轼《书普慈长老壁》)

也有不少的诗是投赠僧人的。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三乘归净域,万骑饯通庄。就日离亭近,弥天别路长。荆南旋杖钵,渭北限津梁。何日纤真果,还来入帝乡。(宋之问《送沙门弘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

2.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踪。岩种朗公桔,门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锡还孤峰。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李白《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

3.随缘忽西去,何日返东林。世路无期别,空门不住心。人烟一饭少,山雪独行深。天外猿啼处,谁闻清梵音。(钱起《送少微师西行》)

4.萧然一世外,所乐有谁同。宴坐能忘老,斋蔬不过中。无心为佛事,有客问家风。笑谓西来意,虽空亦不空。(王安石《和栖霞寂照庵僧云渺》)

5.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苏轼《赠龙光长老》)

以上这种性质的诗,作者未必都信奉佛法,但是诗的题材都来自佛教,其为受到佛教的影响是显然的。

在思想方面,佛教影响中国的诗,情况比较复杂。思想的内容不同,影响的程度不同,因而表现在诗作里也就有种种情况——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有的直接,有的间接。为了简明扼要,这里分作两类:一类是明显表现佛教教义的,可以称为佛理诗。这类诗,有的是出家人作的,例如:

1.夜夜池上观,禅心坐月边。虚无色可取,皎洁意难传。若向空心了,长如影正圆。(皎然《南池杂咏》)之一)

2.灯引飞蛾拂焰迷,露淋栖鹤压枝低。冥心坐睡蒲团稳,梦到天台过剡溪。(齐己《默坐》)

3.是是非非竟不真,落花流水送青春。姓刘姓项今何在,争利争名愁煞人。必竟输他常寂默,只应赢得苦沉沦。深云道者相思否?归去来兮湘水滨。(贯休《偶作因怀山中道侣》)

也有很多是一般文人作的,例如:

1.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谢灵运《净土咏》)

2.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将候远山僧,先期扫敞庐。果从云峰里,顾我蓬蒿居。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鸣磬夜方初。已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王维《饭复釜山僧》)

3.整顿衣巾拂净床,一瓶秋水一炉香。不论烦恼先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朝谒久停收剑珮,宴游渐罢废壶觞。世间无用残年处,只合逍遥坐道场。(白居易《道场独坐》)

4.雪山马口出琉璃,闻说诸天与护持。此水遥连八功德,供人真净四威仪。当时迦叶无尘染,何事阌乡有土思。道力起缘非一路,但知瓢饮是生疑。(王安石《八功德水》)

5.合成四大本非真,便有千般病染身。地火水风都散后,不知染病是何人。(范成大《题药篇》)

另一类是山水诗和隐逸诗。这类诗是六朝时期释道思想融合文人雅士的生活的反映,所以虽然没有明白宣扬佛教教义,却也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下面举几首为例。

1.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左思《招隐》之一)

2.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菱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3.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谢朓《游东田》)

4.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终南别业》)

5.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李白《寻雍尊师隐居》)

此外,神韵派的诗曾受到佛教顿悟说的影响,以下“诗文评”部分还要谈到。元明散曲大多是表现隐逸思想,也可说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这里从略。

附说“词”

词是花间尊前的乐歌,一般是写“杨柳岸晓风残月”之类,所以内容受佛教的影响很少。但是间或也有歌咏佛教或者表现佛教思想的,例如:

1.大圣堂,非凡地,左右盘龙,唯有台相倚。岭岫嵯峨朝雾起,花木芬芳,菩萨多灵异。面慈悲,心欢喜,西国神僧,远远来瞻礼。瑞采时时岩下起,福祚当今,万古千秋岁。

上中台,盘道远,万仞逍迢,仿佛回天半。宝石巉岩光灿烂,异草名花,似锦堪游玩。玉华池,金沙泮,冰窟千年,到者身心颤。礼拜虔诚重发愿,五色祥云,一日三回现。(敦煌曲子词《苏幕遮》五台山曲子之一、之四)

2.归依众,梵行四威仪。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

归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

归依佛,弹指越三祇。愿我速登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

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有善思惟。三宝共住持。(王安石《望江南归依三宝赞》)

3.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二、文

佛教影响中国正统文学中的“文”,情况同诗有相类的地方。六朝时期的骈体,到隋和初唐更加兴盛,格调更加讲究,这也是四声理论推波助谰的结果。禅宗盛行以后,士大夫模仿语录的语言,创造了与文言迥然不同的语录体。这都是文体方面的事情。

对于一些作家的文章的气势、神理之类,佛教也有不小的影响。中国文人有不少是熟读佛典的,佛教教义的广博精微,行文的繁衍恣肆,自然会使他们的文笔受到熏染。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朝的柳宗元,苏轼说他“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①苏轼自己也是这样,钱谦益说:“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叙,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读《华严经》,称心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②

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因为形迹不很显著,这里不能详说。以下谈谈另外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文的题材,二是文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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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

②《初学集》八十三《读苏长公文》。

(一)文的题材

在中国的正统文学里,题材与佛教有关涉的文章,数量也很不少。其中有的是成部的著作,如北朝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作者在尔朱荣乱后重过洛阳,目睹“城郭崩毁,宫室倾复,寺观灰烬,庙塔丘墟”①,追忆当年佛寺兴盛时期的华美壮丽,写成这部怀旧的书。文笔清隽秀丽,到处流露着叹惋的情思,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见的优美作品。下面举《景明寺》一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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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洛阳伽蓝记》原序。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

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其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垲独美。山悬堂光观盛(原有脱误),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霤,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层浮图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闻激电,旁属奔星”,是也。妆饰华丽,侔于永宁。金盘宝铎,焕烂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蘩藻,或青凫白雁,沈浮于绿水。硉磑舂簸,皆用水功,伽蓝之妙,最为称首。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旙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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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祖谟校释本卷三。

题材与佛教有关涉的零篇文章,历代的典籍里随处可见。

体裁是多种多样的。下面举几篇为例。

1.谢安《与支遁书》

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此多山县,闲静差可养疾,事不异剡,而医药不同。必思此缘,副其积想也。(慧皎《高僧传》卷四《支遁传》)

2.白居易《游大林寺序》

余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广平宋郁,安定梁必复,范阳张时,东林寺沙门法演、智满、中坚、利辩、道深、道建、神照、云皋、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遗爱草堂历东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顶,登香炉峰,宿大林寺。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东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润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成口号绝句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尽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既而周览屋壁,见萧郎中存、魏郎中弘简、李补阙漱三人名姓文句。因与集虚靠叹,且曰:“此地实匡庐间第一境,由驿路山门,曾无半日程,自萧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无继来者。嗟乎!名利之诱人也如此。”时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乐天序。(《唐文粹》卷九十六)

3.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寥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则于奥宜。因其旷,虽增以崇台延阁,回环日星,临瞰风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虽增以茂树丛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谓东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龛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属于堂之北陲。凡坳洼坻岸之状,无废其故。屏以密竹,联以曲梁。桂、桧、松、杉、楩、楠之植,几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经纬之。俯入绿缛,幽荫荟蔚,步武错迕,不知所出。温风不烁,清气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为病。噫!龙兴,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而于是小丘,又将披而攘之,则吾所谓游有二者,无乃阙焉而丧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窅窅,可以观妙。溽暑遁去,兹丘之下,大和不迁,兹丘之巅。奥乎兹丘,孰从我游?余无召公之德,惧剪伐之及也,故书以祈后之君子。(《柳河东全集》卷二十八)

4.欧阳修诗话一则

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记其诗,有云,“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又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其佳句多类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者矣,是可叹也!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辞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洞,咸乎三年进士及第,时无名子嘲曰,“张康浑裹马,许洞闹装妻”者是也。(《六一诗话》)

5.陆游《跋杲禅师蒙泉铭》

右妙喜禅师为良上人所作《蒙泉铭》一首。往予尝晨过郑禹功博士,坐有僧焉。予年少气豪,直据上坐。时方大雪,寒甚,因从禹功索酒,连饮径醉。禹功指僧语予曰:“此妙喜也。”予亦不辞谢,方说诗论兵,旁若无人。妙喜遂去。其后数年,予老于忧患,志气摧落,念昔之狂,痛自悔责。然犹冀一见,作礼忏悔,孰知此老遂弃世而去邪!虽然,良公盖一世明眼衲子,不知予当时是,即今是,试为下一转语。隆兴改元十一月五日,笠泽渔隐陆某书。(《渭南文集》卷二十六)

(二)文的思想

中国文人有不少是信仰佛教的,或者思想中含有佛教成分,因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或多或少的佛教气息。

这类文章,在历代的典籍中也是随处可见。下面举不同体裁的几篇为例。

1.竺僧度《与杨苕华书》

夫事君以治一国,未若弘道以济万邦;事亲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济三界。发肤不毁,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远,未能兼被,以此为愧。然积篑成山,亦冀从微之著也。且被袈裟,振锡杖,饮清流,咏般若,虽王公之服,八珍之饍,铿锵之声,炜烨之色,不与易也。若能悬契,则同期于泥洹矣。且人心各异,有若其面,卿之不乐道,犹我之不慕俗矣。杨氏!长别离矣,万世因缘,于今绝矣。岁聿云暮,时不我与,学道者当以日损为志,处世者当以及时为务。卿年德并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经心而坐失盛年也。(慧皎《高僧传》卷四《竺僧度传》)

2.王维《赞佛文》

窃以真如妙宰,具十方而无成;涅槃至功,满四生而不庶。故无边大照,不照得空有之深;万法偕行,无行为满足之地。惟兹化佛,即具三身;不舍凡夫,本无五蕴。实借津梁相法,脱落尘容,始于度门,渐于空舍。然后金刚道后为三界太师,玉毫光相得一生补处。左散骑常传摄御史中丞崔公第十五娘子,于多劫来,植众德本,以般若力,生菩提家。含哺则外荤羶,胜衣则斥珠翠。教从半字,便会圣言;戏则剪花,而为佛事。常侍公顷以入朝天阙,上简帝心。虽功在于生人,深辞拜命;愿赏延于爱女,密启出家。白法宿修,紫书方降。即令某月日,敬对三世诸佛,十方贤圣,稽首合掌,奉诏落发。久清三业,素成菩萨之心;新下双鬟,如见如来之顶。绮繻方解,树神献无价之衣;香饭当消,天王持众宝之钵。惟娘子舍诸珍宝,涂彼戒香;在微尘中,见亿佛刹;如献珠顷,具六神通。伏愿以度人设斋功德,上奉皇帝圣寿无疆。记椿树以为年,土字无垠;包莲花而为界,又用庄严。常侍公出为法将,入拜台臣,身在百官之中,以超十地之上。夫人以文殊智,本是法王;在普贤心,长为佛母。郎君娘子等,住诫性为孝顺,用德为道场,将遍众生之慈,迥同一子之想。又愿普同法界,尽及有情,共此胜因,俱登圣果。(《王摩诘全集》卷二十)

3.苏轼《黄州安国寺记》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寺僧曰继连,为僧首七年,得赐衣,又七年,当赐号,欲谢去。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连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谢去。余是以愧其人。七年,余将有临汝之行,连曰:“寺未有记,具石,请记之。”余不得辞。寺立于伪唐保大二年,始名护国,嘉祐八年赐今名。堂宇斋阁,连皆易新之,严丽深稳,悦可人意,至者忘归。岁正月,男女万人会庭中,饮食作乐;且祠瘟神,江淮旧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团练副使员外置眉山苏轼记。(《苏东坡集》卷三十三)

4.袁宏道《书念公碑文后》

余辛丑夏,舟中为念公述此,小修代书于册。彼时龙湖老人犹在通州,谈大乘者海内相望。自余山居七载,再游南北,一时学道之士俱落蹊径。至白下,晤焦先生,使人复见汉官威仪。有来者询,余曰:“焦先生,洪钟也,试往叩之。”及余归柳浪,而念公适至,老成典型,居然在目。盖余之耳不闻至论,余之舌噤而不得吐久矣,抚今思昔,用与之俱。夫使海内人士无志大乘则已,若也生死情切,则幸及此二老尚在,痛求针札。余非阿私所好者,盖余参学二十年而始信此二老,及自读不至误人。若但欲持戒学语,则无事此老锤凿矣。(《袁中郎随笔》)

5.钱谦益《题介立诗》

昔人云,僧诗忌蔬笋气。余谓惟不脱蔬笋气,乃为本色。惟清惟寒,亦玄亦淡,如佛言食蜜,中边皆甜,此其蔬笋气,天然禅悦之味也。旦公诗托寄孤高,属意清切,庶几道人本色,不失蔬笋风味。余读而深叹之。唐僧之诗,各有原本。赞宁称抒山之诗,谓文人结习深重,故以诗句率劝,今入佛智,此昼诗之本领也。旦公从文字因缘深入佛智,作诗如华严楼阁,弹指皆启,岂以一章半偈为能事乎!他日以今之旦配古之昼,何为不可?峨嵋老衲彻修题。(《牧斋有学集补》)

以上引来作例的几篇是明显地表现佛教思想的。中国正统文学中的文,有些以玄谈、山林、隐逸为内容,也是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作品,因为崇尚玄谈、山林、隐逸是魏晋之际释、道思想融合的结果。这类文章以南北朝时期为最多,下面举几篇为例。

1.王羲之帖一则

计与足下别,二十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阔怀。

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耳。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法书要录》)

2.《世说新语》三则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言语第二》)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言语第二》)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第二十三》)

3.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此奇者。(《陶隐居集》)

三、诗文评

隋唐以来,禅学盛兴,中国有不少文人喜欢引用禅理来谈论文学,并且提出所谓韵味说、妙悟说、神韵说等等。这种风气一直延续了许多朝代,使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受到很大的影响。下面扼要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形。

学佛,目的在于求解脱,度一切苦厄(这自然是幻想)。

能不能解脱,关键在于能不能彻悟。晋宋之际,佛教大师们对悟有“渐”“顿”两种看法。宣扬顿悟说的是当时的名僧竺道生,慧皎《高僧传》说: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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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卷七《竺道生传》。

这在佛教史上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有破旧立新之功。汤用彤说:

生公在佛学上之地位,盖与王辅嗣在玄学上之地位,颇有相似。……竺道生盖亦深会于般若之实相义,而彻悟言外。于是乃不恤守文之非难,扫除情见之封执。其所持珍怪之辞,忘筌取鱼,灭尽戏论。其于肃清佛徒依语滞文之纷纭,与王弼之菲薄象数家言,盖相同也。①比竺道生的时代稍后,到南朝宋末年,被推为禅宗初祖的菩提达磨来华,讲《楞伽经》,传禅法,也主张“不随于言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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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六章。

②《楞伽师资记》。

菩提达磨的禅法一传再传,吸收竺道生的理论,融会贯通,发扬光大,到六祖慧能之后,成为在中国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主张不立文字、直指本心、顿悟成佛的禅宗。

这种超乎象外、直指本心的玄理对教外的文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如谢灵运就曾著《辩宗论》,引用竺道生的理论,阐明所谓折中孔、释的顿悟说。到唐朝,禅宗的势力越来越大,禅理的影响越来越深,有不少文人的生活和作品中带有或多或少的禅味(例如王维和孟浩然)。还有些文人引用禅理来讲文学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晚唐的司空图。他在《与李生论诗书》里说:

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滀、渊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辈诸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学哉?贾阆仙诚有警句,然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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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绍虞《诗品集解》校本。

他又在《与极浦谈诗书》里说: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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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绍虞《诗品集解》校本。

这里提出的“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以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同禅理的“超乎象外,不落言诠”正是相类的东西。

司空图的名著是《诗品》。这部书把诗的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著”等二十四种,每种用一些美丽形象的四言诗句加以解说。这诗句中有不少也是富于禅味的。例如:

雄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冲淡——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纤秾——乘之愈往,识之愈真。

沉着——所思不远,若为平生。

高古——虚伫神素,脱然畦封。

洗炼——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

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精神——妙造自然,伊谁与裁。

缜密——是有真迹,如不可知。

委曲——似往已回,如幽匪藏。

实境——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形容——俱似大道,妙契同尘。

超诣——远引若至,临之已非。

飘逸——如不可执,如将有闻。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显然是用禅境来说明诗境,因为作诗不能“不著一字”,也就难于“超以象外”了。

在有些文人看来,司空图设想的富于禅味的诗境,同白居易等人写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相比,显得超逸美妙,因而对于后来的诗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宋朝,禅宗的声势越来越大,用禅理来写诗、论诗就成为风气。例如苏轼在《送参寥师》里写道: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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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东坡集》卷十。

这是说,想要诗句高妙,就必须重视禅悟。

苏轼之后,受苏门影响的韩驹、吴可等,论诗更加重视禅悟。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说:

苏轼论诗已近禅悟,韩驹、吴可则说得更明白。韩驹《赠赵伯鱼诗》有云:“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陵阳先生诗》二)吴可的《学诗诗》也是这样: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

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

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

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

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

此诗见《诗人玉屑》卷一所引,不载吴氏《藏海居士集》中。当时龚相亦有《学诗诗》,即和吴氏之作。

《诗人玉屑》亦引之云:

学诗浑似学参禅,悟了才知岁是年;

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

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

会意即超声律界,不须炼石补青天。

学诗浑似学参禅,几许搜肠觅句联;

欲识少陵奇绝处,初无言句与人传。

这都是以禅喻诗,开《沧浪诗话》之先声。《陵阳室中语》述韩氏语云:“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惟知者可以语此。”(《诗人玉屑》卷五引)吴可《海藏诗话》也说:“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可知他们的论诗宗旨与方法都是一样的。

诚斋(杨万里)论诗颇带禅味。其诗论中禅味最足者,如《书王右丞诗后》云:“晚因子厚识渊明,早学苏州得右丞;忽梦少陵谈句法,劝参庾信谒阴铿。”(《诚斋集》七)又《读唐人及半山诗》云:“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诚斋集》八)《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云:“要知诗客参江西,政如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于何传法更传衣。”(《诚斋集》三十八)答《徐子材谈绝句》云:“受业初参且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国风》此去无多子,关捩挑来只等闲。”(《诚斋集》三十五)这几首诗都是他的论诗宗旨,比《诚斋诗话》所言尤为重要。而诗中所有字面,如参透,如传法,如关捩云云都是禅家话头。其故作不了了语,也落禅家机锋。①宋朝的文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用禅悟来论诗的还有很多,例如李之仪、曾几、葛天民、赵蕃、戴复古、杨梦信、徐瑞、范温、张镃、张炜、邓允端、叶茵等人②。其中理论最成系统、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严羽。他的名著《沧浪诗话》,中心内容是以禅喻诗,以悟论诗。下面引几处最突出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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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四《从韩驹吴可到杨万里》。

②详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四七《严羽沧浪诗话》。

1.夫学诗者……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頞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2.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

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3.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4.意贵透彻,不可隔靴搔痒;语贵脱洒,不可拖泥带水。

5.须参活句,勿参死句。

6.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眩于旁门小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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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所引均见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

这里他讲学诗的门径是“参”,所求是“透彻之悟”,写诗要“不落言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理是禅家的,连话头也是禅家的,可见受佛教的影响是如何深远了。

严羽《沧浪诗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对后来的影响很大。宋朝以后,文人引用禅理来讲诗文的也很不少。例如明朝的谢榛说:“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入其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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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溟诗话》一。

屠隆说:“诗道有法,昔人贵在妙悟。……如禅门之作三观,如玄门之炼九还,观熟斯现心珠,炼久斯结黍米,岂易臻化境者。”①钟惺说:“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便是机锋,自知之而无可奈何。”②释普荷说得更加明显:“太白子美皆俗子,知有神仙佛不齿。千古诗中若无禅,雅颂无颜国风死。惟我创知风即禅,今为绝代剖其传。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诗禅俨然。从此作诗莫草草,老僧要把诗魔扫,那怕眼枯须皓皓。一生操觚壮而老,不知活句非至宝。吁嗟至宝声韵长,洪钟扣罢独泱泱。君不见,严沧浪。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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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鸿苞》十七。

②《隐秀轩文·往集》。

③《滇诗拾遗》卷五。

严羽之后,引用禅理来论诗的人,最重要的是清朝的王士禛。他是清朝初年的大作家,当时推为诗坛盟主,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很重要。他发展司空图的韵味说和严羽的妙悟说,主张诗的最高境界是“神韵”。他著作很多,经常用诗、禅相通的道理来阐明最上乘的诗的奥秘。例如:

1.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上。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池北偶谈》)

2.洪昇昉思问诗法于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诗大指。

愚山曰:“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须就平地筑起。”洪曰:“此禅宗顿、渐二义也。”(《渔洋诗话》)

3.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

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慎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蚕尾续文》)

4.严沧浪论诗,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论”,又“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透可寻”云云,皆发前人未发之秘。(《分甘余话》)

5.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香祖笔记》)

6.僧宝传:石门聪禅师谓达观昙颖禅师曰:“此事如人学书,点画可效者工,否则拙。何以故?未忘法耳。

如有法执,故自为断续。当笔忘手,手忘心,乃可。”此道人语,亦吾辈作诗文真诀。(《居易录》)

由禅的境界悟出“神韵”,并进而宣扬“诗禅一致”,这比严羽的偏重比况更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