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实,中国文学也是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实,这本小书用个“与”字把两者联起来,只是想说说,将近两千年来,佛教对于中国文学,主要产生了什么影响。称之为“影响”,意思是:如果没有佛教,中国文学作品中就不会有或不会沿着这样的路径而有某某等内容;或者从另一面说,因为有了佛教,中国文学作品中才有或沿着这样的路径而有某某等内容。

谈两者的关系之前,先要说明一下佛教指的是什么,中国文学指的是什么。

佛教是外来的,与中国的本土思想距离相当远。举其大者说,对于世间生活,中国的本土思想是“顺”,佛教是“逆”(至少就理论说是这样)。“顺”是承认常识的评价,如生比死好,乐比苦好,现世的荣华值得重视,等等。佛教则相反,是不承认常识的评价,总的精神是出世,抛弃现世的快乐、荣誉等,而追求现世以外的所谓涅槃境界。照理说,这样的异教思想应该很难渗入中国人的头脑,而与本土思想和平共处。事实却不然。原因很多。一是社会混乱,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经常颠连困苦。不管佛教的修持方法怎样艰难而生僻,它总是救苦之道(虽然是幻想的),俗语说,得病乱投医,病重而难治,当然会有人到佛门去求医。二是佛教的出世思想与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有相通之处,都推重少思寡欲,清静无为。其结果是不少读书人、士大夫成为佛教的赞助者。三是佛教的教义能予人以更大的利益,满足更奢的愿望。《世说新语·排调》篇记何次道的故事正好说明这种情况:“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成佛比作大官更好,就难怪很多上层人也成为信徒了。四是佛教本身有世俗的一面,这委婉一点说是相机施教,率直一点说是投其所好。举例说,对于所谓愚夫愚妇,宣传念几句“观世音菩萨”就可以避灾得福,念几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净土,这就道理说虽然近于可笑,但就效果说却大有可取,因为是用小钩劣饵钓了大鱼。此外也许还有别的原因,这且不管,总之是,由东汉起,时间不很长,到南北朝,佛教就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形式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教义方面看,佛教传入中国,不只扎了根,而且发扬光大,结了不少原产地所没有的果实,这就是佛教史中常常提到的十宗或十三宗。在印度,教义本来也并非一统,如乘有小大,论有空有;只是到了中国,尤其隋唐时代,理论才越辨越细,分歧才越来越多。说起分歧,不同的宗派,修持的方法有别,理论根据有别,这且不说;就是同一宗派,如三论宗,对于某一教义,不同的论师会有不同的解释,至于禅宗有南顿北渐之分,更是大家都熟悉的事实。这样,本书所谓佛教,是指包涵什么内容的佛教呢?显然,泛泛地称佛教,我们不能追求得那么细,也用不着追求得那么细,因为一般人所信奉的是佛教的概括的主张,即对世间和人生怎么看,看到的种种问题要怎么处理;而在这方面,各宗派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这基本一致的教义是概括的,通行于世俗的。因为通行于世俗,所以有强大的渗入中国文化的力量,在社会的各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本书所谓佛教,指的就是这样的佛教。

其次要说明一下,中国文学指的是什么。先说文学,“五四”以来,有人从西方的习惯,只承认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是文学作品,这文学的定义是比较狭的。按照这个定义,《论语》《孟子》之类不能算文学作品,因为是议论文;《左传》《史记》之类也不能算,因为是记人记事文。可是中国人写文学史,照例也介绍《论》《孟》和《左传》《史记》。这样做,定义是比较宽的。从宽,是不是可以把四部中的“集”部都包括到文学里去呢?如果真这样,我们就得承认韩愈《原道》、柳宗元《封建论》之类也是文学作品,这好像又有点不习惯。解决的办法是先有个原则或标准。似乎可以这样规定:

凡是内容带有抒情性质,表达方面文辞求美,而写出来能够形象生动并有情趣的,算;反之不算。按照这个标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外的不少文章,从读者方面看能够移情的,就不至受到排挤了。自然,是与不是之间还有划界问题,个别篇目难免还有左右为难的情况,这我们可以采用大德不逾闲的原则,放过不问。

再说中国。佛教是外来的,传入中国,随着教义还带来不少零碎,其中有些是文学作品,如变文,这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中国”的?本书也采用宽的态度,凡是用汉字写的或用汉语表达的都算。

佛教的意义定了,中国文学的意义定了,然后梳理一下受佛教影响的文学作品,将它们分分类,排个次序,进行介绍。关于分类,本书从俗,还是称有些作品为“正统文学”,有些为“俗文学”。这里说明一下,这样说,只是为了头绪简明,读时方便,并没有轻视所谓俗文学中各种体裁的意思。

又,中国文学作品,数量庞大;受佛教影响的文学作品,为数也相当多。遍举,几乎不可能,似也无此必要。例如白居易和苏轼,如果把他们的带有佛教色彩的所有作品都举出来,大概要印成不薄的一本书。因此,本书介绍某种体裁,只是举一点点例,以期用不多的篇幅,以管窥豹而能见一斑。

作者学力有限,见闻不广,书中难免有不少缺漏和错误,统希读者多予指正。

张中行

1984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