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茅盾的文学活动仿佛又恢复了20年代初那股活跃的劲头,“左联”的事,报纸约稿,出版社要书,杂志社要文章,无聊文人的攻击,犹似一场文化风暴,铺天盖地,把茅盾整个儿都淹没在文化之中。因此,30年代前5年,是茅盾创作的黄金时期,《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1932年底,茅盾写完了《子夜》的后记之后,乘兴又写了一篇《我的回顾》,对自己5年来的创作道路,作一个简要的回顾。短短的5年当中,茅盾在革命的高潮之后,冷静思索,勤奋创作,写出了三个长篇,两个中篇及十几个短篇,奠定了茅盾在新文学上的地位。5年中,茅盾左冲右突,努力“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不断改换题材:知识分子题材、都市题材、乡镇题材、历史题材等,这些都显示了作家的努力和追求。在回顾自己5年来走过的历程,茅盾谦虚中充满自信,他说:“1927年9月,我开始作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5个年头。5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上。”接着又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他还说:“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

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从某种意义说,茅盾在政治与文学的天平上,似乎文学创作更有成绩,似乎更有发展前程。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驱使茅盾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因此,瞿秋白、鲁迅等友人和茅盾来往十分密切,包括许多左翼文化人士,来往十分频繁。而茅盾的论人论文的尺度,政治、社会功利方面,尽量和党当时的要求相近。所以,茅盾当时曾向瞿秋白提出,要求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希望在党内受到直接指挥。瞿秋白无论在经历上、志趣上,和茅盾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人十分投机,共同语言也较多。听了茅盾的要求,秋白表示尽快向中共核心组织反映。但此时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王明夺取了上海党中央的领导权,秋白被排挤出党的核心,因此对瞿秋白转述茅盾的要求,中共中央似乎不大在意,竟没有答复。

一天,“左联”成员阳翰笙来到茅盾家里,拿出他在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地泉》说,出版社要再版,希望茅盾给这部小说作序。《地泉》是包括“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作品反映农村革命的“复兴”。但由于这部作品写作时正受太阳社朋友倡导革命文学的影响,小说的概念化缺点十分明显。

茅盾在前段时间,对这种所谓的革命文学作过批判。

其中包括阳翰笙的这部长篇小说。

于是茅盾对阳翰笙笑道:“你要我写序,我就要批评这部作品。”阳翰笙点点头,认真地说:“我知道,我也想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1928年发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5年的历史,正在走向成熟。这本书是几年前写的,本不打算印了,现在既然有书店肯再版,就借再版的机会,请几个朋友写点文章,也算对这本书作个定评。”

“有那些朋友写了序?”茅盾听说阳翰笙请几个朋友写序,问道。

“瞿秋白、钱杏邨。”阳翰笙回答。

“那好,我也写,不过您不要动气啊。”茅盾笑道。

“哪里,哪里。”阳翰笙忙说。脸上一脸虔诚。

后来,茅盾写了一篇《地泉读后感》,从扭转革命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入手,评论阳翰笙的《地泉》的缺点。直言不讳地批评《地泉》“亦浓厚地分有了那时候同类作品的许多不好倾向。”什么“不好倾向”呢?这就是“缺乏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指出《地泉》“本书只是‘深入’、‘转换’、‘复兴’等三个名词的故事体的讲解。而本书的作者,恰就先给我们三篇故事体的讲解。”

“惟在已有政治认识的人们方能理智地去读完这本书而有所会于心,或有‘画饼充饥’地聊一快意;至对于普通一般人,则本书只是白纸上有黑字罢了。”

后来,茅盾这篇直言不讳的文章,被阳翰笙一字不改地编进湖风书店1932年7月出版的《地泉》内,并作序言刊布。茅盾后来感叹,“这种接受不同意见的雅量是令人钦佩的。”并进一步加深了茅盾和阳翰笙之间的友谊。

左联成立以后,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多次,第一次讨论时,茅盾刚刚回国,环境的适应,家务事的分心,茅盾只看了一些讨论发言的文章,发现许多文章都十分中肯,鲁迅的话尤为精辟和深刻:“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所以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热闹一阵子以后,也就偃旗息鼓了。

1932年夏天,茅盾写完《林家铺子》之后,“左联”又发起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起因是瞿秋白在《文学》半月刊上发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在6月又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当时发表文章的《文学月报》认为秋白的文章很重要,便约请茅盾、陈望道、夏衍、周扬、郑伯奇、田汉等人写文章,参加讨论。

当时,茅盾看到瞿秋白的《论文学的大众化》,观点十分新颖别致,见解也非常独到,但秋白对白话的估价,茅盾认为不敢苟同,因为秋白认为:

“五四”式的白话是非驴非马的文字,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的混合体;号称“白话”,实则是“新文言”,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从前的文言一样,劳动大众是读不出,听不懂的。……因此现在必须发动一个反对“死的语言”

的革命运动。革命文学要用现代中国活人的话来写,尤其要用新兴阶级的话来写。

……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速用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

但茅盾也发现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些似是而非。因此,乘刊物约请茅盾写文章参加讨论的机会,针对瞿秋白的论点,写了《问题中大众文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文分四节,分别为“旧”文言与“新文言”,“技术是主,文字本身是末”

在第二节展开讨论;第三节是现代中国普通话怎样估价;第四节是“到底用什么?”

这篇讨论文章,有事有据,令人信服。茅盾用了“止敬”这个笔名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随后,瞿秋白又发表了答辩文章《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分三个方面进行答辩,即解释一些误会,二是讲明原则分歧,三是提出了认字拉丁化问题。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茅盾读过这篇文章,发现自己与秋白是从不同前提来争论的,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而茅盾的理解是前者,瞿秋白的理解是后者。因此,茅盾没有接着瞿秋白的文章来继续讨论。

也许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当时文人圈子里,只是一个时髦。因此,“左联”中人都热心于文艺大众化的宣传和讨论,但所化的力气和收到效果很不相称。

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制度不允许文人们这样做。

1934年夏秋间,上海进步文艺界又掀起第三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这之前,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强制推行以封建道德“四维”

(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5月份,国民党教育部汪懋祖等掀起“文言复兴运动”,在国民党的《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大肆鼓噪。因此,上海“左联”同仁决定以汪文为靶子,开展第三次文白之争的讨论。当时鲁迅、茅盾、陈望道、胡愈之、魏猛克、陈子展、傅东华、许杰、乐嗣炳等人纷纷写文章,抨击复古逆流,维护五四成果。

到了8月份,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正酣,达到高潮,这时,陈望道、乐嗣炳就打算乘势办一个刊物,力倡大众语运动。也抨击林语堂等人提倡的小品文。陈望道为此还在“一品香”餐厅请客,茅盾出席了。9月3日陈望道又请一批作家聚餐,茅盾和鲁迅都去作陪客。当时,陈望道对《太白》刊名有了解释,他对鲁迅、茅盾说:太白太白,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话文还要白的意思;还有,太白二字笔划少,符合简化的原则;还有太白是太白星,在黎明前出现,又名启明星,表示天快亮了,又暗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即将结束。

鲁迅一听陈望道这个解释,掸了掸手头的香烟,点点头,对大家说:“这只能我们自己淘里知道,不能对外讲,防备被审查委员会的老爷们听了去。”

茅盾也点点头,表示赞同。陈望道想请鲁迅、茅盾参加《太白》编委会时,鲁迅说:“还是暗地里支持你好,公开列名,恐怕反而于刊物不利。”茅盾也赞同鲁迅的这个意见。

后来,茅盾和鲁迅一道,用实际行动支持《太白》。《太白》半月刊从1934年9月创刊,到1935年9月停刊,茅盾共发表了23篇文章。应该说,茅盾在文艺大众化方面功不可没。

正当茅盾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左联”书记处又办起《文学月报》,茅盾又被推为编委。于是,茅盾既忙于给《文学月报》写文章,又忙于替《文学月报》审阅小说稿件,在审阅小说稿中,茅盾发现一个很有才华的新人——沙汀。当时,周扬把沙汀的《码头上》、《野火》两个短篇送给茅盾,茅盾看后,在退给周扬稿件时,对《码头上》一篇写了几句审读意见,大意是:

写得还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有才华的,小说可以发表。不过结尾的写法我不喜欢。当时,周扬把茅盾的意见转告诉沙汀,沙汀感动不已,十分振奋。后来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小说集出版后,茅盾撰文高度评价。

1933年春节,已在北平的郑振铎回上海过春节,在与茅盾晤面时,二人都十分怀念过去在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时那段生活,十分感慨。郑振铎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在感叹现在没有一个自己的刊物时,忽发奇想,建议茅盾把《小说月报》办起来。茅盾笑道:“你丈人虽是商务元老,但是复刊《小说月报》,恐怕他也作不了主。商务当局是越来越保守了,他们是怕我们的,如果要办刊物,倒不如另找一家出版社来出版。”

郑振铎点头赞同,于是二人又具体策划杂志的具体内容,包装和发行等事。

郑振铎说:“找书店出版的事交给我来办,刊物的名称就叫《文学》如何?

至于主编一职由你来担任。“茅盾一听,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是被戴上红帽子的,我当主编,不过三天,老蒋的手下就找上门来了,还是另找一个不被他们注意的。你本来是《小说月报》的主编,由你来担任,倒名正言顺,可是你又在北平教书。“郑振铎一听,也觉得有理,便说:”如果是这样,我只能顶个虚名,帮忙拉拉稿子,实际办事,总得在上海找一个人。“

“谁合适呢?”茅盾也沉思起来。

“傅东华怎样?”郑振铎像发现什么似地说。

茅盾一听,沉吟一会儿,说:“人倒还合适,不过他会答应吗?我怕他舍不得丢开商务这个铁饭碗。”

“那我先动员动员再说,其他的事,您多费心再考虑一下。怎么样?”

郑振铎自告奋勇。

过了两天,郑振铎来告诉茅盾,傅东华已经同意担任主编了,出版《文学》的书店也找到了,生活书店愿意出版。茅盾一听,也非常高兴,便和郑振铎一起研究编委名单,除茅盾和郑振铎之外,还列了鲁迅、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等。后来傅东华又要一个年轻人来协助他编辑,于是请黄源来协助编《文学》杂志,等筹备完毕,郑振铎便回北平教书去了。

《文学》杂志终于在1933年7月1日创刊,发行后立即受到欢迎。4天后又再版创刊号,一个半月后,已经再版4次,可见欢迎程度。

《文学》是继《小说月报》之后,抗战之前,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大型杂志,为办这个杂志,茅盾不仅是个主策划人,而且又是一个撰稿人,他运筹帷幄,呕心沥血,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又发表了不少好作品。

193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刺骨的北风紧刮着。茅盾正在灯下看《文学》的稿子,突然传来咚咚的叩门声,夫人孔德沚出去开门,原来是鲁迅家里的女佣送信来。信是鲁迅写给茅盾的,信中写道:有一熟人从那边来,欲见兄一面,弟已代约明天午后×时于白俄咖啡馆会晤。

第二天,茅盾按约准时来到咖啡馆,鲁迅已在那边等候了。刚进门坐定,茅盾便问鲁迅:“大先生,那边谁来了?”

“成仿吾。”鲁迅正在抽烟,掸了一下烟灰说。

“谁?成仿吾?”茅盾有些疑惑。因为茅盾虽与成仿吾等创造社朋友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却从未见过面,前两年又听说他去苏区了。

“不会错的,他去找过内山,内山认得他;还有郑伯奇也要来,他们是熟人。”

鲁迅见茅盾有些疑惑,解释道。

正说着,郑伯奇来了,大家寒暄过后,郑伯奇告诉茅盾,他已见过成仿吾。这时,咖啡馆门口进来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郑伯奇忙起来招呼,原来这就是成仿吾!茅盾和鲁迅都是第一次和成仿吾见面。

成仿吾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一边说自己是从鄂豫皖苏区过来的,是到上海来治病的。问鲁迅能不能帮他找到党方面的朋友。鲁迅沉吟一会儿,说“可以,你来得正是时候,过几天就不好办了。”并记下成仿吾的住址。

成仿吾敛起笑容,对茅盾说:“沈先生,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今天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令弟泽民在鄂豫皖苏区病故了。”

“什么?不可能!”茅盾猝不防成仿吾会带来这样一个消息,心骤然缩紧,脱口否认这个事实。

鲁迅和郑伯奇在一边也惊呆了。

“那边的环境太艰苦了,担任鄂豫皖边区中央分局委员、苏区省委书记以后,泽民的工作十分繁重,他身体本来单薄,肺病又复发了,加上在那里又得了严重的疟疾,就支撑不住了。”成仿吾又说。

“是哪一天?葬在哪里?琴秋呢。”茅盾心头像塞了一块东西似的,说不出话来。

“11月20日牺牲的,大概就地埋葬了,琴秋不在身边,她随红军主力去路西了。”成仿吾说。

4个人都默不作声,呆坐在那里。这时,鲁迅打破了这压抑的气氛,站起来说:“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茅盾也站起来,向成仿吾告辞,“仿吾先生,我也走了。”

茅盾和鲁迅一起走出咖啡馆,步行回家。途中,鲁迅问道:“令弟今年三十几了?”“虚岁三十四。”茅盾戚然地回答说。“啊,太年青了!”鲁迅转过身来,无限惋惜地说。

又走了一阵,茅盾想起成仿吾的事,问鲁迅:“你说的党方面的朋友是指秋白吗?”鲁迅点点头,说“秋白几天以后就要去江西了,所以我说过几天就不好办了。”

“这件事我让德沚今天晚上去通知之华,你就不必自己去了。”茅盾说。

鲁迅说:“也好,那就拜托你了。”

第二天,茅盾才把泽民去世的消息告诉夫人孔德沚,并叮嘱她不能让母亲知道。

德沚听到这个消息,眼泪潸然而下,连声否认“假的假的,谣言!”

她待这个小叔,像亲弟弟一样,泽民的聪颖和好学,泽民的进步和外出,都让这位嫂嫂牵挂。去苏区之前,来家里告别的情景,还像在昨天一样,怎么突然会去世呢?孔德沚从痛苦的思绪中拉回来,抬起泪眼:“琴秋呢?”

茅盾闷头抽烟,见夫人问,就说:“琴秋随部队走了,不在鄂豫皖。”

“这怎么可以呢!她为什么不留在身边照顾他?”孔德沚一听,火来了,叫道。

“大概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茅盾吐了一口烟,说了一句。

“难道留在那边就不算革命工作的需要?”德沚悲恸而又激动地叫着。

茅盾没有再说什么,苦笑一下,又提醒夫人:“不要让妈妈听见了。”

这时,孔德沚才平息下来,低声抽泣着。

过了几个月,又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有一天,茅盾母亲突然问茅盾:

“阿二怎样了?”“很久没有接到他的信了,邮政不通,但听人说,他身体还好。”茅盾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口回答。

这时,茅盾母亲一脸严肃地说:“你不要瞒我了,告诉我吧,我不会难过的。”

说着从藤椅坐垫下面拿出一张国民党办的小报,递给茅盾。茅盾一看,上面有一则消息:沈泽民在鄂豫皖苏区死了,他的哥哥最近在上海某大佛寺里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

茅盾知道母亲已经知道,只得告诉说:泽民真的死了,是得病死的,“不过说我请和尚念经则是国民党小报造的谣。”

茅盾母亲眼睛有些湿润,过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说“我不会难过的,阿二从小身体单薄,三岁那年得一场大病,死里逃生,活到了现在,总算还做了一点事情。我就当作他小时候那场病死了,也就想开了。”

茅盾听到这里,大为感动,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过了元旦的一天,瞿秋白突然出现在山阴路大陆新村三弄九号茅盾家里。秋白是来向茅盾辞行的。“沈先生,我已接到通知,就要去那边了。”

言辞间,露出依依不舍的情愫。

“什么时候走?”茅盾没有想到这么快。

“近几天就走。”

“东西部准备好了吗?之华去不去?”茅盾神情中流出一种孤独的凄然,问道。

“准备好了,之华组织上没有批准。”秋白讷讷地说,也有些怅然。

在谈到泽民牺牲的时候,秋白神情怆然地说:“前年泽民去鄂豫皖时,曾与他长谈过,我们曾相约革命胜利后,在上海相会,谁料那一夕谈竟成永诀!”泽民与秋白是好友。

讲到文艺上的事时,秋白不无惋惜地说:“沈先生,看来,只有等到革命胜利后,我再来弄文艺了。”

茅盾送走秋白,独自伫立在门口,凛冽的寒风吹来,茅盾感慨万端,在这革命的岁月里,文化上奔忙,胞弟的献身,朋辈的聚散,何日是云开日出,光明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