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厅还是当年的老样子,方形红漆桌仍旧简单而干净。墙上谢枋得的绝命诗还在挂着。从焦黄的纸张与墨色看,已经无从断定它的年代。当年佘法师说它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如今再加四十年,对它也没什么。这庙里到处都是古物,一百四十年的,又算老几?岁月只有对生命有意义,一旦物化,彭殇同庚、前后并寿,大家比赛的,不再是存在多久。而是存不存在。一幅字挂在那儿,就象征了它的存在;海棠在生意婆娑中存在;佛经在烛照香熏中存在;古碑在风吹雨打中存在;而庙中那最古老的两个莲瓣形的青石柱础,更在千年百眼中存在。建悯忠寺时代的所有建筑,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这两个石础,令人据之想象当年。从它们巨大的尺寸和精美的雕刻上,人们想象到古庙的盛世,千百年后,只留下两个石础,从个体存在中凭吊它们整体的不存在。

如今,佘法师个体不存在了,但是他“若亡而实在”,在饭厅中,他一直是他当年的小徒弟与康有为的话题。

康有为问:“佘法师到底怎么死的?我只依稀听说他死在庚子拳变里,并且还是死在庙门里,其他都不清楚。十力兄你一定清楚。”

李十力点点头。沉思了半晌,才开口说话:

“我师父死得很离奇,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清楚全貌,但是也连接得有了轮廓。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见到我师父那年,他正四十一岁,那时他已做了十一年和尚了。他三十岁出家。三十岁以前的事,他绝口不提,我问他,他有一点凄然,只是说:‘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师父平时修养功深,总是平静和煦,可是问到他的过去,他就皱着眉头不愿说,那种平静和煦,好像就受到很大的干扰。后来我就想,师父年轻时一定受过一次大刺激,才会看破红尘,出了家。那次大刺激一定很大很大,所以他虽然出家十多年,一提起来,还面现不安。那次大刺激直接跟他的死有关。直到师父死后,我才衔接出完整的真相。得知以后,我非常感慨。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和我师父在这桌上吃饭那一次吗?吃饭时我师父只把蛋给康先生和我吃,他自己不吃。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出家人吃全斋,所以连蛋也不吃。当时我插嘴说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我也最好不吃蛋。但师父说我还年轻,需要营养,该吃蛋。并说我那时年纪太小,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我问那我什么时候算,师父说你不一定要算。我问为什么,师父说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当时我紧张起来,问师父是不是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师父说,不是,当然不是。师父说他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那时候我十六岁,十年以后,师父叫我出外做一件重要的事,我就离开庙里了。

“什么重要的事,康先生一定很奇怪。原来我师父虽是义人佘家的后人,可是从小就喜欢活动,喜欢结交江湖中人,在外面混。他出家后,跟人说他一直住在北京,是有所隐讳的,事实上,他十五岁就离开北京,到了南方,并且加入南方的起义阵营——太平天国。由于他小时候念过些书,粗通文墨,便被‘长毛贼’看中,做了石达开幕中的小师爷。太平天国内讧,石达开出走,他也一直追随。后来到了四川,日暮途穷。石达开被俘,他流亡返回北京,后来便在法源寺出家了。”

“真没想到佘法师是‘长毛贼’,并且跟石达开有那么亲近的关系。”康有为插了一句。

“更没想到的是,他跟石达开仅存的女儿有过一段生死恋,可是传说在官兵打来时,他对石小姐见死不救,以致被大刀王五他们看不起,但是谁想到三十年后,他却勇敢的义救王五,被义和团暴民砍死在法源寺这里的石阶上。他含羞忍辱三十年,最后用行动证明了他的伟大人格。”

“真了不起!”康有为赞美着,“可惜佘法师年纪大了、死了,不然的话,他也许跟你走上同一条路。”

“是吗?”李十力怀疑着,“我看我师父如果肯出来,他走的路,可能是康先生这一条——他毕竟是与康先生同一时代的人。”

“你不和我们同一时代吗?”

“不瞒康先生说,我不跟你们同一时代,你们把自己陷在旧时代里,我却比较能够开创新时代。例如我参加革命,辛亥革命时,我就正在武昌从事奔走。可是,辛亥革命下来,发现中国还是不行,革命革得不彻底。要救中国,只有再来一次新的革命。新的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你康先生是自己人,在你面前,我不必隐瞒,但请代我隐瞒,我在五年前,就参加了这种革命了,那时我四十九岁,作为革命党,年纪好像太老了一点,可是李大钊说我参加过辛亥革命,如今又参加共产党革命,这种转变与进步,有示范的意义,因此也欢迎我加入。我现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里却是革命党。不过,不论教书或革命,都是把自己抛到外面的工作,都是一种尘缘。尘缘久了,我就到庙里来灵修几个小时。

“我每次回到庙里,就像回了家、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我同我师父的世界。我喜欢法源寺,喜欢过庙里的清净生活,我就希望我能终老在这里,不再到外面去。但是,清净不了几个小时,外面就有一股力量吸我出去,里面就有一股力量推我出去。那股力量来自佛法的正觉、来自我师父的督促、来自我内心的呐喊,使我谴责我自己,叫我不要到法源寺来逃避。法源寺不是避难所,法源寺是一个前哨、一个碉堡、一个兵工厂。虽然我那么喜欢去做杨仁山,去弘扬佛法,但是,我自己永远无法只做庙里的人,没有自己的参与,弘扬又怎么够?有时候,参与就是一种最好的弘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地狱外边弘扬十句,不如朝地狱里面迈进一步。二十八年前,谭先生为这种佛理做了最伟大的先行者,他为走改良的路而死,却以身首异处,指示我们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十五年前,我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年来,我又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从三十九岁参加到五十四岁,作为革命党,我有点年纪大了,但是,我无法停止,我好像不革命就没把一生的事情做完。我希望我能尽快把第二次革成功,革命成功后,我告老还庙,完成我在法源寺终老的心愿。不过,看到国家局面如此,我想我的希望恐怕太奢求了。也许有一天,我不能老着回来了,如能死着回来,那便像袁督师那样能在庙上过个境,我也于愿已足了。”

听完李十力的这番话,康有为沉思不语。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丁香,别有所思。半晌过后,他转过身,直视着李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