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康先生看,”翁同龢慢慢地说,“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后,我们不能觉悟的原因在哪里?”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国上下都守旧,看不出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但能看出这种处境的士大夫,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不肯大声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春秋责备贤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则徐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声最好最有作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广东禁烟,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谁’,对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满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败洋人。但他为人毕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广东,实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国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枪炮都是十七世纪的旧货,什么鸟枪、抬炮、百子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对手。所以他张罗买外国炮、外国船,还叫人翻译洋人出的书刊,以做知彼的功夫。这些材料,后来他交给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主张以夷器制夷。日本人把这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他们的维新。但以林文忠公当时的地位,以他对中国在世界上处境的了解,他做得显然太不够了。为什么?他也犯了中国士大夫守旧的老毛病——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给朋友一封信,信里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们远、打得比我们快,这个问题不面对,‘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中国陆军尽管有作战经验,但是那种经验都是面对面打仗的经验,现在洋人从十里八里以外,一炮就打过来,面都见不到,就打败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没有大炮,就是岳飞韩世忠在,也毫无办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写了这封信,他嘱咐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这一嘱咐,就完全说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国不行的地方在哪里,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却不肯大声疾呼。若说他写信当时正走霉运,不便多说话,但是后来他又做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他东山再起,竟也不肯大声疾呼。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连林文忠公那么贤达有为的人,都对国家大事采取这样消极的态度,中国的事,又怎么得了呢?”

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显然的,他深深受了这个林则徐例子的感动。林则徐死的那一年(一八五○),他才二十岁,那时候他人微望轻。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经垂垂老去,过去几十年,为国家效力,自感成绩可疑;今后再为国家效力,也不过只有几年了,他感到年华老去,自己已来日无多,人也有代谢,国家需要新的一代来抢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运用他的眼力和影响力,为朝廷荐进一些有为的新人,岂不更好?眼前这位康有为,倒不失是一位有为的新人。

过了一会儿,翁同龢慢慢点着头,向这三十八岁的康有为亲切地说:“康先生青年有为,我可以看出来,我想你也知道我这老人家可以看出来,不然你也不会一再想见我了。向朝廷推荐有为的人才,是我的责任、是我分内的事,何况知道有人才而不荐举,是不对的。对于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国政治局面的复杂,就便以我的地位,要想办成一些事,有许多时候,也不能正面处理,而必须以迂回委婉的手法处理不可。我想,我会尽量在短时间内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够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向康先生保证的,就是我绝不再爱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帘前讲过书,是两朝皇上的师傅,有点地位,可是我绝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机会大力推荐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无所谓了。”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进士,还是进士的第一名——状元,那时康有为还没有出生。四十年来,他个人的地位日渐上升,可是中国的地位却日趋下降,他内心的自责与惭愧,随着年纪的老去,与日俱增。五年前他六十大寿,西太后赐他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小卷八个,并即日召见。有“汝忠实”之谕,对他的笼络,备极殊荣。可是,他内心里却自责、惭愧,认为他自己的“忠实”是可疑的。这么多年来,他“忠实”的对象,似乎只是对西太后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对整个国家的公益。其中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时海军的经费是几千万,可是实际拨给海军的,却不过百分之一。那时管国家财政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不能据理力争也不能以进退力争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确定十五年之内海军不得添置一枪一炮决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吗?……如今仗打败了,他自己的误国之罪,怎么说也有份吧?现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须要做一点赎罪的事了,为了这样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后,他也顾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