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枋得自己知道吗?”

“我认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宋朝已经经过了十八代皇帝,经过了三百二十年的岁月,谢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国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对三百三十年的旧账,要算也没法算。”

“没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没想算。”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关在屋里,但要它对你摇尾巴,时间不够,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头。康有为却说:

“小师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间的事,如果用低一点的标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实和狗一样,甚至还不如狗。”

“刚才康先生说‘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和尚问。

“时间多少是无法硬定的,不过,有在同一时间里就出现‘谁都是忠’的肯定现象。忠奸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老问题。但是,真正会读古书的人,必然发现:中国传统中‘忠’的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对的忠’与‘绝对的忠’。伟大的晏子,在齐庄公被杀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说:‘君为社稷死,[我]则死之;为社稷亡,[我]则亡之。若[君]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显然不是‘为社稷死’、‘为社稷亡’,对这种无道之君,国之大臣,是不会为他死难的,但他的‘私昵’,却可以为他死难。所谓‘私昵’,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的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昵’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就这样的,临难死节的要求,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不过,这种思想的正宗,是经不得实事求是的。我举隋唐之间改朝换代的两个人物做例子。先以屈突通为例。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肃检查牧政,查到两万匹私马,隋文帝要杀主管马政的公务员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说,为马杀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为一千五百人请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话,不杀人了,还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执法很严,六亲不认,他的弟弟屈突盖也和他一样。当时流行的话说:‘宁食三年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年葱,不逢屈突通。’可见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僮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耶?’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但是,屈突通同时代的另一个例子,又有了讨论的余地,那就是尧君素。尧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说:‘你是国家大臣,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看你骑的马,还是上面赐给你的,你好意思还骑它吗?’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队在城下,抬出他太太来劝降,尧太太说:‘隋朝已经亡了,天命属意谁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尧君素说:‘天下事,非妇人所知!’说了就给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同时两个人,前面屈突通射儿子;后面尧君素射太太,中国的忠臣自己还没尽到忠,却先将家人做了血祭!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在新朝里为国尽忠了。”

“那么,谢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样解释呢?”和尚问。

“我刚才说过,谢枋得死的意义在为信仰殉道。那种信仰,在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例如当时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国人;他的国家观念,也不明确,他认为亡国,事实上亡的是宋朝赵家这一世系,中国好好的,并没有亡。但评论历史人物必须设身处地,以谢枋得当时的见解,他死得并非没有意义,我们尊敬他,是为了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那种内容,五六百年下来,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国人中国史,元朝也是中国人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