悯忠寺刚盖时候的北京旧城,早就没有了,原来旧城的范围,也没有古迹可寻,留下的纪录,只能追溯到十世纪的辽朝。辽朝在北京盖了新城,悯忠寺被新城围住,位置在新城的东方。十二世纪的时候,金朝灭了辽朝,它把北京城重新加大。在辽朝盖的城外面,盖了一个大四倍的城,把它套在里面,这时候的悯忠寺,在金朝的北京城里,位置就偏向东南。十三世纪,元朝又灭了金朝,又重新盖了北京城,这个城,整个的朝北移动了,金朝的城,只有东北角的一小部分并到元朝的新城里,这时候的悯忠寺,被抛在城外的西南角。十四世纪,明朝赶走了元朝,又重建北京城,整个的朝南移,盖了一个方形的城,并入了元朝旧城的三分之二,这时候的悯忠寺,还是在城外面的西南角,不过离城比一百年前近了。到了十六世纪,大臣告诉明朝第十一个皇帝说,城外面的百姓,比城里面的多了一倍了,不能不保护他们。于是皇帝在一五五○年,叫一个奸臣严嵩主持,在城的南边,加盖了一个外城,东西比内城宽一点,南北比内城短一半。从此以后,这个古城的样子,就确定了。就这样的,四百三十多年下来,直到今天。

一五五○年外城盖好的时候,悯忠寺正式重圈到北京城里来。过了九十四年,清朝取代了明朝,原来在辽水流域的满族,统治了汉族的中国。又过了八十七年,清朝的第三个皇帝世宗雍正皇帝,在他即位第九年、一七三一年的时候,想到了这座忠烈祠,他把它改名叫“法源寺”。四十九年后,清朝的第四个皇帝高宗乾隆也亲来这里,并且亲题写了“法海真源”四个字,刻成匾,挂在这庙里。

又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法源寺的附近,已经多了人烟,也多了寺南的义地和荒冢,许多从外地到北京来的人,死在北京,不能归葬的,都一一埋在这边了。那时候不流行火葬,人死后连同棺材运回家乡,很不简单。他们生时不能回归故乡,死后埋骨于此,总希望有点家乡味,所以,这些坟地也分区了,江苏人埋在江苏义地、江西人埋在江西义地、河南人埋在河南义地,不能明显分区的,也有许多义地可埋。至于能够归葬的,都先把棺材停在庙上,在庙里的空房,摆上长板凳,棺材就放在上面,有时候这一放就放得很久,甚至没人再过问。有的棺木不好,会生虫子、出恶臭,庙里的人,也只好一再用厚漆漆它,漆不住的,也只好就地处理,沦入荒冢了。

就这样的,北京的寺庙就成为人们生死线上的一个过渡,寺庙的和尚,除了本身的出世修行以外,他们的重要职务,就是代人们生前解决人神问题、死后处理人鬼问题。

法源寺的和尚,也是如此。

不同的是,法源寺在北京的寺庙里,有它特有的悲怆气氛。其他的寺庙,兴建的原因大多比较单纯,像隆福寺、法华寺,只是明朝皇九九藏书帝应太监的请求,为了弘扬佛法,就盖起来了;像护国寺、普渡寺,是元朝丞相托克托、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宅邸,旧宅邸一改就完成了。法源寺却完全不一样。它从唐太宗死前四年盖起,目的就是追念为中国而死的先烈与国殇,它的悲怆气氛,从它原始的悯忠字样就已表露。北京的寺庙名字,柏林寺、贤良寺、普济寺、广化寺、宝禅寺、妙应寺、广济寺、崇效寺、龙树寺、龙泉寺等等,都没有悲怆的意味,嵩祝寺、瑞应寺、大庆寿寺、延寿寺等等,甚至还洋溢着一片喜气。只有悯忠寺,它一开始,就表露了阴郁与苍茫。它日后的历史,也一再和这种气氛相伴。在它兴建后四百八十年,一个亡国的皇帝被关到里面,那是北宋的钦宗,他有着可怜的身世,他的父亲徽宗,艺术家的成分远多于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后,丢给了他,他只做了一年皇帝,就亡国了,然后做了三十年的囚犯。在悯忠寺,他回想故国,在晓钟夕照里,过着痛苦凄凉的岁月。

十三世纪,南宋也亡了。一个江西的进士谢枋得,参加抵抗蒙古兵失败,妻子被俘。他隐姓埋名,在江湖上算命,他不肯用元朝的钱,只肯收米面等实物,给他钱,他就生气,丢在地下。后来被发现了,他逃到福建,藏身武夷山中。元朝统一中国后,为了笼络汉人,到江南访求宋朝的遗士,跟它合作,名单开出三十人,谢枋得在里面,邀功的官吏找到他,强迫他北上。到北京后,他被安置在悯忠寺,他看到寺里曹娥碑,想到曹娥这个为了找父亲的尸体,十四岁就自杀了的汉朝女孩,感慨:“小女孩都能做到,我不能不如你啊!”遂把自己饿死在悯忠寺里。死的时候,六十四岁。

悯忠寺,就带着这样悲怆的身世,从历史走了下来。在十四世纪,当悯忠阁还没倒塌的时候,一个生在元朝的第一个皇帝时候、死在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时候的老人张翥,曾为它留下一首哀婉的律诗,那是:

百级危梯溯碧空

凭栏浩浩纳长风。

金银宫阙诸天上。

锦绣山川一气中。

事往前朝人自老,

魂来沧海鬼为雄。

只怜春色城南苑,

寂寞余花落旧红。

在“寂寞余花”的时候,开始了本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