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策士、说客提供策略的结集,记录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和西周、东周、宋、卫、中山等十二国的史事,以国为单位,共收三十三篇,前后包括了两百四十五年的历史。这就是说,它包括的,不止一般所谓战国时代一百八十一年的历史。(战国起算方法,照《史记》是公元前四七五,照《资治通鉴》是公元前四0三,有七十多年的误差。从宽来算,战国早期也就是春秋晚期。)

《战国策》的作者非一人,作成也非一时一地,汉朝刘向校勘官中藏书,将皇室保存的各种文书加以订正,命名为《战国策》。后来刘向的本子也残缺了,宋朝曾巩曾加以增补,而成为今日的祖本。

一九七三年冬天,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相当《战国策》的帛书二十七篇,这一发现,给这部书平添了许多身价和兴趣,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帛书中能跟今本《战国策》对得上的,有十一篇,约占二十六篇中的五分之二,它们埋藏在地下两千一百五十年,再重见天日,在发潜寻幽上面,可有极大的帮助。

《战国策》中有许多妙文,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韩策"中一段话:

楚国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被子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殽。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子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殽。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日:"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妄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扳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秦国宣太后在外国大臣面前公开描写性交姿式,说自己丈夫一屁股坐上来,因为体重太集中一点,就吃不消;可是全身压上来,因为体重平均分担,所以就无所谓了。这种妙文,在甫宋鲍彪新注本里说:"宣太后之言污鄙甚矣!以爱魏丑夫欲使为殉观之,则此言不以为耻,可知秦母后之恶,有自来矣!"在清朝王士桢《池北偶谈》里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其实他们全都大惊小怪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古代文明中,在性的看法上,确曾有过开通的一面。大多的性禁忌其实是以后的事。

《战国策》中因为记录了战国时代策士、说客提供的策略,其中自然不乏有使道学家头痛的"邪说"(秦国宣太后用性交谈政略,自也是"邪说"之一),当然也动了查禁("灭其籍")的念头,所幸有惊无险,还是留存下来了。曾巩在序里说: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衣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到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

正因为"禁邪说"之前,得先使人们知道被禁的"邪说"是些什么,所以,这些反面的言论,得以"反面教材"而留传于世、"放而绝之"了。"放而绝之"者,任它存在却同时"著而非之"(加以打击)之谓也。连古人都知道用"放而绝之"的手段对付不当言论,可是其笨如牛的国民党却不知道,你说国民党多要命?

一九八四年十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