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大学生的单相思。那小伙子确实可爱。

话说张秀藻这天早晨捧着小竹笸箩,把买来的早点送进了家门,她因为在门洞里遇上了荀磊,弄得方寸已乱,满心满意想把早点往桌上一搁,推说自己在早点铺里吃过了,便到左边自己的屋里一坐,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谁知她刚进屋,妈妈就告诉她:“刚来了电话——今天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推迟到下午四点钟起飞,你爸上午不走了。”而爸爸则已经脱去了原来穿妥的出国服装,换上了家常打扮,坐在饭桌旁说:“秀藻呀,你一会儿没事吧?吃完早点,你来帮我整理一下书橱吧——两年没整理过了,今天上午倒是个意外的机会。”

张秀藻真想托辞拒绝,比如说自己不舒服,或者说学校里留的作业还没弄完,但多年来父母对她的教养,使她难以撒出哪怕是这样一种谎来。而她又绝不能说出她是被荀磊弄得心猿意马的真情。她默默地坐到了饭桌旁,接过妈妈递过的热粥,点了点头。

整理书橱!为什么偏偏是整理书橱?

……就是在爸爸那高大充实的书橱前,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

那是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从西郊回来,刚进屋,就听见爸爸在唤她。她走进爸爸妈妈的那间屋,头一眼就看见了一个清俊的小伙子,站在了爸爸的书橱前,手里捧着一本英文书,正翻着。

爸爸从旁介绍说:“秀藻,这就是咱们院的传奇人物——荀磊啊!”

荀磊这时把眼睛从书上移开,抬起来径直望着张秀藻。张秀藻吃惊了——这双眼睛为什么这样熟悉,又这样新奇?

……是的,荀磊恐怕不仅在这个小院里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在钟鼓楼一带,乃至在整个北京市,也算得是传奇人物吧?

他比张秀藻大两岁,1960年生人。1960年是什么岁月?“大跃进”带来的恶果不仅使农村里饿死了人,也给城市里的居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大匮乏。那时候,荀磊的爸爸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他奶奶还活着,要赡养;他妈妈所在的街道工厂紧缩了,又重新成了家庭妇女,而他的两个姐姐当时还小。荀磊的爸爸荀兴旺师傅一个人要养活五个人。那时候荀师傅只有三十多岁,正身强力壮,但他食量大,定量不够,因此上班干活时,当中总得停下几次,好把腰带多扣紧一个眼儿。当时全家都宠着荀磊,但毕竟营养不良,他都一岁半了,还不怎么会说话,而且头颅显得过大,囟门长久发软……

正像钟鼓楼下流行过的顺口溜所说的那样,荀磊那茬人是“生出来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出校门就插队,回了城没工作。”咱们党的几次失误和转折后的困难时期,恰好发生在他们个人命运的几个关键时刻,这一事实也毋庸讳言。与这样的命运抗争,克服客观因素带来的缺陷,发挥出主观因素的全部力量,自然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荀师傅指导着他所有的孩子,特别是荀磊,这样去做了。不管社会上如何乱,他要求他的孩子学文化、“懂人事”、“不许出去瞎起哄”。在小学里,荀磊成了乱哄哄的教室中少数能认真听讲的学生。当他下课后居然拿着课本,站到老师面前,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有礼貌地提出几个没弄懂的问题,要老师解答时,老师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欣慰,把他悄悄引到自己的宿舍,不但回答了他的问题,还诚心诚意地给他补充了一些知识——那都是当时被从教学内容中粗暴删刈掉的。1973年至1976年上初中时,学校里的文化课几起几落,不过总算设置了英语课,那英语教师据说有历史问题,饱受过一番冲击,让他重执教鞭不过是“控制使用”,所以他站到讲台上时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市民的子弟们有几个学得下英语的?教了半学期,默写26个字母竟还有一多半不及格。那英语课他最后简直是闭着眼睛教了——下头像茶馆一样,几个连本国语也不要学的学生爽性在教室后头打起扑克牌来……而就在这样的混乱当中,他发现总有一个声音跟着他念,那便是坐在第一排的荀磊,他从最贫瘠的知识土壤中,贪婪地吮吸着所能获得的每一点每一滴营养……

据薛大娘他们回忆,在那几年里,院里头好像就没有荀磊这么个孩子似的。他一下学便坐在他家所在的那个小偏院里念书,偶尔提个水桶到公共自来水管那儿接水,脸儿白白净净的,见人羞怯地笑着打招呼,懂礼得让人反倒觉得他古怪。又据澹台智珠回忆,有一回她不知为什么事去找荀师傅的爱人荀大嫂——那时她沦落到纽扣厂,大约是家里炉火灭了去借块发火煤——进了他家小院,便看见荀磊坐在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读着什么,她俯身一细看,发现荀磊读的竟是一叠过了时的台历,她不免问他哪儿找来的这种东西?荀磊脸儿涨得通红,像希望能“坦白从宽”似的说:“珠阿姨,是胡同里拣废纸的胡爷爷给我的——人家扔了不要的。”她从荀磊手里抽出几张来一看,原来那是头年用过的台历,每篇底下都有一点文字,或者引点语录、谚语,或者有点历史、地理知识,或者有点人物介绍,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文字编得都很不精当,很粗糙,而且整体受着当时极“左”路线的制约,可荀磊在实在找不到书读时,他就连那用过的台历也视为珍宝,用心地揣摩……澹台智珠因而深深地感动,她内心里萌动着的重新喊嗓、练功的念头,被这偶然的接触激发起来……倘若连石缝中的小草也在这样顽强地伸展自己的身躯,那么,已经开过花的小树,难道就甘心在寒霜侵袭中凋敝吗?

如今常有人问荀师傅:“您是怎么教育小磊子的?”他说不出来。真觉得没得说。也常有人问荀磊:“你爸爸是怎么把你教育成这样的?”他也说不出来。真觉得无从说起。一切似乎都是无形的。当然也有令他难忘的一些情景,可那值得一说吗?比如,大约是1969年吧,爸爸带他到厂里的淋浴室洗澡。当时,爸爸同车间的一位师傅,全身的汗毛都很重,他戏谑地用粗大的手指拧了一下荀磊的屁股,荀磊出于本能,声音尖锐地骂出了两句话:“你妈X!砸烂你狗头!”那师傅尴尬地笑着,荀师傅却过来关掉了荀磊头上的喷头,绷着脸,训斥荀磊说:“你说什么来着?你听着:任何时候也不准骂人!更不许学那些瞎胡闹的脏话!”并命令他:“给你大爷说‘对不起’!”荀磊低着头,嘴唇紧抿着,成了一道线,半天不言语。那师傅忙把他那喷头也停了,笑着说:“老荀,你也真是,这年头大姑娘都骂街,谁不说两句‘砸烂’、‘油炸’、‘清蒸’?算了算了算了!”谁知荀师傅竟气得脸色铁青,厚厚的胸脯绷得像两块铸铁,瓮声瓮气地宣布:“我不管它什么年头,我的儿子就得正正经经像个人样!”荀磊抬眼望着爸爸,那是全裸的爸爸,身上有解放石家庄时,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士兵挂上的彩——锁骨边上一处,腰上一处,他小小的心灵忽然像被电击了一般战栗起来,于是他大声地向那师傅说:“大爷,我不对,我错了!”那师傅听了他这话,看着他父子那情景,猛地转过身去,拧开了喷头,让喷泻的热水,掩盖住就要涌出的热泪……

1976年荀磊升人了高中,他要求父亲给他买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荀师傅毫不犹豫地给了他钱,让他去买。想到这孩子多年来从未跟家长要过买冰棍的钱,荀师傅心里不知怎的有点难过。荀磊每天用那收音机听英语广播。同学们都觉得他很滑稽:“小磊子想吃天鹅肉呢!吃外语饭,进外事部门,头一条得有门子!就凭他那爹妈……哈!”这话后来竟至于当着荀磊的面说,荀磊只是安详地微笑着,他真的是向往什么外事部门吗?其实他连哪些部门算外事部门也不甚了了。他只不过是觉得在那种气氛下,惟有这英语广播讲座还听得下去,况且,他牢牢记住了爸爸有一天讲的话:“技不压身。”

1978年,高中毕业前夕,某外事部门在北京几个区的中学里招收培训人员,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优异的外语成绩。学校的那位英语教师竭力推荐荀磊应考。英语教师的“历史问题”那时已经澄清,他只不过是1948年去台湾中学教过半年书,绝不是什么坏人。他到哪儿都是教中学,教英语,说他以此谋生也好,说他以此服务于社会也好,总之对他完全可以放心。他让荀磊天天晚上都到他家,悉心地给荀磊辅导;当荀磊进了考场时,他在那大门外背着手焦躁地踱来踱去,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得了精神病……

考完了,荀磊回忆出全部考题和自己的答法,老师拿笔的手颤抖着,给他预测得分——他能得84分。老师说,这即使不是最高分,也一定在录取线之上了。

但消息不断传来。许许多多的人——不仅考生本人,还有他们的家长及其亲友——利用各种从最原始到最现代化的手段,涌向这个部门的“后门”:请客送礼、以位易位(你给我安排一个,我给你安排一个)、热线要挟、秘书传话……乃至坐着小轿车来“御驾亲征”、拿着“尚方宝剑”(某大人物开的条子)来当场“宣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部门中有人敢言,有人敢怒,但“后门”仍然堵不死,一个又一个考得相当差乃至根本没参加考试的人获得了“录取通知”。后来有人给报社写了信,信登在了“读者来信”栏,加上了很严厉的“编者按”。老师和荀磊捧读那张报纸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场招考据说以“后门进入率74%”收场。总算不是百分之一百。完全没有后门,没有背景,父母只是最普通的劳动群众的考入者,据说只有荀磊一个人。他是第一名。他的英文考试得了87分,老师还给少算了3分。第二名是64分,他这个第一名同那第二名的差距居然多达23分!连参加招考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也说:“如果我们连荀磊也不要,那可真是没有天理良心了!”

考入的这批青年人在国内培训了一年,后来便送到英国学习。荀磊一直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并且总是把第二名甩开相当一段距离。连最嫉妒他的同伴也说他有一种“语言天才”,并且有人归结为“遗传基因”。“天才”?“基因”?在泰晤士河畔,听着威斯特敏斯特寺的钟声,荀磊回想起9岁时淋浴室中的那一幕,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眶,又被他咽进了咽喉。他的灵魂颤动着,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爱过自己的祖国——那是具体已极的、实实在在的祖国,有尘土飞扬的小胡同,古老的、顶脊上长着枯草的钟鼓楼,四合院黑糊糊的门洞,门洞顶上挂着一对旧藤椅,锁骨下和腰上有着枪伤的爸爸,爱做鸡蛋炸酱面给大家吃的妈妈,善良的安心于服务工作的姐姐们,以及那些可爱的邻居,从珠阿姨家传出来的胡琴声和咿呀的西皮流水腔,还有英语老师那似乎总是吃惊的表情……那就是他“天才”的来源,就是他的“基因”。他一定要好好地为祖国做一个正正经经的、有切实贡献的人……

在英国的学业结束了。同伴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坐飞机回国,因为回去后将有另一场战斗——争取分配到一个可心的下属部门,从事可意的具体工作。荀磊却取得大使馆同意,乘火车回国。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穿越了整个欧洲,并且横切过整个苏联,经过了西伯利亚,历时半月,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钟鼓楼附近的这条胡同,这个古老的四合院……他发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门洞里依旧挂着那一对旧藤椅,院中樗树(臭椿)上的蝉鸣还是那么一种声调,公共自来水管水击桶底的声音也还是那么琮有韵……可是毕竟也有比较显著的变化,原来里院北房换了一家姓张的来住,据说是位局长,有好几大橱的书,其中还有不少英文书。于是他便在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跑去借书看……

张秀藻在自家的书橱前,头一回见到荀磊后,不知为什么,第二天总忍不住同爸爸妈妈议论他。妈妈说:“是个奇迹。他那么个家庭,又碰上这么个年月,居然能自学外语成才,说出去人家怕都不信……不过,他这事也许不适于宣传吧?牵扯我们的阴暗面太多了是不是?”爸爸却另有见解:“是牵扯不少阴暗面,而且是大阴暗面,‘穷跃进’啦,‘停课闹革命’啦,‘知识越多越反动’啦,走‘后门’啦,干部子弟特殊化啦……可小磊子成才的经历本身,也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足以战胜阴暗面的光明力量,这个力量有时也许是零散的、不起眼的、无形的……可它到底还是有胜利的时候……”张秀藻对爸爸妈妈这种一本正经的议论并不怎么感兴趣,她发表感想说:“多聪敏呀——不坐飞机,而是坐火车回来;火车车窗提供给他的,不知要比飞机舷窗能提供给他的,超过多少倍!何况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坐过了飞机……他说他记了一本《乘火车回国日记》,真想向他借来看看!”爸爸妈妈都说:“那你就去借吧!”

第二个星期日,她便去荀磊家借,荀磊爽快地借给了她。她当晚便读了。后来又带到学校,每晚偷偷重读一部分。她惊讶地发现,虽然他们以前并不认识,而且各自的生活经历也有那么多的差别,可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却有着那么多相通的地方……她把那本日记压在枕下,头一次体验到失眠的滋味,一颗少女的心,在胸腔里被爱慕和向往煎熬着……

又一个星期日,她去荀磊家还那本日记,发现荀磊的小屋里还有另一个人,那是一位同她年龄相仿的少女,高高的额头(北京叫“锛儿头”),深深的眼窝,油黑的大眼仁,鲜红的厚嘴唇,个子不高,体态轻盈,头上梳着时下已经不多见的短辫,穿着一件质地、样式一看就不同于国货的衬衫;头一眼望去,张秀藻心里本能的反应是:啊,华侨,要么外籍华人,他们搞外事活动的人,所以有这种人来往……可稍一冷静,她就看出那少女同荀磊的关系很不一般,同时心里也就清醒了:荀磊即使已经分了具体工作,也不会把工作对象引到家里来啊……

“我来给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冯婉姝,这位是我的邻居张秀藻。”分明是荀磊的声音,响在了耳边。

张秀藻同冯婉姝的手握到了一起。当双方把手松开以后,张秀藻觉得脚下的地在往下陷,而头上的屋顶变成了一股烟。她知道一切都绝望了:她仅仅是邻居,而人家才是朋友!

张秀藻心海里波涛翻涌,张奇林竟然一点也没有发觉。他让她帮着整理书橱。在这样一个清晨,当她走进右边屋里时,怎能不勾起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回忆,那是怎样清晰的一幅似乎可摸可触的图画啊:荀磊就站在那个位置,手里正翻着一本英文书,而窗外的阳光,正斜射进来,铺到了他的肩头……

“秀藻,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妈妈看出来点苗头。但她仅仅是从生理的角度进行观察。

“不,没有。没。”张秀藻挺起胸脯,勇敢地走到了书橱前,镇静地问爸爸:“咱们从哪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