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历新年很平静地过去了。失火那天晚上看守着仓库的民兵们都被押到县里去,关了起来。王同志有许多报告要写,顾冈也忙着写他的剧本,他还是舍不得放弃那一场火,结果仍旧利用它做了那水坝的故事的高潮。

在他那故事里,那工程师与年老的农民会商,造了一个水坝,解决了每年溪水泛滥的问题。但是这村庄里有一个地主,他经过了土改仍旧安然无恙,由于政府的宽大政策,他也像别人一样地分到了一亩多地,他生活得比别人还好些,常常关起门来大吃大喝,有干部来访问的时候就赶紧地把碗筷都收起来。而且那大腹便便的老头子仍旧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陪伴着他。大概是他的姨太太,但是这一点也许还是含糊过去的好,因为在人民政府的治下,纳妾制度是不应当继续存在的。她主要的功用是把她那美丽的身体斜倚在桌上,在那闪动的灯光里,给那地主家里的秘密会议造成一种魅艳的气氛。她的面貌与打扮都和月香相仿。当然。这是夏天,她不穿着棉袄,而是穿着一件柳条布短衫。衣服尽管宽大,那直条子很能表现出曲线来。

有一个间谍去找那地主,要他参加特务活动,给了他一张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委任状。那地主就在某一天黑夜里兴兴头头捧着一只炸弹,带着他的姨太太去炸那新筑的水坝。他们被发觉了,但是幸而溜得快,并没有被人看见他们是谁。

那特务又来找他,逼着他做出点切实的成绩来。那地主没有办法,又去放火烧毁政府的仓库。这一次他被当场捉住了,他那姨太太捧着个小包袱紧紧跟随在他后面奔走着,也被逮住了。他们想必是预备在得手以后立刻远走高飞。小包袱里除了别的贵重对象之外,还收藏着他最珍视的那一张委任状。

顾冈自己觉得很满意。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干净而紧凑。但是结尾可惜不能有一场伟大的火景。那一场火不能让它烧得太大。刚刚有一两袋米开始冒起烟来,就已经有一个守兵绕着墙角跑了过来,大声喊叫着,“失火了!失火了!有人放火!”要不然,那就显得民兵太低能了,太缺少警惕性。一定有许多报纸怒气冲冲地声讨他,“敌友不分地滥用讽刺的武器抨击人民自已的组织……超出了建设性的批评的范围……”那张影片大概不会被禁映──那人引人注意了──仅只是在放映期间俏悄地抽掉了,从此永远下落不明。

预定的给军属拜年的一个节目,不得不展期了,因为炮竹统统在火灾中消毁了,临时也来不及再到镇上去购买。一直等到过了年初五,镇上的小店开门之后,王同志又挨户收费,凑集了一笔钱,重新到镇上去了一趟,买了些炮竹回来。

第二天一早,村上的人都聚集在村公所外面。参加游行的都排起队来,秧歌队排在前面,挑着担子送年礼的排在后面。敲锣打鼓,扭秧歌的开始扭了起来。男女站成两排,不分男女都是脸上浓浓抹着一脸胭脂。在那寒冷的灰色的晨光里,那红艳的面颊红得刺眼。挑担子的弯着腰钻到扁担底下,然后吃力地直起身来。扁担的一端摇摇摆摆吊着那淡白色的肿涨的半只猪。割下来的猪头,坐在篾编的盘子里,猪耳朵里很俏皮地掖着一两朵粉红的小纸花。别的篾盘里盛着一堆堆洁白的年糕,像砖头一样硬,迭得高高的,上面也贴着金字,插着纸花。

王同志注意到那两排扭秧歌的非常参差不齐,因为年底抢粮,打死了许多人。他向小张同志做了个手势,小张同志就走上前去,和四周站着的老年人不知说了些什么。那些老头子老太婆随即无可奈何地微笑着,大家推推搡搡,挨挨蹭蹭地也都挤到秧歌队里去。谭老大与谭大娘也在内。他们衰老的脸庞整个地皱了起来,带着他们习惯的那种半皱眉半微笑的神情,也来尝试着扭秧歌,把手臂前后甩动,骨节格格地响着。

王同志回过头来,发现顾冈也出来了,站往他旁边。他向谭大娘努了努嘴,她正跳着舞,在他们面前扭了过去。“今年六十七了,”他微笑着说,“还这样热心。”

“六十八喽!过了年喽!”谭大娘立刻纠正他,彷佛被他少算了一岁,有点生气似的。

“六十八了,”王同志得意地向顾冈复述着。

送礼的行列一出村口,到了田野里,就停止扭秧歌了,要等到快到邻村的时候再扭起来。然后那些挑担子的,他们扁担上坠下来的负荷永远一纵一纵的,他们顺着那势子,也仍旧用细碎的步子扭扭捏捏走着。他们缓缓地前进,缘着那弯弯曲曲的田径,穿过那棕黄色的平原,向天边走去。大锣小锣继续大声敲着:

“呛呛啛呛呛!

呛呛啛呛呛!”

但是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