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国初年所修筑的宫城,位于南京城东部的正阳门内。那是由南北长五里、东西宽四里的高墙围绕起来的一爿有着黄色琉璃瓦屋顶的建筑群。宫城之内,以承天门为界,门以北是紫禁城。穿过端门、午门走进去,迎面依次矗立着“奉天”“谨身”“华盖”三座大殿。东西两侧还分别建有“文华殿”和“武英殿”,以及“文楼”和“武楼”。这是皇帝接受百官朝觐和举行大典的地方。“三大殿”以北,一直到后宰门,属于“后廷”范围。那里面另有许多名称各异的宫殿,还有一座御花园。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都在那里。

除了紫禁城这一部分之外,在宫城的南面,一条宽广的御道从承天门外的五龙桥,笔直向着宫城的正门——洪武门伸展开去。御道的东侧,分布着除刑部之外的吏、户、礼、兵、工等五部和宗人府,还有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御道西面则是最高的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以及锦衣卫、通政司、太常寺等衙门的所在地。

这偌大一座宫城,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在太祖皇帝定都于南京的当年,自然是庄严神圣,壮丽非凡的。然而,自从成祖皇帝迁都北京之后,经历了二百多年的闲置岁月,到如今,它早已萧条破败,完全不复昔年的气象了。由于极少有接待皇帝巡幸的机会,紫禁城里的宫殿大多荒废失修;就连那些一直有官员派驻的衙门,也是除了几个部的门堂还算整齐外,大多一任墙垣倾圮,无人过问;至于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自从由吏部接管了它的职权之后,更是倒塌到只剩下几根门柱了。

到了崇祯十七年的四月底,却忽然有了改变——一场全面的大清扫和一项初步的整修计划,在宫城里紧急地施行起来。接连几天,一队又一队的骡马大车从四面八方调集到这里,把满载的砖瓦木石运进宫里去,又把堆积如山的各种垃圾拖了出来。宫城的几个侧门,终日进出着成群结队的太监、军士和工匠。他们各自在领班的驱使下,汗流浃背地忙碌着,显出疲于奔命的样子,使古旧而沉寂的城区,平添了一派紧张和慌乱……

由于史可法等东林派大臣的妥协退让,拥立新君的大事就这样达成了最后的决议:

四月二十九日,礼部司务官带着南京百官联合签署的公启,受命前往仪征去迎请福王。

第二天,南京守备徐弘基以世袭魏国公的身份,率领勋臣们专程赶到江北的浦口去接驾,并把福王护送到燕子矶码头。

三十日,得到消息的南京诸大臣全体出动,前往燕子矶去晋见新主子,再一次表达了同心翊戴的诚意。经商定,福王准于翌日——也就是五月初一摆驾进城。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不过,鉴于眼下正处于国变的非常时期,为着防备不测,这些行动事前都没有向外公布。直到五月初一这一天,才由兵马司派出兵校,在福王进城所行经的路线上加强戒备,同时指示沿途的里长,让临街的店铺和住户在门前摆出香案,以备到时顶礼拜迎。

将近巳时,一切布置就绪。福王自三山门登岸后,要先到孝陵去拜谒行礼,暂时还不进城。所以坐镇在朝阳门的巡城御史郭维经,也尚未下令净街。那些挑担的、乘轿的、走路的人依旧来来往往。虽然直到此时,他们还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但自从北京的噩耗传来后,就一直处于恐慌的等待之中的士民们,仍旧根据几天来宫城内外的一系列异常举措,猜测到一位新的皇上,就要君临这座昔日的首都了。他们自然不了解,这位新皇帝的产生,背地里经历了怎样紧张激烈的较量;他们甚至也不关心,是由这位王爷还是那位王爷来坐龙廷,对于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根据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规矩,认定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像不能设想光有一座庙宇,里面却没有菩萨一样,只要那大殿上的宝座不再空着,他们就觉得一切又有了庇佑和保障,重新变得心安理得,甚至有点喜气洋洋了。正是这一发现,使得正从兵部衙门里走出洪武门来的陈贞慧,一边打量着街上的情景,一边不由得暗暗苦笑。

陈贞慧是直到前天,才接到史可法的通知,从浦口赶回南京的。在此之前,他对于事变的发生还一无所知。当经历了最初的惊愕,以及明白局面已经不可挽回之后,他也如同他的社友们一样,感到异常的愤恨和沮丧。因为事情很明白,作为一旦确立便具有绝对权威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本人的品格和素质,他在感情上的亲疏偏向,都直接关系到朝廷的盛衰兴亡,同时也很大程度决定着在他手下当臣子的那些人的前途和命运。正因如此,前一阵子,陈贞慧和他的朋友们才那么坚决地排斥本来是名正言顺的福王,而拥护有贤明之声的潞王;后来潞王立不成,桂王也总算勉强可以接受。谁知到头来,仅仅由于马士英的突然变卦,东林方面就毫无反抗地彻底妥协,使前一个时期的努力化为泡影。“哦,难道他们不明白,今后有多少艰难和灾难,都将因此而起!”陈贞慧失望之余,痛心疾首地想。不过,他也明白,事情到了这一步,光愤慨不平是没有用的,眼下最紧迫的事情,是如何依据变化了的形势,迅速建立起一道新的防线,以阻止政局的进一步恶化。鉴于在前一个回合的较量中,东林派那些大臣们令人惊异地表现得顾虑重重、怯懦软弱,而且意见不一、各行其是,陈贞慧就愈加觉得,他的那个让社友们进入各个重要衙门充当幕僚的设想,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无论是就协调本派掌权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形成坚强有力、一致对外的抗争态势而言,还是就谋求对这些人物的想法和行动发挥影响,以达到推动改革朝政的目的而言,都少不得这样一条可靠的、能够相互支持的联系纽带。所以,他今天把社友们召集到正阳门外的畅好居酒楼上去会面,一方面固然是为着稳定军心,另一方面也是为着敦促社友们,尽快把他的那个设想付诸实行。

现在,陈贞慧已经来到畅好居。在正阳门一带,这也算得上顶大的一座酒楼。不过,像陈贞慧这种有身份的贵家子弟,平日总是习惯于到幽雅的园林或者自成一家的河房去聚会宴饮,而不愿意上酒楼来同平民百姓混在一起。今天之所以破例,是因为有好几位社友都想看一看福王入城的情景,才临时决定在这畅好居包下一间临街的单间,并定下一席酒菜,以便到时一边倾谈,一边就近观看。

“咦,朝宗,怎么今日如此早到?”当陈贞慧登上畅好居的二楼,踏入预先定下的单间时,发现侯方域已经在里面坐着,便颇感意外地拱着手,微笑着招呼说。

“哼,还说呢,要不是为了兄,弟又岂肯抢着来坐这冷板凳!”侯方域的口气里透着埋怨。

“噢?”

“快过来,快过来,先别忙行礼,坐!趁他们还未来,弟先给兄说个事。”侯方域做着手势,显得有点心急火燎。

“什么事,这么急?”陈贞慧一边坐下,一边好奇地问。

侯方域却不回答,他先走向门边,伸出脑袋四下望了望,然后走回来在陈贞慧身边一坐,气哼哼地低声说:“兄可知道?周仲驭在背地里骂你哩!”

陈贞慧错愕了一下:“骂我?周仲驭?他骂我什么?”

“哼,他骂你工于心计,想当西张夫子,说你前番主张让社友们都去当幕僚,是想把大家全捏在掌心里,还说只要他活着一天,兄就休想办得到!”

“啊,他、他说我让社友们去当幕僚,是想把大家捏在掌心里?”陈贞慧吃惊地问,“可是那一日,我去访他,说起这事,他虽然不大起劲,可也没说不成呀!”

侯方域冷笑一声,鄙夷地说:“他是在耍你呢!周仲驭那个人,莫非你还不知道?面子上装得道貌岸然,浑浑噩噩,可骨子里邪乎着呢!他说你想把大家捏在手里,其实,我瞧是他想这么着才是真!你不见《留都防乱公揭》那一回,他是怎么做的?”

崇祯十一年,复社诸生联名发表《留都防乱公揭》,声讨阮大铖。那件事,在朝野中曾经轰动一时,复社也因之声威大振。本来,那份公揭是陈贞慧一手起草并改定的,可是不知怎么一来,就被传说成是出自周镳的手笔。对此,周镳一直没有予以澄清,实际上等于默认了下来。陈贞慧虽然感到奇怪,也有点不满,但碍着彼此的交情,却不好意思公开表示异议,只在私下里向侯方域发过几句牢骚。现在听对方提起,他心中不由得一动,问:

“对了,前些日子朗三、淡心都曾向我问及这事。我正纳闷怎么他们会知道,莫非是你说出去的?”

侯方域哼了一声:“我是为兄鸣不平!《留都防乱公揭》乃是我复社一大义举,必定流芳千古!这草拟主持之功,明明该当属兄,他周仲驭却公然攘为已有,此等欺世盗名的行径,岂是君子所当为!这口气,兄忍得下,弟却忍他不下!”

陈贞慧呆了半晌,末了,叹了一口气,说:“这就是了。他既意欲占夺此功,被你这么一说,岂有不恼羞成怒之理?而且,他必定以为是我暗中指使,所以我便活该挨骂了!”

侯方域把脖子一挺,气昂昂地说:“这事本来如此,又何必怕他!他要有胆量,就来与兄当面对质好了!”

陈贞慧翕动了一下嘴角,苦笑说:“他自然不会与我对质,甚至也不会提及此事。唯是这么一来,社里便从此多事了!”

“兄也是疑虑太过!”侯方域做了个不以为然的手势,“他周仲驭充其量不过是仗着入社早了几天,就在那里倚老卖老。说他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我还真的没瞧出来!就算他手下有太冲、子方两个甘当走卒的,可我们这边除了你我二人之外,次尾、淡心、尔公、朗三那一帮子,弟都有法子把他们说过来,不信斗不过周仲驭!”

陈贞慧摇摇头:“话不能这么说。社里的情形你不是不知道,经过这两年颠倒折腾,已是人心涣散,每况愈下,如今还硬撑着想做点事的,也就剩下这数得出的几个人罢咧!若还再斗下去,如何了得!不如干脆早点散伙,倒更清静省心!”

“那么周仲驭……”

“眼下他不就是骂我么?那就让他骂几句好了!至于其他,不妨瞧一瞧再说。反正……”

他本想说下去,楼梯那边忽然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接着,几个人交谈着来到门边。于是陈贞慧只好闭上嘴巴,满怀心事地站起来。

这一批到的是吴应箕、张自烈、梅朗中和余怀。此外还有一位昨天才从芜湖赶到的社友,名叫沈士柱。崇祯十一年复社发表《留都防乱公揭》那阵子,沈士柱也是一名顶活跃的角色。这两年,因为不常来南京走动,同大家会面的机会也少了许多。不过,这会儿凑在一块,彼此仍然十分亲热。陈贞慧事先不知道沈士柱也来了,照例关心地询问了一番对方的近况。沈士柱一一回答之后,反过来也问了问陈贞慧的情形。在陈贞慧回答的当儿,他开始转动细脖子上的大脑袋,四下里打量着,然后眨巴着一双黑亮的眼睛,问:

“咦,怎么不见太冲和子方二位?还有辟疆?”

“哦,太冲和子方会来的。”已经坐到椅子上闭目养神的吴应箕,破例地睁开眼睛,抢先回答,“至于辟疆么——”他冷笑了一声,没有往下说。

“噢——辟疆怎么了?”沈士柱忍不住追问。

“也没怎么了,大概还在如皋陪董小宛吟诗下棋吧!”这么淡淡地把话说完之后,吴应箕就重新闭上了眼睛。

“可是,大家都来了,他、他怎能不来?”由于对近两年社友们的情形不甚了了,沈士柱愈加茫然不解。

“有什么能不能的?”余怀打着呵欠接了上来,“谁爱来,谁不爱来,到如今,也只有凭各人的高兴罢咧!谁又管得了谁?哦,莫非兄以为这社局,还像西张夫子在世时那样子,一纸传单下去,大家便会连夜登程,络绎于道么?哼,那等遮奢的光景早就不可复见了!所以辟疆不来,倒也不足为奇。岂不见多少该来的,不是都没来么!”

“话却不能这等说!”吴应箕又一次睁开了眼睛,黝黑的瘦脸上像挂了一层冰冷的秋霜,“别人不来可以,至于辟疆,我可不曾忘记两年前,他在寒秀斋说过的那些话。我倒要瞧瞧,他怎样证明,他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

吴应箕这么说,那些知道内情的社友自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沈士柱却愈加莫名其妙。他张开了嘴巴,正要追问,坐在旁边的梅朗中已经息事宁人地站了起来。

“算了算了,”他摇着手说,“那些旧事,又何必重提。再说,辟疆也不一定就是不来。这阵子,高杰的兵不是在扬州闹得挺凶么?怕是道路不通也未可知。”说完,大约生怕吴应箕还不罢休,他又急急转向沈士柱,“昆铜兄,你不是在苏州时遇见钱牧斋了么?他给你说的那些事,何不讲给大家听听!”

社友们本来就不大想参与议论冒襄,加上对于钱谦益的离开南京又一直颇为关心,所以顿时都来了兴趣。

起初,沈士柱还一个劲儿地追问:“哎,辟疆怎么了?这可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看见吴应箕闭上嘴巴,不再吭声,大家又纷纷向他打听钱谦益的情形,他才不大乐意地挥一挥手,鼓着腮帮子说:

“钱牧斋也没说什么,只是看样子像是很丧气。他把史大司马、吕少司马、户部高公、翰林院姜公全都骂了一通。还说从今以后,他决心归隐乡里,再不管留都的事了!”

“他骂史大司马、吕少司马他们——到底骂了些什么?”由于在前一阵子拥立新君的角逐中,钱谦益本是个通晓内情的角色,所以连陈贞慧也留了心。

“这个——无非是骂他们畏首畏尾,心志不坚,嘴里说得挺硬气,一见真章儿就全都往后躲,还说他们把他给卖了!”沈士柱随随便便地复述说,显然并不太了解这些话的确切含义。停了停,他又补充说:“哦,对了,钱牧斋还说了些顶古怪的话——他劝我干脆别来留都,还说什么做君子的人都成不了大事,只为他们太君子,所以一定斗不过小人。他还说,但凡做君子的都不会有好下场!”

“啊,他、他是这样说的?”陈贞慧惊愕地问。看见沈士柱肯定地点点头,他就沉默下来,随后又转脸望了望大家,却发现大家也同他一样,似乎被这句充满怨毒和不祥的预言愕住了,全都茫然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