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代的风标陡转了一个方向的时候,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这一座北方城市里,到处都可以看见这样一些人——他们满脸镂刻着失落,他们神情恍惚,混杂着苍凉,神情充满幽怨和种种强烈的希冀。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如同刚刚经历大迁徙却仍未寻找到归宿地的游民,如同赳赳而赴倦倦而归的溃散之师的乏兵。他们是一批将青春当做武器投掷了出去,却连一枚似可引以为荣的纪念章都没有获得的男人和女人,一批落魄而沮丧的男人,和一批茫然而委屈的女人。

他们从一无所有绕到了一无所有,仿佛钟表的指针从零点绕到了零点。对时间而言,零点永远只不过意味着零点,对他们而言,却意味着又要给人生紧紧地上满一次弦。

公路两旁的树枝上挂满了霜雪。

两辆拉煤的卡车坏了,一前一后停在公路旁。

两辆卡车的前车窗和车厢内的煤,也蒙着一层霜雪……

前面一辆卡车上下来了一个人,他踩着半尺厚的积雪,朝公路旁的野地走去。

那人在野地里用打火机(老式的汽油打火机)点燃了一团擦车用的油丝布。

一堆篝火烧起来了。他冲后面那辆卡车叫着:“下来,烤烤火!”他是吴振庆。

车上又蹦下来一个人,是徐克。

徐克跺着双脚:“他妈的,快冻僵了!”

他们两人围火蹲下,烤手,他们还都穿着破旧的兵团服。

徐克问:“振庆,还有烟没有?”

吴振庆从兜里掏出烟盒,只剩一支了,他将烟折断,分给徐克一截。

徐克用火枝点着烟,愤愤地说:“妈的,把这么两辆破车租给我们!回去我一定找他们算账,我徐克不是好骗的!”

吴振庆说:“算了,吃一堑,长一智吧!怎么对付着,也得把这两车煤弄回市里去,尽快倒出手,抓几个现钱,也好过年啊!”

徐克说:“天亮后,保证能拦住一辆往哈尔滨开的什么车。”

吴振庆说:“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不管什么车,只要是往哈尔滨开的,能坐几个人,肯定坐满了几个人。”

“那,依你怎么办?”

“拦从哈尔滨往双鸭山开的。”

“回到双鸭山?”

“对,只要能拦住车,两个小时后就到双鸭山了,然后上火车回到哈尔滨。”

徐克不言语。

吴振庆说:“你要不愿意回去,我回去,你守车。”

徐克说:“我不是愿不愿,我怕我回去,买的零部件不对,也不能把德宝带来,人家现在毕竟有了工作,不是自由人了。”

吴振庆说:“那就说定了,我回,我会马不停蹄的,一路关卡这么多,没有德宝那身警服保驾,说不定在哪儿就被扣住了。”

篝火渐息。天色渐明。

吴振庆和徐克分头在路左路右拦车。

来往车辆不停而过。很久以后,他们终于拦住了一辆。

吴振庆掏出二十元钱塞给司机:“师傅,帮帮忙!”

“上车吧!”司机挺痛快。

驾驶室除了司机并无别人,吴振庆刚要上,司机却说:“没叫你往这儿上,后边去!”

吴振庆说:“师傅,我们冻了一夜了,您这驾驶室里不是没别人吗?”

“你怎么知道?前边路口等着哪!到底上不上?”

“上!上!”

吴振庆跃上了卡车车厢,将一个东西扔给仍站在车下的徐克。

徐克赶紧接住,车已开走了。

他接住的是一个冻馒头。

徐克又蹲在路旁,将冻馒头放火堆余炭中烤。

徐克一手拿馒头,一手拿树枝,啃一口馒头,尝一口树枝上的霜雪,跟吮雪糕似的。

徐克进入驾驶室,将棉手套垫在方向盘上,一趴,袖着双手睡了。

白天的阳光融化了驾驶室的玻璃,透过玻璃,隐约可见外面的景物。

驾驶室的玻璃又结了霜花,天又黑了。

徐克醒了,他用哈气哈驾驶室的边窗,用棉手套擦去霜花……

前反照镜里,后一辆卡车旁伴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有两个人在偷卡车上的煤,一个在卡车上,一个在手扶拖拉机上。

他跳下驾驶室,过去阻止:“嗨,你们干什么?!”

拖拉机上的人说:“干什么?捡点儿煤烧!”

“你们这是捡么?”

拖拉机上的人跳了下来,一推他:“滚一边去!再嚷嚷给你颜色看。”

徐克与那人厮打起来,双方滚到地上。

卡车上的人跳下,捧一大煤块。砸在徐克头上:“去你妈的!”

徐克晕在地上,不动了。

两个人中的一个说:“快走!”

手扶拖拉机开走了。


吴振庆终于从双鸭山乘火车到了哈尔滨。

他匆匆走出检票口,又向公共汽车候车站走去。

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从他面前掠过。

吴振庆看见了高声叫他:“哎!曲传良!曲传良!”那人没听到,吴振庆索性叫他的外号:“刚果布!”

那人听见了,跳下自行车,吴振庆追上去。“刚果布”擂了他一拳:“我当谁呢,是你小子呀!返城后再没听到有人喊我在兵团时的外号了!”

吴振庆问:“找到工作没有?”

“刚果布”说:“有了份儿临时的,骑着驴找驴呗!”

“你这是要到哪儿去?”

“去给我儿子办入学手续啊!”

“买了辆新车?”

“我哪儿有钱买车啊!你没见这是辆女车么!我小姨子的,今天因为办事儿,借来骑一天!”

“钥匙给我。”

“干什么?”

“借我骑一下,我有比你更急的事儿。”

“这……”

“别这那的!明天一早我送你家去!”

吴振庆说着,已跨上了车,在对方肩上拍一下,将车骑走了。

对方追了两步大声叫唤:“哎,不行!”

吴振庆扭头说:“别追了!追也没用!你这车我借定了!”

对方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嘟哝着说:“他妈的!”


在两辆坏的汽车旁,徐克仍倒在地上。五六个路人围着他,旁边停着几辆自行车。

路人纷纷猜测:“喝醉了吧?”

“不像……”

有人蹲下,㨄起他上身靠着自己,问:“同志,同志!你怎么了?”

徐克睁开了眼睛,左右看了看才慢慢说:“有人……有人抢我车上的煤,还用煤块砸我。”他挣扎着站起,靠车头站住,掏出烟盒,空的,攥扁了抛在地上,向围观者们恳求地说:“哪位有烟,能不能施舍我几支?”

有一个人掏出半盒烟给了他。

他点燃一支,贪婪地吸着。

给他烟的人问:“我说,伤没事儿吧?”

他摇摇沉重的头:“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点儿晕,谢谢各位好心人,大家散散。别一会儿招来巡路的警察。”

又一个人对他说:“小伙子,要是还能把稳方向盘的话,趁早把车开走吧,还等天黑了让人来抢啊?”

“车坏了……”

众人面面相觑,一个个爱莫能助地摇头散去。

徐克扶着车进了驾驶室,摘下棉帽子,发现手上有血。

他解开衣扣,脱下衣服,撕扯他的衬衣。

他在照车内镜,包扎自己的头。


哈尔滨某区公安局。

一个人拿着电话听筒喊:“韩德宝,电话!”

“来了。”韩德宝接过电话,“是我。振庆?伤在哪儿啊,好,我马上出去。”

吴振庆实际上就在公安局对面的电话亭子里打的电话,他身上背着一个黄挎包,此时已站在人行道上迎着已经当上警察的韩德宝。

两人走到一块儿,韩德宝问:“怎么不进里边找我?”

“怕你的同事误把我当成自首的。”

“什么事儿?”

“跟我走,路上我再对你讲!”

“现在?”

“对。”

“可……我们正在开会。”

“那我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走吧。”

说罢,吴振庆抓住韩德宝的腕子拖他便走。

韩德宝不情愿地被吴振庆拖着走在人行道上。

他挣开手说:“到底什么事儿?”

吴振庆向他说明需要帮助的事情,韩德宝感到为难。

吴振庆见他这样,转身就走。

韩德宝看着他的背影愣了愣,无奈地只好跟着。

最后两人说好了“下不为例”,才一起上了火车,去解救倒霉的徐克。

但是当他们辗转来到停煤车的地点时,却只见车不见人。二人正在纳闷儿,一个人影从车厢的煤堆中一跃而起,跳下车,扑在韩德宝身上,和韩德宝一块儿扑倒了。吴振庆见状连忙说:“徐克!是我们!是我和德宝!”

徐克抬头,从韩德宝身上起来。

韩德宝从地上捡起自己的警帽,拍着,瞥见徐克一手握着一只大板子,似乎有些不寒而栗。

他说:“你小子想要我命啊?”

天黑了,三人来到一家很小的饭馆,徐克的眼眶青肿,一只手用手绢包扎着。他们围着桌子坐下了。

吴振庆问徐克:“疼不?”

“疼劲儿过去了……他们要抢车上的煤。那我哪能干,他们两个,我一个明知打不过,可打不过也得打啊!我当时想,头可断,血可流,命可去,但这两车煤不能被抢光!狠的怕玩命的。”

吴振庆教诲他:“记着。往后再遇到这种情况,除了头不可断,血不可流,其他什么都可以不顾。”

韩德宝说:“振庆说得对!要不是我们恰巧赶到,今天的事多凶险!”

伙计送上三碗汤面,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

办完事,他们又来到一个比较好点儿的饭店;这回他们的神气不一样了,因为桌上放了三叠人民币。吴振庆说:“德宝,弟兄之间,我和徐克就不说谢你的话了……全部的钱都在这儿了,除以三,每人八十。”

他从兜里掏出一把钢蹦儿和毛票又说:“这些零头,也别来平均主义了,归我了。”

韩德宝拿起了一叠钱,八张十元的。他将钱像扑克牌一样捻成扇形,瞧着说:“还够新的……”

徐克说:“长这么大,头一回一次挣这么多钱!”

“你们这不叫挣,叫倒……”

吴振庆掏出烟分给他们,自己边吸边说:“是啊。是叫倒,不像挣那么光彩,可也不比挣容易多少。没你,我俩这次可真叫‘倒霉’了。”

韩德宝将四十元放在徐克那叠钱上,将四十放在吴振庆那叠钱上说:“我一文不收,你俩二一添作五吧!”

徐克说:“那怎么行!”将钱硬塞给韩德宝。

韩德宝说:“我说不收就不收,我有工作了。”又说,“我穿了这身警服,对你们可以的事儿,对我就不可以了。”

吴振庆说:“那,就听德宝的吧!”

三人离开饭馆,在冬天的寂寥的街道上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