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出生的四儿子卞金国,当时在父母看来,他生的点好,是个好兆头,将来孩子的运气一定不错。

与上面的三个兄长比,卞金国显得“袖珍”,他又瘦又小,自小便是。他五岁时赶不上人家三岁的个儿,七岁时看着像五岁。这也有点原因,母亲怀他时年龄大了,当时身体状况不好,人的气血不旺,使他在娘胎中没有能够充分吸收养分。母亲年龄大,奶水也不足,使他出生后没有母乳喂养,加上当时条件又跟不上营养,他便天生身体素质不好,生下来就弱不禁风,免疫力非同正常,头疼脑热、拉稀呕吐他是经常的。这样,他就更难长“大”了。长不大,身体又不好,一个男娃家的,看着比女娃还娇弱,不经风吹雨打的。

卞金国除了没有酒窝,长得大体像了母亲,和三哥卞金武形象接近,样子也是清俊。同时也和卞金武一样不爱说话。但他不爱说,是不想说,是内敛;他说了,就不怕,张嘴大大气气的,一字一句吐得清清亮亮,不含糊的口气。不像卞金武不爱说是羞涩说,一张口脸就红,难为情的样子。身体柔弱的卞金国,性格上并不柔弱。他要喜欢的事,不叫他做,他还做;他不喜欢的事,叫他做,他也不做。

除了瘦小,卞金国与他的哥哥们还有个巨大的不同,就是他聪明,喜欢学习、看书。他的哥哥们自小都是对学习不敏感的,学习一般;私底下,有书也都没兴趣看。而卞金国与他们正相反,任何时间,只要见到书,不管是什么书,他都喜欢翻看,看得懂,看不懂,都有兴致,好像就喜欢认上面的字似的。拿起书,就放不下。他爱学习,也学得好。他反应和领悟的能力是极快的,不仅比过自己的哥哥们,在班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学习好,他却留了两次级,这还是他体质差造成的。

上小学三年级时,他患了严重的过敏性紫癜,住院治疗了三个多月。出院后,身体并没有彻底恢复,医生建议说应该在家好好休息,调养一段时间,不然,随时就又复发了。这样他就休学了一个学期。复学时只能留级。上初中一年级时,他得了一场急性肺炎,由于他自身免疫力低下,由急性迁延到慢性,在医院治疗了三个多月才出院,耽误了大半个学期的功课,老师就建议他留级,省得他往后跟不上进度。他听了老师的,想:紧凑地学,将来考大学时就难了。留级使他高中毕业时,年龄比同拨人大了两岁左右。本来倒没什么,但是他赶的点不巧,那两次留级,叫他在高中毕业时,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次高考,却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号召,成为了第一批插队的知青。1967年,他和同学被安排到甘南插队落户。他想上大学的梦破灭了。

他的体质干农活是承受不了的,插队一年,他的身体就受不了了。每次干罢农活,他便面色苍白,头晕心慌,耳鸣眼花,气短,没有食欲。有一次,在劳动当中,还晕倒了。醒来后,送他到县医院检查,说他有较重的缺铁性贫血。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村支书特意开会讨论,结果是将他调到养猪场去喂猪。这样觉得是比在太阳底下担肥、施肥、翻地、锄草、收割那样的劳动轻省些,并且,分配给他喂的猪也比别人少十头,另外每个月特补给他一斤甘红枣,用来补血。起初,看来是有些见效,他的身体比以前实力增大了,吃饭比以前也能多吃了,面色虽说还是没有红晕,但人的样子有一些精气了,能有精力听人说笑,或者与人说笑了。不像以前,回到房间就躺在床上,没有精神,说笑不起来,一副乏力疲苦的样子。

好转了半年,情况又回到了从前,他人整天又是蔫蔫的,人家都说他再去医院瞧一瞧吧,看看血色素是不是又降低了。他说等着去。还没去,有一天,他人就晕倒在了猪圈里,给猪拌的食撒在了他的脸前,别人看到的时候,只看到他的下半截身子,上身被六七头猪围拢着,哼哼哧哧地争吃着他身旁的猪食。他的脸被猪们来来回回地拱着,身上也被粘满秽物的猪蹄蹭来蹭去,人是脏得要命了。知青们不太愿意进去抬他,打发不怕脏的两个当地村民将他抬了出来,擦干净了他的脸和身上的秽物后,将他送到了地段医院。说来还是缺铁性贫血所致。村支书想,看来他的身子骨在农村这样的条件是不适宜的,他这样待下去,他的身体就毁了。于是就向插队大队支书反映了情况,大队支书也觉得身体重要,他适合不了农村的劳动,就叫他回城吧,城里的劳动品种万千,活儿有轻有重,总有一种适合他,他总不会沦落为废人,照样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于是,他病退回城。知青们觉得他是因祸得福了,有些羡慕他的。

回到兰州后,正赶上卞金国的父亲要退休,父亲高兴地说,你就接我的班吧,烧锅炉比喂猪要轻省得多,你是完全可以担当的。卞金国对烧锅炉没有一点兴趣,觉得那里面没有技术可学可挖,单调枯燥,就不想去。父亲担忧的是儿子的身体,不想让他成为体力工人,身子骨永远养不回来了,影响一生健康的。父亲知道他倔,动了脑子迎合他的趣向说,烧锅炉有闲时间,你爱看书,可以看书啊。这句话果真奏效,卞金国说:行。他说行,人家单位说不行,病退书上清楚地记录了他的情况,单位领导说,烧锅炉虽然不是累活,但对他是有危险的,万一哪天他晕在了锅炉前,不幸的话一头栽到锅炉上,人被烤焦了怎么办,责任谁来负?这样一提醒,倒吓着了父亲,对儿子说:还是去干别的工作吧。之后,卞金国带着病退证明,开始到处去找工作。炼油厂、玻璃厂、化工厂、配件厂、制桶厂、食品厂、肉联厂等等,他去了十几家工厂,那些厂子不是嫌他体弱,就是嫌他瘦小,说工人就该有力量,没有力量是做不了工人的。他是无言可辩了。一时找不上工作,他就暂时待在了家里。这是工人阶级占主导的年代,做不成工人,他想起来就郁闷。不知道自己将来咋办,整天郁郁寡欢,有书也都不愿意看了。家里人也为他的工作担忧,心里急,嘴上却安慰他说,正好在家他可以好好调养调养身子,只要他强壮了,不愁没单位要。

家里人的话,鼓动了他,他想他不只靠养,还要练,才能强壮起来。于是他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跑步到三公里处的他以前的中学母校校内,从单杠、双杠上开始下功夫。上学时,他的弱牵出他的懒,他是能不碰就不碰这些耗劲耗气的器械的。锻炼计划有了,他觉得自己浑身有劲,烦恼不想了。锻炼虽然叫他气喘吁吁,但他把“强壮”列进了他的心目中,他就要坚持实施了。锻炼了刚两天,他正兴致高昂的时候,一天,大哥卞金锁特意中午跑来,兴高采烈地说,七里河区的一个印刷厂在招排版工人,叫他去试一试吧,排版工人又不用力气,他适合呀!他一听,二话不说,吃罢午饭就去上七里河区了。果然,人家不凭高大力量看人,看的是认字能力和手上是否具有灵活气,两点他全是占了优势。他看书看得多,识字是比一般人多的;他重体力劳动少,手是细嫩的,看着就有几分灵巧劲。他便顺利地进入了印刷厂。上了班,他的锻炼依旧。是成习惯了,不练浑身就难受。

排字这种活儿,坐着干,只靠手上的技巧,不费体力的,卞金国十分适合。在排版车间,他的师傅是名叫裘丽的女工。裘丽年龄比他只小两个月,却在印刷厂工作了三年多。说起来,裘丽和他当年是同届入学的学生,裘丽没有留过级,正常时间高中毕业,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但是她没有抓住机会,考上大学。她想上大学,打算复读一年再考。“文化大革命”刚一来临,她的父亲上过大学,有先见之明,感觉那闹腾的局势对人是有百害而无一益,果断地叫她退了学,退学理由是谎称她有肝炎,特意托人到医院开了证明。退学后,父母叫她先老老实实在家蹲着吧,过后是继续上学,还是去工作,看看形式发展再说。高考制度取消了,还去上什么学,她就只有去上班了,便躲过了插队。印刷厂是托人进去的,进去前又托原来的医生,再开了份证明,证明她的肝炎病已经治好。本来就没病,开起这个证明来,医生的腰杆挺得直直的,没有一丝后顾之忧。

裘丽过了一米七的高挑个儿,身材挺拔,人长得秀气端庄,整体窈窕抢眼。卞金国跟她学徒,有骄傲有自卑,站在她旁边,不及裘丽高,心里有点悲凉的。他把动力“转嫁”到工作中,想在业务上显示能力,增加他的自信。在裘丽面前,他尽力地释放他的聪敏,他的聪敏是真聪敏,利用上来,就见了结果。跟着学了一个多月,他就能独自操练排版了,虽然速度还及不上裘丽。他就加紧操练,半年内,他排版的速度居然超过了裘丽。裘丽带出这样一个手脑厉害的徒弟,也很骄傲,总是不由会向人夸赞起他。卞金国的得意、骄傲一点点积累进心,自卑就一点点被挤向了边缘,就等着出去了。学徒工比正式工分配的活儿要少,他排版的速度赶上了裘丽,每天分配他排版的量,他便早早地就能够完成任务。闲下来,他也不闲,总是殷勤地去帮裘丽排字,裘丽也不客气,一副师傅理应接受的架势,把自己剩下的那部分活儿,一半分配给他。他快,字排完后,就又向裘丽要活儿。裘丽就再分给他一点。这样做,周而复始,天天如此,配合默契的。后来,卞金国干完自己的活儿后,索性就将裘丽剩下的活儿全部接了过来,裘丽就闲着了,只看他独自忙吧,像监工似的。裘丽的活儿,他噼里啪啦一会儿工夫就能干完。周围的其他工人见他闲下来,就求他帮忙,他不拒绝,帮着干就干了,没有一点觉得吃亏。卞金国越干越是得心应手,他手上的反应速度之快叫周围的工人们惊异和叹服。工人们奉承他说,如果有比赛排字的,他一定在全国都能拿第一了。

他排字的能力叫工人们说起来,就算到他自身的条件上了,这样自然而然地就抵消了他自身体格的不足,工友们就把他作为是条件好的人,他香饽饽一样被看好,张三李四的都愿意为他操个人问题的心。于是,隔三差五地就有人为他介绍对象。他们给他介绍对象,对女方说他是条件好的。说是这么说,给他介绍的对象,不论长相如何,个头都是不到一米六的,他是一米六七身高,每个介绍人就说,女方个头配他正好。他们越是那么说,他就越逆反,就是不想找低个头的;他觉得他们其实是对他有偏见,他接受了他们介绍过来的对象,就等于是接受了他们的偏见。偏见是歧视,也是不平等的条约。

如果不是工友们想着给他介绍对象,他还从来没有想过个人问题,他觉得二十一岁年龄还小,应该过两年再考虑。既然别人将这种事提了出来,他的脑子才跟着转起这个问题来。对这种问题,他脑子反应的速度像手上排字那样快的,马上就有了自己的主见。不想找低个头的,除了逆反的自尊心外,还有他对未来想象的描绘,他想,他是小个头,老婆也是小个头,他们的孩子将来肯定是小个头,不论孩子是男是女,他都不希望他们是小个头。虽然他是小个头,但是他从来没有觉得无所谓。他越是个头低,他就越想改变。自身改变是不可能了,他早就把希望寄托在将来的后代上;后代要改变,至少父母之中一人应该是高个头的,他喜欢看书,看过的书多,知道的知识也多,他懂得遗传的重要。这遗传的任务,他就只有交到了将来他要娶的老婆身上了。不是到了找不上的地步,对低个头的对象,他是决不妥协的。

问题转到了对象的标准上,他的参照物十分好找,那就是近在眼前的师傅裘丽。在他眼中,师傅的长相和身段是女性的完美代表,除此之外,她不内不外,张弛有度的性格也是适宜,内外统一的。对她,原来在心中就总是默默赞叹的。赞叹是赞叹,他还没有想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也就没有过“非分”之想。现在,问题提了出来,师傅成为了标准。沿着这标准,去看别人,看一个,没有一个,他失望的同时,又点亮了希望,他和师傅熟,知道她没有对象。师傅就是希望,希望在眼前,为什么不去努力争取呢?他没有盲目行动,而是在心中设置了应付措施:应付白眼,应付讽刺,应付拒绝。他脑子不简单,明白师傅平时和他不错的关系,并不代表她马上就可以接受他,不但不接受,或许还会翻脸。他做的准备是长期的,无论开始遇到什么结果,他都不会轻易罢休,接着再来,不行,再来,往复循环,只要裘丽没有对象,他就一直追她到底。这些勇气与经验,到头还是他从看过的书中记述的某些爱情故事中汲取的情绪记忆,虽说书中提供的事实总是有些超越生活的浪漫,但他想什么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凭空想象,基点还是在生活中,是生活给出的一种真理了,具有普遍意义和实际运用价值的。真理是:坚持就能胜利。

卞金国心里有力量,到了实际中,自卑并没有完全出去,落实到实施多少有点颤抖。他本来打算找机会当面向裘丽表达,鼓了半天的劲,勇气也到不了位,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在没有就此放弃想法,他采取了间接的方式,给裘丽写了封追求信。信中,他赞美了裘丽的美丽和她的好气质,说她是令他爱慕、崇拜已久的。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都是悉心琢磨的,要用得有文化,有韵味,有光彩,叫裘丽读来有些惊叹的。他是利用上班中,人的注意力都在埋头工作当口,把信放到了师傅的排字板上。师傅也在工作,看到他的手放下的信,本能地抬头看他一眼,说了句“谢谢”,她以为是他从收发室替她取回的信。她和个别上了大学后留在外地的同学,一直保持有联系。

卞金国接上她的话,低声说:不用谢,信是我写的。

裘丽立即拿起信封看,确定无疑,便疑惑地盯着卞金国,问:为什么给我写信?是对我不满,向我提意见,嫌帮我干活了?说着,她的脸色先不满起来。

卞金国笑笑。低头看着排字板说:不是。你看了就知道。回家再看吧。

裘丽挑衅地说:我想现在就看呢?

卞金国说:回家看,比在这儿看好,回家看吧。说罢,深沉地坐回座位,低头干起活儿来。一副不由分说的样子。

裘丽拿着信封,看着,揣度着,想了想,最终没有拆开,将信放进了挂在桌角上的黄色帆布挎包中。

卞金国看着在集中注意力干活,眼睛其实快速地播射来余光,见信进了裘丽的挎包中,心里不由欢快起来,像是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等待是难挨的,一晚上,卞金国脑子不能歇息,总是不由自主猜测着裘丽看信后的种种反应,没一个是接受的表示,都是拒绝,拒绝的程度有高有低,她的表情变化万千,给他面子,是不动声色的;不给他面子,冷嘲、热讽、斥责、谩骂,基点还是缘于他的低个头,总的结论是他没有自知之明。想着,他会出一身的冷汗。三哥卞金武,单位给他分了房子,一家人去年搬了出去,家里的房子越来越宽敞,他自己住了一间屋。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便不会打扰影响别人,怎么折腾都是自由。他睡不着,就起来,坐着想,想主意,想对付拒绝的方案。其实他现在想到的,之前就想了,之前想是想了,没有落实到操作,他想他必须拿出一个系统的方案,一个一个地设计,他能想到的每一个假设上,他都要给出一个相应的回答,要回答得铿锵有力,句句有理。他不信,功夫能负他有心人。他想着,就开了灯,拿来纸和笔,设计起方案。不知不觉,他精神抖擞地写下了十几页的方案,他想,他是准备充足了;再失败,他就认了。

第二天上班,卞金国忐忑不安地等到了裘丽来,她面无表情,已经是一种不满的反应了。卞金国想,她可能会在适当时机向他发泄,她发泄的,一定是在他设想中的,他有准备,倒期待着回答她的机会。而裘丽自始至终都是面色冷漠,一本正经地板着脸,看都不看他,除了有工作要交代,迫不得已地向他说句话,她是绝不跟他说话了,一改以往的松弛,声色严肃的。跟他说话。也是眼睛看都不看他。利用自己的活儿干完了的时机,卞金国对裘丽说,他来帮她干吧。裘丽翻下眼皮,冷冰冰地说句“不用”。当着工友,他没勇气主动问她什么,他摸不着她的想法,也不能拿出准备好的方案交给她,拿出哪一个,对她现在的状况,都是驴唇不对马嘴的。原来再想得好,真到了跟前,就跟想的时候感觉不一样了,自卑不由抬头,他一时没了主意。有其他工友笑嘻嘻地请他帮忙排字,他像裘丽一样表情冷漠地拒绝了。

他呆坐了一会儿,起身来到他们检字的字库房。他想到那儿散心,他想得周全,去外面,难免被人看到,会说他工作散漫。到字库房待着,工友或车间主任看到,只能以为他在检字。他来到最里间的字架排,这里的字都是繁笔用字,极少用的,一般就少有人来这儿检字。他走到顶头,靠着窗户,面向字架,双臂交盘,进入平静思索的状态。开始是有点麻木,不知如何,慢慢地,就理出了一些头绪。他知道,师傅不予理睬他的反常行为,就是对他不满,看不上他,他觉得这是正常的,他想,如果师傅能顺利接受他,那才叫不正常,说明她是不骄傲自己的条件,有条件而不骄傲,说明她有不自信的地方,那地方是缺陷、弱点,别人看不到,她自己明白的。真有缺陷和弱点了,就轮到他该考虑考虑了。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缺陷和弱点,只是缺一点个头上的优势,其他还有什么,他想了想,是体质有点弱,这和个头相连,其实是一体的。其实,进印刷厂前,他发誓的锻炼计划,一年多来一直没有中断,他的体质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除了还有点贫血,身体没有其他的毛病,抵抗力在加强,一年多了也没有感冒发烧过,和他以前比,是奇迹了。另外,他长得不差,聪敏的能力有目共睹,师傅配他也不跌份的。越想,他的自信越强烈,力量重建。他刹那间有了更大胆的主意,每天下班后跟上师傅,陪她走到家;不管她愿意不愿意,他就死气白赖地跟着。

卞金国想得好,到了跟前又不是那么回事。裘丽是骑自行车上班,这是他没有考虑到的。而他家离厂子远,每天是乘公共汽车上下班的。根据这种情况,他想他可以跟裘丽走一段路,然后再骑上她的自行车带上她,还是可以陪她到家。只要她接受他的殷勤,他们就会像是处对象的,时间久了,假的也会变成真。

当天,在裘丽要骑上车的时候,他喊住她,裘丽停是停下了,却冷冰冰地问句“啥事?”他鼓起劲说,他陪她回家,想和她聊聊。裘丽白他一眼,甩出话:和你,没什么好聊的。说罢,用劲起了几步,跳上了自行车,快速骑去。得到拒绝,卞金国有准备,就把希望放在了下次。接下来了几次,裘丽一如既往是那样的态度,每次他只能望着裘丽的背影发会儿呆。他有点气馁了,连着两天没有坚持。那两天中,他一会儿来劲,一会儿没劲的,想来想去,想到所有的失败例子中,很多其实都是因为没有持之以恒的结果。于是,又坚定了坚持下去的决心。再后,情况有了点转机。

一天,裘丽停下来后,没有像以往,甩过一句拒绝的话后径自就走,说的话也不再是那么果断强硬,却不避讳地反问他:你觉得咱们合适吗?

卞金国想了想说:合适不是说出来的,是处出来的。你和我没相处,下什么结论都不真实。

裘丽听他说出来的话有理、自信、有个性,跟着也就不能马上说出生硬的语句。她没说话,推上自行车走起来,给卞金国留出了机会。

一时,卞金国紧张得倒不会说了,裘丽也不问他什么,淡漠着表情走着。

卞金国想到说:我骑你的车带上你走吧。

裘丽嗤笑似的样子说:你带得动吗?

卞金国挺了挺腰,说:你看我带得动带不动。

裘丽将自行车交给了卞金国。卞金国接上,起步骑上,挺着胸,向裘丽歪下脑袋说:上车。

裘丽有点担惊,问了句:你行吗?

卞金国甩了下头,说:没问题!摔着你,你就不要再理我,我就不姓卞!

裘丽打赌般地说了句“好”,毫不犹豫地用劲跳上后座。自行车晃了一下,很快就稳定了,卞金国劲头十足地蹬着脚蹬,一阵风似的奔跑起来。

这一天就拉开了他们交往的大幕。进一步的交往,卞金国的坚强性格,聪明好学,知识丰富,逐一地展示出来,裘丽也在心中对他有了赞叹。日积月累,就接受了他。接触到裘丽的家,才知道裘丽背后有些不为人知的情况。她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西走廊劳动去了。本来她的家庭条件是非常好的,父亲原是水利厅的副局级干部,母亲在教育局工作。她还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哥哥,人却分到了青海。她现在的家,是一间窄小的旧平房,原来她家是住楼房,有三室的。一人在兰州,裘丽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不敢轻易地接触外人,她条件好,给她介绍对象的人很多,她不问条件,全部拒绝。拒绝卞金国,不是因为他的个头,她家里的现状,反倒是她不自信的。告诉了卞金国实情后,卞金国没有犹豫地说,他不嫌也不怕,在他眼中,她就是最好的。他心里想,只要不是裘丽个人有问题,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

卞金国对裘丽说,她父母不在身边,他一定会好好待她。裘丽听了,很是感动。之后,卞金国每次就索性送裘丽进了家门。裘丽留他吃饭,他也不客气,挽起袖子,叫裘丽坐着休息,他来做饭,裘丽要帮他,他不让,把她当公主一样摆在一边。那时,他有一种大男人似的承担感和成就感,裘丽同时产生了小鸟依人般的幸福,一步一步地离不开他了。

他们有条件待在一起,却没有胆量做出越界之举,他们规矩得连手都不敢相碰。传统的规则,是他们做人的人生信条;他们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发自内心地懂得相互的尊重,尊重是他们的体面和风度,不能走入离经叛道的路上,使自己跌了人格。接触了一年多,他们还是清纯如初。唯有相吸的眼神,和相互关爱的举止划分了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同志关系;他们的跨越只有在他们的婚后,他们遵循得坦然、安然。也叫卞金国父母为他们日后的婚礼,操持得坦然、安然。

卞金国转正定级后,他就和裘丽举行了婚礼。他们的新家就在卞金国的父母家。第二年(1974年)夏天,裘丽生了一个漂亮的儿子,起名“卞小宇”。

喜欢漂亮女人的哥哥卞金利,不管裘丽的家庭问题,只羡慕裘丽的形象,说卞金国是有桃花运的。

卞金国笑着说:桃花运也不是瞎撞的,运气是我坚持出来的。如果你当年能再坚持些日子,不图一时欲望,备不住也会交到好运。

卞金利瞪他一眼,说:屁话,你才多大,那时我都二十八岁了,还是光棍,咋坚持啊?

卞金国说:坚持是种能力,有这种能力,熬多大岁数都是行的。

卞金利还是不服,卞金国照顾哥哥的感受,也不和他争了,让着任了他说。

粉碎“四人帮”后,裘丽的父母平了反,恢复了原来的级别,单位重新分给了他们房子,房子是新楼房,三室一厅的,比原来裘丽父亲在位时的还要大,说是这算对他们的一种补偿了。裘丽父母说他们住大房子太浪费,叫裘丽和卞金国搬来住吧,卞金国和裘丽抱着孩子卞小宇,就整个家地搬了过去。

背后有人议论说卞金国等于是给女方做倒插门了。卞德仁夫妻也不在乎,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塞别人的话对他们来说十分好说,他们得意地说,他们有五个儿子哪,让给别人一个还嫌多呢!

对于了解卞金国的人,几乎对他都是羡慕的,他们见到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说他有福,运气好啊。卞金国也总是一句话:运气是我坚持出来的。

卞金国的好运还在后面,1977年,在知道了恢复高考后,他紧追紧学了两个多月后,参加了高考,之后,顺利地被兰州大学录取。第二年,妻子裘丽也考进了西北师范大学。他们夫妻都报考了在兰州本地上大学,是一举两得的考虑,他们不仅可以经常照顾到孩子卞小宇,还能够夫妻常相聚。

虽然他们都是大龄大学生,却依然叫别人羡慕十分的。因为好日子在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