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的确非常小,我是看见铁路边的一盏红灯才摸索到的。车站没有站台,在两条铁轨旁边盖了一间比警察的岗亭大不了多少的土房子。房顶上积满厚厚的白雪,在寥廓的雪原上像一个孤独的大蘑菇。房子里没有灯,漆黑一团。我推开用板条钉成的门,走了进去。里面,果然如谢队长说的,有一个用大汽油桶改装的火炉,煤已经快燃尽了。我抖净身上的雪,借着炉箅下透出的一点微弱的红光,找到一根铁通条。我拿起铁通条在地上横扫着,终于在墙角碰到一小堆煤。我加足了煤,把炉子捅好,在一张木条凳上坐下来。然后脱下破棉鞋,刮掉泥雪,用鞋面扫干净炉面,把两个稗子面馍馍和棉鞋一起放在炉子上烤着。

炉子很快就旺起来,火苗蹿出了炉口,小屋里一闪一闪地亮着红光。我的脚底板像手掌一样抱着热烘烘的铁皮炉底,不一会儿,全身都暖和了。我一边翻动着稗子面馍馍,一边打量四周。四面墙上都涂抹着乱七八糟的壁画,全是候车旅客的即兴创作,我如同到了在非洲某处发现的一个原始狩猎部落居住过的洞穴。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卖票的窗口,啊,我才想起报社编辑曾经告诉我们:这不是个车站,而是个乘降点,只有逢站必停的慢车才在这里停一分钟。慢车要在凌晨四点开来,那么,我至少要在这里等到四点钟。

等就等吧。我吃着稗子面馍馍,想着海喜喜,如果路上顺利,他现在也该到他姑妈家了。我真诚地祝他过好春节,真诚地祝他以后生活幸福!我在暖烘烘的火炉前打起盹来了。

不知迷糊了多长时间,板条门外响起了喳喳的踏雪声。随着,谢队长哐地一下推开门进来。

“驴日的,好大雪!”他跺着脚,拍打着衣裳帽子,龟缩的脖子伸了出来,连声地咳嗽着说,“咳!……你还在这达儿,咋样?这达儿到底好一点,咳……那些人在雪地里撵,一夜里可遭罪哩!咳……”他还不知道“那些人”并没有在雪地上撵,早跑回家睡觉去了。我有点可怜他,同时也有点敬佩他。他对我毕竟是关怀照顾的;他自己也是负责的。

我让他坐在我旁边,把剩下的一个烤好的稗子面馍馍给他吃。他拿起来看了看,说我会烤,烤得好,但他没有吃,又放在炉子上。他说羊圈熬了一大锅羊骨头汤,撒上稗子面,做了顿“羊汤糊糊”,去羊圈加班的人都喝了两碗。我想,马缨花和尔舍也吃上了吧,身上更加感到暖和了。

“谢队长,”我问他,“能抓到海喜喜吗?”

“抓个熊!那驴日的可能哩,他要跑,谁能抓得住他!”他抹抹鼻子,眼睛瞅着炉火说。

“既然知道抓不住他,怎么还要叫我们追呢?”我诧异了。

“唉!”他叹了口气,“不追追他,场部知道了不行:‘人跑了,你老谢也不管,是干啥吃的?!’又该挨头儿的克了。我到车站来,就等着搭四点钟那趟车去场部报告哩。”

他告诉我,咱们队朝东三十里是这个车站,朝南二十里是场部,铁路是条斜线,下一站商场部不远,下了车走两里路就到了,看来他的安排还挺巧妙,既装装样子追了海喜喜,又趁便搭上火车去场部。“他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怎么场部非要抓他呢?”我不解地问。

“他犯个熊错误!那驴日的就是太能了,谁都不愿意放他。你不知道,你光看见他赶车,其实那熊耕耙犁锄,扬场赶滚,砌砖盖房,样样都能。现时哪达儿去找这样的劳力?!”

哦——海喜喜果真说得不错。我又问:“那么,要是抓住他,会怎么处理呢?”“啥‘处理’,保证下次不跑了就行了呗!还咋‘处理’?人家又没偷没抢!”他两肘撑在火炉边上,脸映得通红。脸上的皮肤松弛下来,火光照着他满面的皱纹,这是常年在户外劳动的痕迹。他一定害着严重的沙眼,眼睛里不断淌出浑浊的泪水。我估计他的实际年龄,要比他外表年轻得多,但这时,他整个面孔上,又像第一次和我单独谈话时一样,显出了老人那种特有的宽容的神情。我很受感动,并且也因为想和海喜喜在一起劳动,差点要告诉他海喜喜就在山根下他姑妈家里,去把他找回来吧。但又一想,还是不要自作聪明,失信于海喜喜的好。我问:“你想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哪达儿去?准跑内蒙了。山根下,他还有个姑妈在那达儿,保准他跑去过年了。”

我暗暗一惊。他不派人往那去山根下的羊道上追,看来似乎是有意的。“唉!”他抹了抹眼泪,虽然他并不是伤心,可是好像一副伤心的表情,“就是把他抓回来,拴得住他的身子,拴不住他的心。那驴日的,我知道,没个好女子,没个家,他哪达儿都呆不长。今天把他抓回来,明天他还得跑。腿长在他身上,谁能看得住他?!……原先,他在咱们队上呆着,是有想头的哩。”我不敢多嘴了,我怀疑他洞察所有的事情。我低下头,局促地翻动着烧得焦黄的稗子面馍馍。

雪大概停了,听不到外面的沙沙声。世界一下子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沉默,炉膛里劣质煤的哔剥声更增添了不安的气氛。“哎,”他忽然侧过脸跟我说:“小章,说真的,你跟马缨花结婚吧。”这是我今晚上听到的第二次建议,而且出自两个人的嘴里。我明白他是怎样从海喜喜身上联想到这件事的。我惶惶然地不置可否。“马缨花是个能干的女子。”他说,“有时候和男人胡调哩,可那有啥?一个女子领着个娃娃,一个月十八块钱,又碰上这个饥荒的年景,你叫她咋整?你们结了婚,她就收心了。”

我想朝他喊:马缨花并没有跟“男人胡调”!可是,四年的劳改生活和至今仍被专政的身份,使我鼓不起勇气跟谢队长争辩。我仍然低着头沉默不语。

“你别嫌弃她。”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好些女子在年轻的时候都上过当哩,后来正正经经嫁了人,都是好样的。你也别听啥‘美国饭店’的话,我知道,那几个月她就跟海喜喜一个人好,可不知为啥,她不希待海喜喜……我看你们俩倒是挺合适,你劳动好,年龄也相当。她还能给你生娃娃。以后,就在农场里拉扯着过吧。两个人过日子总比一个人过日子轻省。这饥荒眼看就快过去了,日子总会一天天地好起来。听说,就在这个月,中央在北京要开啥大会哩①,前几年的政策看来要变一变。日子好了,在哪达儿过不一样呀?非得像你们组那几个一样,跑回城里去?……说实话,干啥都是一辈子,过去的事,就拉倒吧!”

他没有跟我说大道理,同时谨慎地避开我特别敏感的出身、错误、身份这些问题,还把在我这时看来是非常机密的党内消息告诉给我。他的语气非常温和,我很久没有听过一个党员干部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通①指1962年1月召开的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红的炉火照着他疲乏的、早衰的脸,使他的面部显现出一种父辈般的慈祥。一个人不论如何粗俗,没有文化,只要他有真挚的感情,能洞达事理,他自然而然就会显得高大和庄严。在这静悄悄的夜里,在热烘烘的火炉旁,在洞穴一般的小屋中,我与他之间的隔膜,被他的抚慰和关切之情融化了,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出眼眶,在通红通红的火光映照下,像一滴一滴鲜红的血滴在炉台上。

他看了看我,再没有说什么,袖着手,稍往后仰了一点,侧身靠在炉台上打开了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