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可能是受寒以后发起烧来,我被干渴烧灼醒了。窗外,呼呼地刮起了西北风,用钉子钉着的报纸有节奏地扑扑作响,就和拉风箱一样。我感到一阵阵的晕眩。我身体虚弱以后,才发现很多小说里描写的晕眩是虚假的;那种噗咚一声摔在地板上,或软软地倒在沙发上的描写,多半是主人公的装腔作势。我静静地睡在被窝里也会感到晕眩,并且,晕眩不但不会使我昏迷,反而会把我从熟睡中摇醒。这时,头颅仿佛比正常情况下大了许多,头颅里的血显得很稀少,很稀薄,就像只有一点点水在一个大坛子里晃荡一样。

当然不会有一个人给我倒一口水来喝。我必须忍耐。而我也习惯了忍耐。有时,我会被自己能如此忍耐而感动,也就是说,我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在这半夜时分,我就被自己感动了。耐力不像膂力,不能用计量器测试出来,并且它还包括了精神的和物质的两方面。有人能忍受精神的痛苦,却耐不住物质的贫困;有人能忍受物质的贫困,却耐不住精神的痛苦。

我发现,我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耐力都有相当大的潜力,只有死亡才是一个界限。

大自然赋予我这样大的耐力,难道就是要我在一种精神堕落的状态下苟且偷生?难道我就不能准备将来干些什么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这时,我开始内疚起来,心里受到自谴自责的折磨。黄萝卜的得而复失,在我看来是冥冥中的惩罚和报应。老乡是辛苦的,这个地区从来就把农民叫“受苦人”,下地干活不叫下地干活,叫“受苦去”。一块六一斤黄萝卜,比较起来是不贵的,劳改农场附近的老乡开口至少是一块八至两块。我的一块浪琴表只换到三十斤黄萝卜和一碗发霉的高粱面。可是,我却狡黠地愚弄了那位老实的、满面皱纹的老乡,还自以为得计,结果……头颅里的血不停地旋转回晃,一个早已沉淀了的回忆像乳白色的杯底物从我脑海深处泛起。在一间讲究的天蓝色壁纸贴面的大房间里,在风尾草图案的绿窗帘下,在大理石镶边的法兰西式的壁炉旁边,我的一个伯父坐在棕色的皮面沙发里,我坐在放在地毯上的一只蜀锦软垫上。他晃动着自己调的加冰块的鸡尾酒,向我说摩根家族发迹的故事。据他说,老摩根从欧洲老家飘流到北美洲时,穷得只有一条裤子,后来夫妇两人开了一爿小杂货铺。他卖鸡蛋的时候从来不自己动手,而叫老婆拿给顾客看。因为老婆手小,这样就衬得鸡蛋大一点。正是由于他这样会盘算,他的后代才建立了一个摩根金融帝国。“听到没有?做生意就要这样精,门槛不精不行!”这位证卷交易所的经理端着高脚酒杯教育我,“谁倒闭了谁是憨大(念“壮”音),能赚钱才是英雄!”

……回忆的潮水又随血液的旋转退了下去。于是,我怀疑我所费的种种心机都是和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有关的。老摩根会利用人的视觉误差把鸡蛋变大,我会利用人的视觉误差把打的饭变少;摩根们会盘算,我的算盘也很精:用钉子代替稗子面,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和交易所的“买空卖空”一样,一倒手就赚了两块钱……固然,争取生存是人的本能,但争取的方式却由每个人的气质、教养而定;先天的遗传是自然的,而后天的获得性也能够遗传下去。当我意识到我虽然没有资产,血液中却已经溶入资产阶级的种种习性时,我大吃一惊。一九五七年对我的批判,我抵制过,怀疑过,虽然以后全盘承认了,可是到了“低标准”时期又完全推翻。而现在,我又认为对我的批判是对的,甚至“营业部主任”那心怀恶意的批判也是对的。从小要饭的人,对从小就会享受的资产阶级“少爷”肯定有一种直感的敌对情绪。我虽然不自觉,但确实是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其所以不自觉,正是因为这是先天就决定了的。

我口渴,我口渴得像嘴里含着一团火,但毫无办法,我把这种折磨看作对我的惩罚。我默念着但丁的《神曲》: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我所属的阶级覆灭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