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脚底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一间土房子的信用社,一间土房子的商店,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的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得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

我没有钱,但我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我的组员,包括“营业部主任”也托我寄信。他们的信都很厚,大概又在向家里念苦经,要家里人赶快给他们办准迁证吧,我想。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了桔黄色。问那偎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厂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把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土豆呢?”“两块。”“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你别耍你的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老人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睛问他。“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但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当真?”我表面上冷静,而心里惴惴不安地叮问了一句。

“当真!”老乡表现出一种很气愤的果断,“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还不换?!”

“行!”我放下背篓,“你给我称三斤土豆。”

我先把钱付给他——我们昨天每人领了十八元,干了一天就领全月工资,真好!老乡取出自制的秤。我们俩又在挑拣上争了半天。称好后他倒到我的背篓里。我说:“给,我这三斤土豆换你五斤黄萝卜。”

老乡连思索都没有思索,称了五斤黄萝卜给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里,背起黄萝卜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在劳改农场,我就经常和来给我们做买卖的老乡打交道。我熟知他们有一种直线式的思想方法。有时候,他们会出奇的固执,拼命地钻牛角,只记一点,不计其余。这也可能使他们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或创造性的劳动上,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但更大的可能倒是被人愚弄,被人戏耍,让他们顾此失彼,大上其当。而我就是用自己的小聪明戏耍他们的人之一。“我”啊,你究意是怎样的一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