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悦:谁能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

想不到第一次到他的住处去找他,就和他谈这样的事!

“荆夫,你的那本《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书不能出啦,这是党委的决定……”他会怎么想、怎么说呢?他受得了这样的精神打击吗?要知道,他不是为了名成利就才写书的。他写的是他二十年来在人生道路上的体会,他为的是他所追求的目标。

由于自尊心的缘故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可是我了解一切。我有两个“义务情报员”:一个是许恒忠,他常常建议我劝劝何荆夫,不要做这类冒险的事。“这些年的斗争情况老何已经隔膜了,他在凭着一股热情瞎闯呢!我看透了,既有变过来的时候,也就有变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小说家了。这人平时并不活跃,但却是我们同学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对文艺、出版界的情况特别熟悉。他常常把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争论、反映告诉我。书稿发排的时候,他兴奋地跑到我这里说:“孙悦,今天请我吃杯黄酒,有喜事!”好像他自己的书就要出来了一样。他感慨地说:“我缺乏老何那样的勇气,这一辈子只能这样庸庸碌碌了。我快成了中国的奥勃洛莫夫了。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失去安宁的眠床的缘故吧?文穷而后工,古今皆然。我还是穷一点好。可是我又怕穷的滋味。”我给他喝了酒,但着实笑了他一通。我在高兴的时候喜欢和人家开玩笑,有时还会促狭。

可是谁能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的书,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可以卡住不让出。还讲不讲法律,讲不讲原则了呢?

“这一关我们不能不把!而且,我们这样做也是对何荆夫的爱护。他不应该忘乎所以,以为现在什么修正主义的货色都可以拿出来了。”

奚流在党委会上是这样说的。事情的始末我不大清楚,但我可以肯定,他是始作俑者。然而,在会上提出问题的却是游若水。在党委扩大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叫奚流:“奚流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提请党委研究。系总支书记们不一定都参加了。中文系的孙悦同志可以一道参加研究。”奚流立即点头答应,连问都不问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必要在党委会上研究?这还不是事先商量好的!

我当然留下参加这个我事先毫无准备的问题讨论会。讨论一开始,游若水就拿出一份复写的材料,一、二、三、四、五地汇报他所发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

“最大的、最危险的修正主义观点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不是矛盾的,而是相通的。这就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他说。但是,他不愿意详细地说一说,作者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作者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什么内容。而我是知道的。荆夫讲的人道主义是要彻底地解放全人类。不但把人从阶级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且从形形色色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从盲从中解放出来,并且越来越多地摆脱动物性。他反对把阶级斗争当作目的,反对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导致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和分裂。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有更广泛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他要求不但从物质上而且从精神上把每一个公民当作人,尊重他们的权利和个性。这难道不对吗?可是游若水认为,这些统统是修正主义观点:“问题是十分清楚的!所有这些观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都一再批判过。而且不是文革中批判的,是十七年批判的,也就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进行的批判。”

我不知道逻辑还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为它是这么简单:十七年——文革——现在;肯定——否定——肯定。三段论。黑格尔活着,会招收多少中国的弟子啊!

游若水发言的时候,白净的面皮涨得通红,光秃的头顶闪闪发亮。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奚流,奚流却不看他。奚流轮流地审视着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最后把视线落在我身上,停留了很久。

游若水讲完,把材料叠好装进衣袋。奚流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转向大家,平稳地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出这本书。要不是游若水同志从有关方面听到消息,并主动讨了一份校样来看的话,这本书就出笼了。”是游若水干的吗?我怀疑。这个人居然会发起一件事?

“孙悦同志!中文系总支是不是知道这本书呢?”

听到奚流在问,我立即回答:“我是知道的。”

“为什么不过问?”奚流问。

“这是出版社的事,我们无权过问。何荆夫同志也有他的出版自由。”我回答。

奚流的颧骨向上耸了一下,他问党委委员们:“是这样吗?那末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是要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党还要不要领导?”

校河的水今天多么情啊!水至清则无鱼。这河里是无鱼的。鱼需要浑水,这是肯定的。人呢?也需要浑水吗?明明是一池清水,非要投进石子、烂泥、杂草把它搅浑不可吗?

党委会里资格最老的委员首先发言了。他的头发白如麻丝。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的眼睛是那么真诚坦率。在那些动荡的年月里,我“保”过他,也曾经像女儿那样在他面前倾诉过委屈。他总是安慰我:“你还年轻,经历经历有好处。”我多么尊敬他!

“按照以前的惯例,出版社出书之前应该与作者的单位联系一下,这样我们大家都不至于被动。现在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尽可能妥善地解决吧!作者还是个年轻人,说服教育为主吧,劝他把稿子撤回来,改好再出书。我看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批判了多少次了。四二年延安整风的时候……”

我知道,他又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地谈起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来龙去脉了。文革中每次批判斗争他的会上,他都讲四二年延安整风,与王实味等人的斗争。他总是用他那慈祥而坦率的眼睛望着“红卫兵”们:“我没有搞过修正主义。我接受了党的长期教育。自从延安整风……”“红卫兵”说他是“臭表功”,骂他,侮辱他,嘲笑他。可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修正主义。我因此对他益加敬重。可是这两年,我觉得跟他有了距离。生活在前进,他却和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一个样,就像这会议室里的一个雕像,永远放在那个地方,又永远是那个姿势。你可以欣赏他,但不能和它讨论任何实际问题。“小孙啊,千万要把稳舵。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会太长。我们党肯定要管的。四二年在延安……”我一听到他对我说这些,心就往下沉。我多想用力推他一下啊!可是我人小力薄。

“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出版社对作者一般是不应审查的。不过,对何荆夫这样具体的人,写这样一本具体的书,是应该慎重的。”

发言的是一位兼哲学系总支书记的党委委员。与我一样是“科班出身”。据我了解,他的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今天是被这“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吓住了吗?

“何荆夫在系里表现怎么样?听说有些反映。”一位女委员接着上面的发言提出问题。我简单地回答:“很好。”脑子里在想:“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应该怎么理解呢?“具体”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就有权干涉了呢?没有出版法。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一下“具体”,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应该受到干涉的理由。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具体!具体!具体……多么难掌握呀!

也许,我应该在会上把荆夫“具体”一下?可是,我害怕在这样的场合谈到他,甚至不能冷静地想到他。

自从赵振环来后,他没有找过我。见了面除了点头打个招呼,再也不说第二句话了。这使我感到难过。我觉得我与他的距离越拉越远了。我越来越多地在朋友面前谈到他,特别是在李宜宁面前。“我不希望你再受挫折,何荆夫不会给你带来平静。你们不应结合。”她总是这样劝我。

确实,何荆夫不会给我带来平静。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在吸引着我。我已经让他一个人在风雨里搏斗过了。如果再有什么风雨落到他身上,难道还让他一个人去搏斗?那样我的心又怎么能平静呢?

“我听到一些关于何荆夫的反映。可以发言吗?”正在作记录的陈玉立问。奚流点点头,她就发言了:

“何荆夫自从甄别平反以来,尾巴越翘越高。他常常在学生中宣扬自己的经历,把自己打扮成传奇式的英雄,吸引了一批幼稚的青年在他周围,他常常说:‘我们的党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意思是说,他是一贯正确的,我们的党犯了错误。他比党高明,党却亏待了他。这本书中所宣扬的什么尊重个人、尊重个性等个人主义观点,他都在学生中散布过了。中文系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他有很大关系。前不久,奚流同志批评学生在黑板报上登爱情诗,一部分学生瞎起哄,也与何荆夫有关。现在居然有学生讽刺奚流同志,说要请他当和尚协会顾问……”

谁“噗嗤”笑了?是那位年老的女委员和她旁边的那位教授同志,他也是党委常委,历史学教授。是党委中唯一的教授,所以大家就叫他“教授”。他正噙着烟斗,对那位女同志风趣地讲着什么,两人一起笑了。奚流的脸红了。他用铅笔敲敲桌子,命令陈玉立:“谈重要问题!”

陈玉立自知失言,脸也微微红了一下。她定定神,提高了调门:“总而言之,何荆夫辜负了党对他的爱护和关心,继续在五七年的道路上滑行,越滑越远。如果不及时给以帮助,他不知道要滑到什么地方去呢?至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我这里就不讲了。”

陈玉立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我身上一热,脸也红了。人们常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完全不是这样。心里没有鬼,脸也会红,心也会跳。有时在公共汽车上,有人丢了钱包,要停车搜查,我就十分紧张,害怕钱包会突然在我身上搜出来。是“阶级斗争”中无中生有的作法所产生的心理病态吗?在感情问题上,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了。一提起何荆夫的生活作风问题,我就好像感受到有人把一盆污水泼到我和他的身上,忍不住感情冲动。

陈玉立的口才真好!她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何荆夫。要是我不在中文系,不了解何荆夫,我也会对他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现在我已经懂得了,许多人排斥异己,靠的就是这种办法:在大家不了解某人的情况下说某人的坏话,造谣中伤,信口雌黄,反正某人没有机会辩白。但是,我了解何荆夫,而且爱他。所以,随着陈玉立的小巧的嘴唇上下翻动,我的眼前出现了另一个何荆夫,可敬、可亲又可爱的流浪汉,我的最亲密又最疏远的朋友。

荆夫,我不能听着别人这样污蔑你而无动于衷。我不能让这些不了解你的同志在心里留下一个被歪曲了的形象。我不能再害怕暴露自己的感情,不怕了!我好像一直在期待这样的机会,能够公开地表示对你的爱情。我该发言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可是还没等我开口,就有一位党委委员抢先发言了:“真是这样的话,不能让他出书2”又一位委员更为激烈地接着说:“要是我有权,我就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对这样大规模的平反一直是持保留态度的!”

我又坐了下来。我记起了,我是在参加党委会。我的身份是中文系总支书记。我们讨论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一个人写的一本书的问题,而不是我和何荆夫的关系。

“还是应该以教育为主吧!我们党对犯错误同志的一贯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四二年延安整风……”

我感激地看着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委员。感激他心地善良。然而,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

我看着“教授”。这是一个耿直而风趣的老人。他的相貌极为普通,然而他的风趣却使他成为一个具有魅力的人。他在党委会上是不大发言的,大概是觉得自己是党委中唯一的教授,应当谦虚才对吧!今天我希望他发言。他总是悠闲地叼着烟斗。他家里存放了许许多多烟斗。“文革”中,他的烟斗统统被没收了,他就想办法用硬纸片、香烟盒的纸做烟斗,样子顶好看,吸起来也舒服。他还做了许多送给别的会吸烟的同志,并且开玩笑地说:“以后要是不能再教书了,我就做这样的工艺品去卖!”

他的嘴唇终于离开了烟斗,而且轻轻咳了一下,是要发言了。他是未开口先要笑的:“听了陈玉立同志的发言,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十分矛盾的形象。一方面,是一个尾巴越翘越高的人,另一方面,却又是深受青年喜爱的人。同志们哪!受青年人的喜爱可不是容易的呀!我们当然可以说,某人利用了青年人的幼稚无知!可是你去利用利用看!我教书,和学生直接接触,知道他们不是那么容忍受人利用的。他们很有头脑。他们愿意和一个人接近,并且佩服这个人,这说明这个人确实有一些我们不具备的长处。所以,对何荆夫恐怕不能轻易否定吧!而且,即使他确如陈玉立同志所说的那样,恐怕也不到剥夺出书权利的程度。”

“他说我们的党犯了错误!”一位委员激动地说。

“教授”又叼起了烟斗。“谁说过我们的党没有犯错误呢?”

“教授”的发言使奚流不满。但是他没有说话,而是轮番地把目光从一个人的脸上移到另一个人的脸上,显然,他希望有人起来反驳“教授”。“教授”扯了扯旁边那位女同志的袖子。那位女同志笑着点点头。她也是党委会中资格最老的委员之一。她长得白净、秀气、身材小巧,完全不像六十几岁的人。据说她曾是北师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因为闹学潮被开除了学籍。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就一直搞党的工作了。她兼着党委宣传部长。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党委是否也应该讨论一下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个讨论已经开展了这么久……”

奚流问:“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来的呢?”

“这个问题有什么好讨论的?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所向,十分清楚。”那个宣布要给何荆夫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委员说。

“不是什么东西都有矛头的呀!”“教授”笑着插了一句,“我们的钢铁都用来制造这样的矛头了!”

“你看,刚才两位同志的意见不同,正说明我们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宣传部长接着说,“党委对这样重要的问题不研究、不表态,我这个宣传部长要辞职了。”

“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你先谈谈对何荆夫的问题的意见吧!”奚流打断她的话说。

“好吧!我认为实践证明,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反对封建残余的任务。我赞成何荆夫的观点。我认为党委干涉何荆夫出书是不合法的。完了。”宣传部长简洁地讲完了自己的意见,又与“教授”嘀咕什么去了。

“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吗?”奚流问。看样于他要结束讨论了。果然,他用目光扫了一下大家说:“没有什么新的意见的话,我们就作个决定吧!两位同志赞成何荆夫出书。还有什么人赞成吗?”

“我是赞成的。我不懂业务。但是我想出版社也有党委,我们应该信任人家。办事要符合组织原则嘛!”这是组织部长。奚流看也不看他。

有几位委员没有发过言。我一个一个看着他们。我知道,他们不会再说话。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他们都是不说话的。因此,他们只在表决的时候发挥作用。而这作用又是不可忽视的。奚流所依赖的就是这种作用。此刻,他们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好像领着孩子在公园门口晒太阳那么悠闲自得。我恳求地看着他们,希望他们能发表一点冷静而公正的意见。这不只是关系着一个人、一本书啊,还关系着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可是他们一个个避开我的目光,仍然不说话。我心里一阵阵发冷。我们一起学习过“双百”方针,还一起讨论过怎样作伯乐。然而,当一颗种子正在破土而出、露出两瓣嫩叶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这么冷淡、这么麻木呢?

“再没有人赞成?那就——”

我不等奚流说完,就忽地站了起来。奚流自然地停住了说话,吃惊地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有意见。我认为不应该这么草率地对待一个人、一本书。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党委会应该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我说得很激动,我自己觉得声音有点颤。

“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奚流不耐烦地打断我。

“我认为刚才对待何荆夫和他写的书的某些意见是错误的。”

我来不及整理自己的意见,想到就说,所以说得很长。我到底是怎么说的呢?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平常,我对自己说过的话。写过的信件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可是今天却记不清楚了。我大概详细讲了自己对何荆夫的了解和认识,是流露了真情了吗?陈玉立在窃笑。有些人的感觉和思想都很特别,他们能够容忍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以为这是正常;而不能容忍人与人之间的挚爱,以为这是反常。他们能够容忍男女苟且私通,而不能容忍真诚的爱情。让陈玉立去笑吧!如果我流露了真情,也并不后悔。我还讲了我同意何荆夫的观点。对了,我问游若水:“你能说清楚什么叫修正主义吗?”游若水笑着耸耸肩膀,好像说:“这不值得我回答。”我问奚流:“奚流同志,你说什么是修正主义?”奚流把颧骨耸一耸,也是不予回答。我知道,他们无法回答。连什么是马列主义也没搞清,怎么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我的发言得到了“教授”和那位女宣传部长的赞同。但是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反应。他们都看着奚流,被奚流的上下耸动的高颧骨吸引去了,都在等着奚流的反应,一只打足气的皮球摔在棉花堆里,还能干什么呢?我坐了下来。

习惯,习惯。有什么比习惯更有力量、更有权威?人的眼睛都是向上的。人的价值,包括人的言论的价值,是因人的地位而异的。人显言贵,人微言轻。这不是真理,但却是事实。事实往往比真理更能说服人。然而,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

我再也不想说什么了,我只希望快点结束这个会。

想不到陈玉立还想导演一出更为精彩的戏。

“孙悦同志的发言使我吃惊,”她说,“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我和何荆夫有什么个人恩怨,有意说他的坏话呢!其实,我和何荆夫往日无仇,近日无冤。我倒是要劝劝孙悦同志,不要被儿女私情迷住了眼睛啊!”

一阵叽叽喳喳的议论,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显然,他们全都记起了我和何荆夫的往事,并且很有兴趣了解我们的现在,以便弄清我的发言动机。我处在许多探照灯的焦点上。最初,我感到惊慌、羞愧和不安,因为我对何荆夫确实怀有儿女私情。这种私情确实影响着我对何荆夫的态度。但是,慢慢地,我沉静了。我问自己:“你为了儿女私情放弃了党的原则、模糊了是非观念吗?”我回答自己:“没有。”我索性从座位上站起来,直视着奚流:

“请问奚流同志:党委会准备讨论我的儿女私情吗?”我问。我的态度是沉静的。奚流的脸居然也涨红了。这是难得的,不知道他是由于对我的态度感到气愤而涨红了脸呢,还是由于对玉立的发言感到羞愧?

“小孙,你坐下!”女宣传部长激动地站起来对我说。“我最反对在党的会议上议论人家的私事,奚流同志。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呢?我们完全可以就孙悦同志的发言本身论是非,扯什么儿女私情呢?”这是她对奚流说的。

要不是我勉强忍住,大概会流泪的吧!这些年来,由于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一切领域,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私生活了。一提“私生活”,就给人以“见不得人”的印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干涉别人的私生活,何况组织呢?你听:

“孙悦有权决定自己的私生活。但是用感情取代党的原则,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奚流这样说。

我用感情取代了党的原则了吗?我要和奚流抗争了。我面对着奚流,面对着所有的党委委员们,作为一个党员,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感情。这些人,有的是我的老上级,有的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但是,他们对我并不完全了解,正像我不完全了解他们。那就让他们了解吧。

“我愿意在党的会议上谈谈我与何荆夫的关系,”我说,“何荆夫在读书时就爱过我,现在也仍然爱着我。他的爱是真诚的、纯洁的。我为此感到幸福,因为我也爱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结合。我为此感到痛苦。这就是我的儿女私情。”

几位同志在交头接耳,他们在讲什么呢?“谈这些干么!”我听见了一句。

“不是我要谈这些,是陈玉立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对那位同志说,他友好地对我点点头。我知道,他没有什么看法,无非是随口说出了那句话。我仍然把眼睛直视着奚流:“我不是为了儿女私情才为何荆夫辩护的。我是为了贯彻党的政策、国家的法律。即使何荆夫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也不能不准他出书,而只能通过讨论来分清是非。我不否认,我同情何荆夫的观点。如果事实证明,何荆夫确实错了,我愿意和他共同承担责任。不论这错误有多大。”

陈玉立又在窃笑。她是在嫉妒吧!因为她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爱情。奚流给予她的不叫爱情。我有时觉得她可怜。可是她却常常利用自己这个可怜的地位去损害别人。这能给她安慰和快意吗?狐狸吃不到架上的葡萄,就说那葡萄是酸的。这情有可原。然而一定要放把火把葡萄架烧掉,让大家都吃不成,那就不可原谅了。我真想劝劝这只狐狸,别这样,别这样!

奚流终于不耐烦了。他摆手让我坐下。“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孙悦的个人问题,”他说,“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一下吧!根据刚才的讨论,多数同志不同意何荆夫的这本书出版。少数服从多数,但允许保留意见。请游若水同志把党委的意见告诉出版社。他们不听,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对于何荆夫,我赞成有的同志的意见:还是以教育为主。如果他主动撤回书稿,作根本性的修改,我们欢迎。请中文系总支对他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现在,我就是去对何荆夫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深入细致”,“深入细致”!

“哟!小孙!到哪里去?来,来!进来坐一会儿。就在我这里吃饭,有几样好小菜呢!”

怎么碰上游若水啦?不错,正好从他家门口过。我真讨厌他。

“真巧啊!我看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帮助我去对何荆夫做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我挖苦地说。

“我哪里成?吃了饭还有重要事要办呢!”他连忙推辞。

“那请你把你的那份材料借给我,我好把你的意见向何荆夫传达。我没有作记录。”

他又连忙拒绝:“按你的记忆,简明扼要地对他说说吧!他会理解的。我的那些意见都不成熟,怎么好向他传达呢?”

“可是你不是已经在党委会上谈了这些不成熟的意见吗?党委还根据你的不成熟的意见作了决定。难道你认为,在党委会讲话,不成熟也没关系吗?”

游若水的白净面皮又红了,不断用手去抓他光亮的头皮。过了一会儿,他像对知心朋友说话那样亲切地对我说:“小孙,老实对你说,这件事也不是我要做的。我总要执行上级的指示吧!”

“那是奚流叫你干的吗?”我追问道。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看,作一个党员,还是应该服从上级的,对吧,小孙?”

这个人的圆滑实在叫人腻味。我“哼哼”了两声,算是回答,继续走我的路。可是他一把抓住了我:“不要走,吃饭的时间快到了!吃饭,吃饭!吃了饭再去!”我用力挣脱了他的拉扯,冷淡地说:“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好小菜!我要好好想想,应该怎么和何荆夫谈话。”

他又抓了一下头皮,作出十分诚恳的样子说:“小孙,你应该好好劝劝他。暂时把稿子撤回来,以后时机成熟了再出版也不迟呀!一个人的道路总是不平坦的。历史上任何大人物都经过九灾十八难。挫折有好处,可以造就人。所以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这么说,你所以没有成为大人物,是因为挫折太少了?我真心地祝愿你多受一些挫折。可惜,你的路总是平坦的。你面前永远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辛辣地说。我不怕得罪他。我甚至于希望得罪他!

“哈哈哈!小孙!什么时候长了角和刺啦?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走走,到家里坐,吃饭!吃饭!”

用针戳,戳不出一点血;用刀割,割不下一片肉。一个人能“修养”成这样,真是很不容易的。“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新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上山焦而不热。”读庄子的《逍遥游》,很为这种“至人”的境界所吸引,苦思焦虑,而不得其途。今天从游若水身上,似乎看到了通往“至人”的途径:冷血。然而,也只是将血液冷却一半吧!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不去“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却要来当党委办公室主任呢?而且不忘“吃饭”、“吃饭”!而且不忘“还有几样好小菜”!有所待耶?无所待耶?真是一个谜。

我无心去解游若水的谜。离开他,直奔何荆夫的住处。马上就到了。我还不知道,我会对他说什么。

这里有一片空地。原来是一块像毯子一样的草坪,现在长满了茅草。据说园林工人为了报酬问题在闹情绪,不肯卖力。是“生产关系”的问题。在精神生产领域里,有没有一个生产关系的问题呢?弄得不好,也会把绿茵茵的草坪变成一片茅草的吧!奚流正在抛出绳索,要捆住何荆夫。而我,是被派来把绳索收紧的。

我举手在门上叩了两下。何荆夫站在我面前,还有奚望。他们对我的到来似乎都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