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父亲,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是的。”我答得这么痛快,你的揭露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面前的脑袋埋下来,又去阅读那份表格。我看出他其实早已不在读了,或者早已停止读进任何词句。我一礼拜前填写的这份表格,那上面项目琐细,包括在世的九族不在世的三代。

“他是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的,是吗?”

“是的。”

“动机?”

“抗日。”还有其他动机,比如马克思主义,我跟你讲这些不是瞎耽误工夫。

脑袋秃到最狼狈的时候,索性剃光,或大大方方地随它去——别这样一丝一缕,从右边牵拉到左边,像捉襟见肘盖的草屋顶——会气派大些。不然尽管他庞大,仍是个小公务员。

脑袋慢慢变换角度,最终,那块由稀疏的浅黄头发遮盖的朦胧秃顶退出了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张粉红的、慈眉善目的大脸。我按和理查·福茨约好的时间来到第四号审讯室,这张面积可观的新面孔已等在这里,只告诉我理查临时有急事,和我的交谈便由他来继续。他说他对这个案情不熟,只好和我从头来。我问从什么头来,他说就是把理查·福茨问的再问一遍。他有一种能力不够的样子,反应也跟不上,因而他每问一句话都留给自己相当长的时间去反应。

“对不起,我不会中文,只能劳你驾讲英文了。你介意吗?”

“不介意。”我有什么选择。

“你的英文不错。”

“哪里。”

“比我的中文好多了,哈哈哈!”

“哈哈哈!”一点儿也不可乐。你误认为自己是个幽默的人,这点比较惨。

他和理查太不一回事了。理查英俊、干练,打起人来肯定特别酷,特别干净漂亮。理查可以去电影里做007,而我面前这个面积、体积都可观的人可以去做许多其他角色,比如传达室的看门老头,办公室主任,退休活动中心的管理人员,或者宠物商店的售货员,嘴不停地对猫、狗或鸟、鱼说:“你可真淘。”

“你父亲为什么——在什么动机下,参加共产党的?”

“……动机?你刚才问过这个问题吗?”

“你看,我原来是驾驶飞机的。十五年前,美国的犯罪率上升。我的表弟在大街上挨了枪弹。他刚刚大学毕业,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该是最后一个轮到他去挨枪弹。我想,时候到了,是站出来保护无辜公民的时候了。我就放弃了我最热爱的行当——飞行。你看我的动机明确单纯,是不是?”

“是的。”你这张大脸五十来岁了仍看上去单纯无比。

“所以,在你看来,是什么给了你父亲一下子,把他推进了共产党?”

“他也有个表弟挨了枪弹,是日本人的枪弹。”没办法,我只能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逻辑。

“噢,我说呢。”他的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大大增强,“我原先以为是洗脑的结果。一些漂亮的主义很容易给年轻人洗脑。你父亲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在美国也正是时髦的时候。”

“我父亲不爱赶时髦。”我父亲一生中赶的唯一一次时髦就是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老革命们遗弃乡下老婆,娶城市女学生是个大时髦。

“你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参加共产党的,没错吧?”

“正确。”你果然迟钝,记性也差劲。

“那个时期,共产主义在美国、加拿大非常时髦!”

“噢。”在美国时髦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时髦吗?就能证明你逮着了我父亲赶时髦的把柄?

“时髦的主义都显得漂亮,而漂亮的思潮容易成为时髦!”

“噢。”你瞎激动什么?

“你看!”

“嗯?”看什么?

我们的交流没有完全畅通,这主要是他不好。他很想证实他知识面不窄、思辨性不差,因此就使我们的沟通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无望弄清。我呢,我脑筋比他好些,但我看到我们跑题已跑得太远,一时也扭转不回来,只好随它去。跑题对我没什么不利。

他却微微一笑,他没觉得跑题。他的微笑是认为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终于中了他的暗算。我想他的智力真该大大加强。他笑着,得意扬扬地轻轻点头,认为一切都在很好的进展中。他和我这段东拉西扯如果给录在磁带上,让理查一听,准会骂起来:操!这俩人胡扯到哪儿去了?而他却认为自己又博学又机智,句句提问都得到最理想的收效。对话的错位让我伤脑筋地对他一笑。我怀疑特务福茨此刻也发出一模一样的伤脑筋的笑容。他很可能在四号审讯室附近的某处,监听我们正在进行的胡扯。

“你父亲当时十六岁。让我们来看看——对,十六岁。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常是漂亮的主义的牺牲品。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式的漂亮的忧郁,让日本一大批青年自杀。一些漂亮而新颖的思潮,像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三四十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在六七十年代,哇!纽约大街上,咖啡馆,好莱坞的大小聚会上,年轻人醉倒在这些思潮里!芝加哥在六七十年代,有十来家咖啡馆叫‘无出路咖啡馆’。正像你们中国,三代人醉倒在你们的红色理想里!”

“你去过中国吗?”你肯定没去过。

“啊,我几次想去……”

“结果呢?”结果一打听飞机票价,算了。你们这些高尚的特务们据说薪水不怎么样,让你们舍生忘死的是你们高尚的动机。就像你刚才说的:无辜的表弟中弹倒下。全人类都轮下来也轮不上没招谁没惹谁的表弟,全人类无辜者的表弟。

“种种原因吧。不过我相信我肯定会去中国的。”

“我也相信。”

“没去过中国的人在美国占绝大多数,但他们非常为中国操心。我就非常担心中国的事,包括你们计划生育的全国大运动。了不得!我完全能够想象你父亲的热忱。”

“我父亲没有参加计划生育。”

“当然,当然。”

当然什么?我父亲当然是天然的计划生育,荷尔蒙减退,尿频起来,我母亲停止了和他做爱。

“你父亲,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会怎样醉倒在一个漂亮的主义里。”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地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进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那时候国共合作,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情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和一点可怜的钱。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书比你还多……”

原来这期间他一直没停嘴。我在走神的时候往往让人误认为特别专注。

“你看上去像是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人。”

“不是看上去,是事实上。”

他抿嘴笑笑,自得和自负使他阔大的脸蛋孩子气起来。

“你知道吗?”他突然放低声音说,“我也是一个严重的浪漫主义者。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一定比你父亲浪漫得还严重。”他认为他交代了一项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下该我拿同样的秘密去等换。

我不敢看他,突然的亲近让我难为情,为他难为情:一把岁数了,还要做如此表演。

“你父亲当初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应该很明显。”

“噢。”

“你非常了解你的父亲吗?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对我来说,很神秘。”

“他八十年代就停止做高级官员了。”

“那他做什么了呢?”

我耸耸肩。他花费许多时间和我母亲吵架。剩余的时间他闭目养神,认识到我母亲当年的野心。母亲替他铺好纸,拿来笔,叫他不要空谈而是一笔一画把他的回忆录写下来。他一副绝不再上当的样子,把手拼命往身后藏。他看透了母亲,她让他写回忆录,是实现她最终对于他的野心。母亲每在此时便冷冷一笑,说:“我就知道你写不出来。什么自修大学呀,什么背了两千俄语单词啊,什么文化素养好的领导干部啊——狗屁。”这是母亲最灵验的一手,这句话一出她的口,父亲一定痛不欲生地叫喊:“老子写给你看看!”

“你真有把握很了解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除了做父亲,做其他任何事都很像样。他给几家小馆子题的字,也还不丢人。

“他和你谈到他自己吗?比如他的青年时代,比如他怎样做一个副省长?”

“他从不谈自己。”我父亲什么都不瞒我。他需要我帮他去招架母亲,因而对我的坦诚是他唯一的出路。他说到他丢弃了一个乡下老婆。那是个一点儿都不打男人主意的老实女人,男人就是去讨饭,她也安安稳稳做他的女人;男人顶戴花翎,她还照样推磨纳鞋底,她手里拿着鞋底,把父亲送到村口,看父亲挎着盒子枪一骗腿儿上了枣红马,才说:“哟,忘嘞,给你收的烟叶子!”父亲的马已经小跑起来,她追着喊:“你等等,我回去给你拿烟叶子……”父亲头也没回。父亲两行老泪慢慢淌下来,说:“打那时候起,我头就没回过。她那时候不晓得我心里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人,不是你妈,你妈那时还不知在哪里,我心里的是一个下级的老婆。我那下级牺牲了。”

父亲对他最小的女儿彻底坦白,把一切都交给女儿去处置。正是这一点使他失败;做一个父亲,在我这儿,他是完全的失败。他不知道一个父亲是靠许多假象来建树好形象的;父亲就该是假象,而他的儿女们都要为这个假象付出她们对男性最初的敬爱。不然我们要拿我们生就的这份敬爱怎么办呢?

我第八次看手表时,已经六点过十五分。餐馆的规定是十五分钟的迟到就罚一小时工钱。一小时是五元钱。离还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钱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从餐馆回到牧师家里,看见我卧室门口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笔迹。我抬起信封,感觉它的分量,一张机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点的课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还有五个小时起飞,我早早地到这里是因为怕餐馆打烊后我必须乘计程车到地铁站,以免独自赶十五分钟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据说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个醉鬼或乞丐。偶尔一次我独自走那段路去机场,一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下,邀请我坐进去,里面两个警察见了我就发脾气,说正是我这样的冒失者让他们操心过度,又说上月他们刚逮住个小子,朝女士亮两腿间的家伙,像我这样的亚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简直是存心给他们添乱。所以我跟一个女工友调换了工时,一出学校就直奔地铁站。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机场消磨。我走过一家家饭店,眼睛瞟过每个门口的菜单和价钱,心想,六块九角九一份的特价晚餐,你们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餐馆有我看得上的价位,于是便走进了书店。

书店的女售货员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一个书架前,按字母顺序找到了我下堂课要用的两本书。书店一共有七位顾客,其中三位挤在新书摊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第八位顾客晃进来,售货员小姐把电话从下巴与肩膀间取下,请那人把手里的饮料搁在门外,再来碰她的书。我朝反光镜里看一眼,发现我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我翻了一页书,嫌光线不对,又朝右侧挪两步,这样书架就把我完全挡严实了。我扭扭肩膀,活动一番脖颈,任何人看都会以为我读书读累了筋骨。在扭动脖颈的过程中,我看见四个角落空空荡荡,并没有摄像机监视我。书店里一般不设监视装置,大概因为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逐年下降,书店对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果真有人热爱阅读而不惜冒险做三只手,他们有点儿损失也认了。这将是不小的代价:警方会拘留、记录下一个坏名声,移民局会根据这个坏名声取消移民资格。

我把一本书塞进羽绒服口袋。心里相当矛盾:要不要再来一本?那一本比这一本还厚,还是见好就收吧。售货员小姐已放了电话,帮一位顾客到我身后的书架上找书来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书塞进另一个口袋。白色尼龙绸的滑溜程度相当帮忙,书滑进去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抬起头,突然发现售货员小姐一双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说:“需要帮忙吗?”我想她可真够损的,什么节骨眼儿上还逗我玩儿,要捉要拿直接来嘛。她笑了说:“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么办?她说:“你是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我心里说:随便吧。她再次莞尔一笑:“我们这儿只有英文书,抱歉。”她接下去又说了两句什么,这个笑容谦恭的印度姑娘。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我走进厕所,进入马桶隔间,别上门。我穿着裤子坐在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饥饿这时猛烈地向我袭来,我得好好坐一会儿,定定神。我坐在马桶上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第二本却怎么也掏不出来。我奇怪当时是怎么把它搁进去的,搁得那么顺手。

我乘的是一点钟的“红眼睛”班机,是机票最廉的一个航班。到达华盛顿是早晨四点半。机舱甬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他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红玫瑰,是从投币售花机买的玫瑰,十元一枝。他还是刚被闹钟击醒的脸,看见从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几分。我眼睛发红,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断着,笑嘻嘻问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么。

他搂着我的双肩,眼睛机敏,向四周扫一圈。机场空旷得像个荒诞的梦境。

我做了一路准备,本来想好一下飞机就对安德烈讲那句话,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那股莽撞的勇敢。我知道越拖下去会越难张口,安德烈的优点会再次一一排列到我面前,我会被他的礼貌、教养、率真再次弄得溃不成军。从九月到十一月,我们见了五次面,我一次比一次清楚,安德烈的长处正在对我形成全面的包围,除了和他在“正式罗曼史”中一条道走到黑,我休想另选出路。

早餐店刚开门,我和安德烈是第一对客人。他为我点了一盘鲜果沙拉、一份烤华夫饼加鲜奶油和枫树糖浆。他对侍应生认真交代:“鲜果里不要有不够熟的橙片,她不爱吃酸东西;咖啡稍微淡一些,她一夜没睡觉。”他稍一迟疑,改正道:“干脆,给她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牛奶有加乳酶的吗?……太好了,她不适应一般牛奶。”

侍应生迅速地瞟我一眼,心想,这男人把这女人惯得够呛,惯得她讲究得不得了。安德烈为自己点了煎蛋火腿、鲜榨果汁。

“就这些,够了吗?”侍应生问。

“没办法呀,”安德烈对侍应生微笑,耸耸肩说,“美国的早餐里面,绝大部分的花样她都不喜欢。”他笑着转向我:“我没说错吧?”他再转向侍应生:“就算她吃,也只有个小鸟胃口!”他出声地笑起来,侍应生也笑笑。他为我小心翼翼斟了杯咖啡。我突然想起餐巾,忙以优雅的手势展开它,铺在我的腿上。我心里懊恼自己的不争气:餐桌上的教养老被我忘得如此干净。

餐布是粉红的,那种不必浆熨就一丝不苟的面料。我双手将它拎起,轻轻按了按嘴唇——这样才是和安德烈同坐一张餐桌的女子,才配这枝红玫瑰和一堆饮食上的怪癖。我在飞机上想好的与安德烈分手的话,一句一句退缩。安德烈记着我所有的饮食习惯,我的一切无道理的好恶,都被他当教条来执行。他的两只眼睛是看着他心爱的孩子的。他向外人表示他就这样娇纵这孩子的偏食、任性、无理取闹。他为自己对这孩子无条件的娇纵而骄傲。

安德烈合上菜单,眼睛看着我把它递还给侍应生。侍应生咕哝着:“马上就好,请稍等。”人已转身走了好几步。

我忽然说:“等一等!”

侍应生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似乎他原本以为我不会开口却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他完全没料到。他说:“还要添什么别的吗?”

我说:“把鲜果沙拉去掉,对不起。”

安德烈问:“为什么?”

“我想点得太多了,吃不下。”

“你真觉得吃不下?”

我笑着点点头。真实的原因我当然不能说,对于豪华,也容我有个适应过程。在这个季节吃南美运来的鲜果,我得调整一番肠胃。一份水果沙拉要五块钱。我一小时的劳动价值。

我见安德烈有些怀疑,又有些扫兴,便说:“这个季节我很少吃水果。”

“对一些水果过敏?”安德烈严肃地看着我。

“啊,有点儿过敏。”我说。我的目光从他担忧的眼睛下溜过,和食物闹别扭是一种娇贵,我过得起敏吗?只有什么都吃得起的人才过敏。在未来的一天,安德烈和他的妻子(我,或未知的另一个女人)到朋友家做客,他立刻告诉朋友:“请别给她吃这个,她过敏;请别给她碰那个,她过敏……”实在很平常的一个女人,“过敏”使她有了特征。

“你在笑什么?”安德烈停下优雅的刀叉姿势问我。

我不知道我在笑。我说:“你同事的女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也有对食物过敏的?”

“当然,”他说,“我有一个女同事,我们背后叫她波拉克公主,她对绝大部分食品都过敏,一块儿出去吃饭,她就点个蔬菜沙拉。她父母阔得要死,为她从小各种过敏付很高的医疗保险。有几次她过敏过得要叫救护车!所以你要对什么过敏,千万别强迫自己吃。”

我心想:我大概只对价钱昂贵的东西过敏。

我心里有些愧疚:安德烈多么把我的一切当回事。我伸过手去,握住他搁在桌面上的手。他的夹克搭在我俩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口袋里插着今天的报纸。他一份报通常读三部分:时事头版,运动版和幽默漫画。他读到精彩的幽默故事,会打长途电话讲给我听。我想我和他已如此知己知彼。他的手反扑了,手指用力握住我的手,我们的手指编织在一起,越编越密。所有的麻烦——便衣福茨给我的麻烦,都很值得。在这一刻,一切都很值。

“你在想什么?”他问。

“没在想什么。”我笑一下。

“没在想什么?”他笑起来真明亮,“那把你没想的告诉我吧。”

我笑着避开他。

“你肯定想告诉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

“我就喜欢听你的‘没事’,快把你的‘没事’讲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善良的用心我全懂。他不想把我们的见面一开头就弄得沉重。我缩回手,用餐刀削下一层雕塑般精美的奶油,涂在华夫饼上。它的表层有一个个方形的小孔,我尽量让每个小小凹处都填上奶油。烤出一层焦黄的饼一接触奶油便立刻发出折磨人的香气。奶油在迅速溶化,我却仍不慌着下刀。熬得滚热的枫树糖浆从容器里浇出一根棕色透明的线,线的一端坠入华夫饼的方形凹处。棕红和奶白渐渐融为一体。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没有比这奶油和糖浆的颜色更赏心悦目的东西了。我尽量矜持,尽量不露痕迹地咽下一大口一大口的涎水。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我是第一次进食,似乎咀嚼和吞咽这套动作都已生疏,第一口吞咽在我食道划下伤口般清晰的轨迹。过分的饥饿使丰富的早餐不那么美味,有些残酷。丰富而残酷的早餐划开一条界线,一边是我清贫的留学生日子,另一边是未来外交官妻子的丰足。

安德烈说:“我订了星期日晚上的芭蕾票。劳拉和我们一块儿去。她主动提出陪你去买衣服。”

“买衣服?”

“我想你肯定没带着看芭蕾的衣服。”

“劳拉是谁?”

“就是我刚才说的‘波拉克公主’。她人不错,志愿陪任何女朋友买衣服,志愿为你设计。”

我想,两种日子的悬殊就是我食道里这条微痛,创伤是如此的新鲜。

他说:“你好像不饿?”

“还好。”

“我记得你最爱吃华夫饼!”他说。

优秀的未婚夫总是必须替他们心爱的女人记住她们的最爱和过敏,安德烈是个没得挑的未婚夫。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看芭蕾。”

“你不是星期一没课吗?”

“理查·福茨跟我约了星期一上午十点谈话。”

“取消它。在他办公室的留言机上留言,让他改个时间跟你谈话。”

“是审讯,安德烈。”

“取消它,管它是什么。难道正常生活要给非正常事务让位?”

“正常生活什么时候敢不给非正常事务让位?”我说。

他考虑了一瞬,说:“嗯,你是对的。这些人很烦,怪不得好莱坞的电影都把他们当反派。我发现他们很乐意当反派。”

侍应生过来为我添水,兑热咖啡。我们的话马上停住。侍应生意识到插在了我们一句私房话中间,手脚立刻加快,嘴里低声说着“对不起”。我看着侍应生的背影说:“别那么大声地讲FBI的坏话。”

“他不懂中文。不过你刚才说的FBI,他肯定懂。”

“你又把FBI重复了一遍。”

安德烈和我一块儿笑出声来,那侍应生猛地回过头,一见他回头,我俩更笑得响亮。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侍应别人,好不容易同这墨西哥愣小子调个位置。

跟安德烈在一块儿多好!好得让我想到那句咒语——“好景不长”。

安德烈用叉子的齿刺破了他盘子里的煎蛋,让蛋黄流出来。他绝不用蛋黄这类益处不大的东西塞满他的胃。他甚至把火腿上的脂肪一刀一刀割下来。假如换一个人像他这么干,我一定请他把蛋黄留给我。假如把安德烈换成里昂的话。可里昂大概不舍得丢弃一只煎蛋的一半。

“假如理查·福茨问我是什么原因要取消约会呢?”

“很简单,你和我去看芭蕾。”

“那不就暴露了?我们俩见了面……”

“是见了面,不见面怎么进行正式罗曼史?”安德烈一乐。

这时餐厅里已有了几位顾客。一个黑姑娘带她的孩子走到我们旁边的一桌,她抱孩子的手法很轻松也很随便,让孩子面孔朝外地坐在她稍稍斜伸出去的胯上,她只需一条胳膊提在他腋下。她对我们笑笑,问了早安,然后坐下来。

我说:“他们会以为我们攻守同盟。”

“我们不见面就不能攻守同盟了?”他一手持刀一手持叉向两边一摊。

黑姑娘这时说:“嘿,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们讲的是哪国话。”她眼睛又大又清亮,白眼球是浅蓝色的。

“中国话。”安德烈回答她。

“谢谢。”她说。

“别客气。”我说。

她有些吃惊地向我看过来。她心里奇怪,既然我会讲她的语言,何苦要把餐馆其余的人封锁在我们的对话之外?但她马上理解地一笑,我们是热恋中的男女,无时无刻地絮叨着甜蜜的废话。

她问我:“你从中国来?”

我说:“是啊。”

她脸上有怜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国意味着永久性地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条不是苗条,是骨瘦如柴,一个地道的灾民形象。她说:“欢迎你来美国。”

我说:“谢谢。”

她又说:“多多享受你的早餐。”

我笑一笑:“我会的。”

我懂她的意思。她是为我好,劝我抓紧时机,吃一顿是一顿。

在我和她这段对话的进行过程中,她一次又一次躬下身,去捡她孩子落在地上的胶皮奶嘴,然后将它在自己的前襟上用力擦一擦,再还到孩子手里。孩子再把它扔到地上,她再去捡。

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我会这么近地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又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

“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会儿看我,一会儿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的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哦,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卷曲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卷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着我的手指心事重重,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破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躇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将为我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吗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作“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有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习惯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张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渡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就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沉睡的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的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地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在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洗浴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的,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地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得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说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TMD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这个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诉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讧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是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还装作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把我当作假想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一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是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他们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福茨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我笑着挂断了电话。等着打电话的人增加到五个,排成了一支小队伍。至少有四个种族在这支队伍里。他们都是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吃不消我用一口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在那里疯。我越是乐不可支他们越有气,等于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当着他们的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个上午时间去为看晚上的芭蕾购置服装。他说他的朋友劳拉会在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等我。“波拉克公主”从小精通时尚,更精通合算的时尚。安德烈从钱包里拿出六张一百元的钞票,说这个数字是犹太公主精打细算得出来的。

劳拉比我想象的要苗条,像个女高中生。她穿一条合体的牛仔裤,白色高领紧身衫,黑西服上有两颗纯金色的纽扣。从敞开的西服前襟,露出宽宽的牛仔皮带,野性十足的一个黄铜带钩。她上来就问我有多少钱的预算。听我说六百块,她马上骂安德烈抠门儿。她说:“我跟他说最起码六七百块!你总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还有,你总不能一身名牌,首饰一件也没有吧?六百块,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

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这一身统统加起来,也不值六块钱。

劳拉忽然说:“我特喜欢你的大衣!现在要找件有个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劳拉是个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收腰大衣起码过时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师夫妇组织的教会义卖上买的,花了我两块钱。

劳拉又说:“你的皮靴也很帅——现在的做工不像那时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这么考究,都是手工。你看这一颗颗小钉子是手工钉的!现在谁花得起这些工夫来做双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里子?”

我说当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干什么。

她在我大衣领子的商标下面寻找,大大的眼睛眯紧。这时候我们站在自动楼梯上。不少人从我们旁边超过去,又回头来看我们。他们多半好奇,少数人不怀好意,因为劳拉的表情和动作极像在我这件旧大衣上翻找虱子。

她突然大叫一声:“看,这里!”

她指着大衣腰部侧钉的一块小布签,上面有一枚图章,绕着它有一圈小字——“服装制作劳动工会”。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货!四十年代制造的衣服才会有这个标记。那时候美国左倾,工会权力很大。不经过工会,你别想找到工作也别想把产品投入市场。我在这方面很厉害,鉴定这个世纪和上世纪的服装,哪年流行什么,一般不会有误差。”

我明白了,对我这件大衣可以有两种理解:普遍意义的垃圾,特殊意义的古董。

劳拉把我领到一个静悄悄的大厅。这里连同我们一共有七八个顾客。一些没有五官的模特枯骨一般僵在各种姿态上,那种枯骨才可能有的冷漠的飘逸姿态。它们是以某种暗色的、毫无光泽的材料铸塑的。劳拉告诉我,是按照一些活着的著名模特的身材塑出的,每具模特都是一个真人的精确立体投影。所以每具人形都有名有姓。我看着它们不近情理的身高比例,刀一样锋利的肩胯,不胜其累地挂着衣服、裙子。我想象它们作为真人会多么怪诞,多么恐怖;它们的真身游走在人间时,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滚滚涌动的头颅,她们感到孤独至极,因而她们才有了这一个个冷漠、飘逸的姿势和态度。

在我对它们发着奇想的同时,我已经被劳拉安置在一间试衣室里。一个穿迷你裙的老妪抱着一摞衣服跟进来,按照劳拉的指令将衣服一一挂好。七十来岁的老妪浓妆艳抹,两条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浑身装束没有一分宽裕。劳拉在一张古典式的缎面椅子上坐下来,对老妪吩咐:“劳驾,给我两杯喝的。”

老妪说:“好的,心肝儿。我们有冰茶、果汁、鸡尾酒。”

劳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妪两条妖娆的腿以效率极高的步伐向门口走去。

劳拉叫住她:“等等。”

老妪以十七岁的姿势蓦然回首,说:“好的,心肝儿。”

劳拉说:“给我一盒薄荷糖。”

老妪不卑不亢,很有节制地给了劳拉一个笑脸,说:“我叫玛丽,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盒薄荷糖,还要别的什么?”

劳拉说:“就这些,谢谢。”

“我的荣幸,心肝儿。”

“顺便问一声,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是什么好牌子,我的一位表亲赠送我的。”

“我喜欢这香味。”

“噢,谢谢。”

“别客气。”

老妪冷冰冰的谦恭和劳拉冷冰冰的和蔼,使一种短暂的主仆关系瞬间确立。

我磨磨蹭蹭,将一条黑色连衣裙套在上半身上,再一点点将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将我的长裤褪下。这样一来,我不必展示我低质廉价的棉内裤。劳拉以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穿、脱衣服的习惯,脸上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晚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耀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可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

这时试衣室的门被轻叩了几下。劳拉大声说:“请进!”

老妪两条瘦腿利索而矜持地迈着步子。她手里捧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两个高脚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灯泡。那种随时可能碎裂的危险使这一对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贵。

劳拉说:“玛格,看怎么样?”她指镜中的我。

“简直就是她的衣服!不过抱歉,我的名字是玛丽。”

劳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满脸严苛的批评,她说:“不是最理想。”

老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老妪的推荐,说:“那件充其量只能去鸡尾酒会。”

老妪说:“对极了,心肝儿。第一眼我就知道你品位高雅。这套鸡尾酒会穿,再合适不过了。”

她不动声色地拍着马屁。

劳拉从一个分币大小的银色小盒里取出一枚白色药片,放进嘴里。再取出一粒,递给我。我也学她的样子把它搁入口中,一股薄荷的辛辣猛烈地充满我的口腔。劳拉把那个小银盒塞入我的皮包,告诉我,这些薄荷糖可以使我有个清洁芬芳的吻。一个年轻单身女人,要随时准备被人吻或吻别人,要做好深吻、长吻的准备。

老妪说:“对呀,我就一天到晚含着薄荷糖。”

我从镜子里迅速瞄一眼她那由脂粉塑出的面具,她的百分之八十五裸露的腿。这样的年纪仍怀着如此的希望,洁身自好,满口清香,以便那埋伏在命运中的吻突然袭来时可以沉着、自信地迎接,以使那样一个不含洋葱大蒜胡椒乳酪气味的芬芳的吻引爆一次良缘。据说这和男性在钱包里备一两只避孕套同等重要。充满性遭遇的时代,一个负责的男人或女人该有些必要的自身准备。老女售货员在这个年纪还毫不大意地穿迷你裙,含薄荷糖,以免冷弹一样漫天飞的吻和艳遇打她个冷不防。

劳拉围着我转了半个圈,再转回来,然后前进两步,再后退三步,她慢慢点头说:“是件相当性感的鸡尾酒会服装。”

老妪说:“相当性感。一定会成为鸡尾酒会的关注焦点。”

“可惜不是去参加鸡尾酒会,”劳拉像个画家那样后仰着身子看着镜子里的我,说,“这件衣裙最多到六点。”

我说:“啊?”

劳拉说:“服装的隆重程度是有规格的。最不隆重的是下午三点,一般这时候是下午茶;五点,鸡尾酒会;六点,晚宴;最高规格是九点。你需要的是九点的大礼服,你该看看我母亲看芭蕾、看歌剧的服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看上去简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那个庄重冷酷的样子,像是去壮烈牺牲,要不就是去杀别人。”

我想乐,但发现屋内两个人都没有逗我乐的意思。百万富翁的女儿劳拉让我大长见识:做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真不易。

最后劳拉和女售货员玛丽决定,我今晚的服装规格非得“九点”不可。玛丽说她一生看过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女人在那里个个杀气腾腾,你稍稍示一点儿弱,马上被杀下阵来。她以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一件衣服可能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试着想想,一个参议员忽然看见一个装扮不同凡响的女人,心里说:哇,这个姑娘品位不错,我得上去跟她搭讪搭讪。女人看芭蕾是为了被人看的。”

老玛丽又尖又长的红指甲在我身上划来划去,扯扯这里,整整那里。她一生的两次芭蕾一次歌剧全白搭了,这把岁数还得仰仗两条腿。那两条腿早年是有过好时光的,别看这时候它们已没什么露头了。

劳拉为我拿了主意,买下了一件五百九十元的黑色礼服。我还得再贴出几十元的购买税和两百元的鞋钱。等劳拉走后,我只剩一张地铁票钱了。我手里提着价值三个多月房钱的行头,在地铁站里两眼空空地走着。过去了三四列火车,我浑身无力,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个单调的声音来回说:“八百六、八百六……”我这时的感觉近似一位刚进城的老乡,挨了歹人一闷棍后发现所有钱都给掏了个精光。

我两眼发直,又看着一辆火车开走。我等着自己定下神来,好好想想回芝加哥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过不过了。我发现自己在拨阿书的号码。电话一通她就听出事情不妙。我告诉她:“要看芭蕾,因而安德烈资助了一笔置装费用。”她立刻问:“多少钱?”我说:“六百块。”她不再听我说下去,马上叫我站在原地别动,她立刻赶过来。我还想解释,她兴高采烈地摔下电话。她以为我有六百块要在今晚之前花掉,这事我一人办不到,非得她帮忙。

她见了我手上提的高档货色就说:“太好办了,你跟我来!”

我跟着她又回到商店,老玛丽正把我试过的二十来件衣服一件件往回挂。有件是从模特身上扒下来的,她小心翼翼地将它套回去。

我生怕被她看见,尽量绕着道走。阿书却理直气壮,叫住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售货员。阿书把我手里的购物袋接过去,拎出那件黑礼服,说:“我们决定退货。”

女售货员一字不问,看看收据便办起手续来。我一直在盯着老玛丽,那具模特不好摆布,她半张着嘴,舌尖舔在两排门齿之间,因为她和模特的身高悬殊颇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脚后跟从皮鞋里出来了,鞋跟却还立于地面。她那副专注的神态和体态竟十分稚气,十分可爱。

阿书把退货的款子交到我手里,叫我清点一遍。点完钱,我抬头便看见老玛丽悲愤地看着我。她忙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挣到手的钱却眨眼间没了。她的灰眼珠里有股控诉,似乎是对一份巨大的背信弃义的控诉。她那萎缩得只剩一条细细红线的嘴却渐渐扭曲,扭出一个笑来。

她说:“怎么,刚才不是穿着很合身吗?”

我脸涨得滚热,说:“这样式太……太暴露了。”

她眼里的控诉更悲愤了,嘴上的笑却更加温婉、忍气吞声:“那我可以再帮你选几件保守些的。你看上去是个乖女孩,刚才我就觉得这衣服可能和你的乖模样有点儿矛盾,不过你的朋友那么喜欢它,我不好煞风景……来来来,咱们从头开始。”

我心虚理短:“等我吃了午饭再来……”

“吃了午饭那几件可能会被买走的!设计大师每件作品只有几件。”

我们俩人都是你死我活的。我的求饶、赔不是,老妪全看见了,她却偏偏不罢休,似乎我今天敲掉她一笔生意,她只有老命一条了。

“我这个朋友特别饿,”我指着阿书,“她等不及我试衣服了!”

阿书用中文恶狠狠地说:“不买就不买,哪儿跟她这么多废话!”她高傲地一摆下巴,说:“她不喜欢你们这儿的衣服。”

老玛丽眼中燃起灰色的火焰,呆呆站住了。

“可是她刚才说,她非常喜欢……”

“她刚从中国来,还没学会说‘不’。”阿书不仅高傲,且已开始蛮横。她指着我对老玛丽说:“她是个留学生,知道吗?美国的赤贫者不叫赤贫者了,改叫留学生了。你忍心毁了她的学业,要她倾家荡产来买你这件衣裳吗?”

老玛丽说:“我没强迫她,是她自己刚才说,她特别喜欢这件衣裳。”

阿书沉默下来,眼睛看着老太太。她的沉默里明显有股危险。她长出一口气,表示要好好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然后她四下望一眼,问老玛丽说:“你们的经理在哪里?”

老玛丽马上收回目光,垂下皱纹密布的眼皮。直到我们走到电梯门口,她还站在原地,风烛残年的玉腿站成一个极其衰老灰心的姿态。

我们最终的购置是在一家大型连锁减价商店完成的。我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件长连衣裙,深蓝色,腰身宽出不止五英寸。阿书说这个好办。她在一个巨大的箩筐边和各种族人拥挤着,手在里面飞快地翻刨。多年前,她以完全同样的热情与凶猛劲头,在类似的大筐里翻刨较完整些的带鱼和少些疤瘌的苹果、梨、土豆。大筐里所有的东西全标价五块,不一会儿,阿书一股霉尘气地钻出人群,一只手拎着一条大红宽皮带,另一只手上是双红皮鞋,皮带和鞋都有仿蛇皮的鳞纹。

“看见没有?”阿书大声叫喊,“一共十块钱,全解决了!”她一旦在公共场合讲中文,嗓门就很放肆。她指指另一堆人说:“那筐里全是皮包,咱们再给你配个皮包,再来点儿首饰,就齐了!保证花不了你五十块钱!”

试衣间是个大屋,里面无遮无拦地设了一百多面长方形挂镜,镜子之间是一根支出墙壁的挂衣杆。门口站着一支奇长的队伍,两个目光狐疑的女人朝这支队伍不断喊话:“不准超过八件!各人看好自己的号码,出门号码跟衣服的件数要相符!看好你们的钱包、首饰,若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只能是各位自己负责……”

我们把东西递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她阴沉地点数,不断抬起昏昏然的眼皮,去望那支不见缩短的队伍。她的目光绝望而疲惫,和边界上的移民局官员相仿:你们受得住,就受吧。她俩每天都在这样的恶劣情绪中,她们的坏脾气、坏情绪、坏命运全是这帮不屈不挠跑到美国境内的五花八门的人种弄的。这些五颜六色的皮肤、头发、眼睛怎么这样源源不尽,怎么这样难以抵挡,不可挫败?你对他们拉长脸,明摆着一副找茬儿的架势,他们仍是这样源源不尽。流传几百年的移民信仰——“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使他们拒绝受侮,使他们死乞白赖地顽强。

我看着各种肤色的身体被一百多面镜子成几何倍数地繁衍。每面镜子前都有三四个人,甚至五六个人,人们语言不通,在沉默的体谅中,迅速建立了秩序。每个人都效率极高,动作经济,毫不迟疑地脱衣,毫不羞怯地展现尺寸各异、色彩不等的乳房和臀,一些人更不要命了,把乳头和阴毛也抛露给这巨大的陌生集体。二十多年前,我们失去了自家的浴室,母亲带我走进公共大澡堂,我就感受过类似的目瞪口呆:一望无际的皮肉多么触目惊心,多么壮观!

阿书自己也挑了一堆衣服试穿。她手脚忙碌却方寸不乱,还不时抽空往我身上看一眼:“唉,错了,皮带钩反了!这副耳环是这么个戴法,你看……”

红色的高跟皮鞋之所以只值五块钱,是两只鞋顺拐。阿书和我只得又回大筐边去开荒。二十分钟后找到一双银色皮鞋。我说这可不成,它们比我的脚足足大两号。阿书说:“五块钱你还想美观舒适呢?五块钱能买到‘不难看不受罪’,就凑合算了!”我说:“可这就是受罪啊!”她都没工夫教育我,下巴在空中划个弧度,说:“擦双皮鞋还要三块钱呢!大就大点儿,往鞋尖里塞两团面巾纸不就行了?想想你省下多少钱?省的钱不等于白捡?!”

我们完成采购已是下午四点,夜色从城市的四周涌起。楼房的阴影渐渐浓重。街上的人群也稠密起来,昏暗地匆匆挪动。我和阿书在地铁站内告别。我刚想上车,她却突然跑回来,说:“不行不行,那些标签儿……”

我问:“什么标签儿?”

她顾不上跟我讲清楚,只是动手将新买的衣服、鞋子、首饰上的标价牌一块块摘下来。摘得又快又仔细,一点儿损毁也没有。然后她把标签儿交到我手里,让我千万别丢了它们。

我说:“好的。”

她说:“等芭蕾舞看完了,你把它们再挂回去。”

我说:“挂什么回去?”

“喏,你看——”阿书示范道,“我特意只撕个小口子,这样,你一挂就挂回去了!”她见我有待进一步开窍,便说:“明天你乘车回来,把所有东西都退掉。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个屁——你看,你明天把所有东西一退,你等于一分钱不花,就穿了这身衣服,懂了吧?”

“懂了。”

“懂个鬼!我告诉你,美国女人的礼服只穿一回;第二回你穿跟上回一样的礼服,人家就觉得你这人寒碜。所以这五十块钱,够你一辈子买了退、退了买,至少折腾十件礼服,知不知道?”

“知道了,知道了。”

我想马上摆脱阿书,所以赶紧跳上车。阿书说她对我脑子里正想什么一清二楚。她说:“你在想,这个阿书可真能祸害人家的生意……”

“你可不是祸害人家的生意吗?”

“我还不是为你好?再说,即便你买了退、退了买,那五十块钱也是帮他们周转。你替他们难受什么?”

我表示我一点儿也不替这些靠吸移民的血发达的阔佬们难受。阿书这才把我往车门里一推,像是一个长辈终于看见她智力差劲的孩子出现一项突破性成长,被累坏了的那一种宽慰。

剧场的灯暗下来,我旁边的座位仍空着。一张票的票价是一百一十元。十分钟过去,我不禁想到,五块钱没了;到了半小时过去,我几乎没心思看舞台上了,而是不时向黑洞洞的入口处回头。幕间休息时,我看着璀璨的女人们端着琼浆般各色酒液,在一楼大厅游动、飘行,挥起雪白胳膊招呼着彼此,钻石戒指与手链送着晶亮飞吻。全华盛顿百分之十的钻石和红、蓝宝石都聚集在这里,香水气带着杀伤力,压迫人们的呼吸。我看见镜中一个年轻女人,身上是深夜的幽蓝和几星银光,心想,不错啊,一点儿破绽也没有,谁能看出她这身装扮的标价是五十元?那两颗假钻石和假蓝宝石拼镶的耳坠,比任何真货都华丽。

女人们都很美丽:雪白的脖子、胸脯、肩膀;红色、粉色、桃红的指甲舞蹈出种种雅致优美的手势、姿态。全华盛顿美丽的胸、肩、臂有百分之五聚集在这里。一年不多的几回裸露——以上千元的衣裙、上万元的珠宝装饰烘托的昂贵裸露。

这些裸露与那间巨大试衣间里的裸露,平行地列在我的意识中:有什么样的天大差别?那些杂七杂八的肤色,无形无状的肉体……镜子中年轻的女人露出削薄的胸,黄色皮肤托起一颗足以乱真的珠宝;除了这价值五十元的装扮能马马虎虎使她混在这个人群里,而那伪珠宝之下的肤色和形骸,是绝对蒙混不过去的;那早年的营养不良、曾经的限量粮食、肉与糖,以及如梦的巧克力冰淇淋,所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所错过的,都被黄色皮肤和细弱形骸记载得一清二楚。

铃声响起,人们还不舍得停止自己的美丽竞赛。直到场内轰然奏乐,大厅才渐渐冷清。

我心里替安德烈作痛:一百一十元的半拉已经没了。他跟我约好,开演前一小时在剧场附近的自助餐馆见面。他把黑西服带去了办公室,因此他会直接从办公室到餐馆。整个下半场演出,我在不断为安德烈的失约寻找理由。大幕合上后,我慢慢随着人群退场,却发现一个高个子站在最后一排冲我微笑。

我说:“你没错过谢幕吧?”

他说:“嗨,你很漂亮。”

我说:“可不,好几个人跟我搭讪,非给我留电话。”

他说:“换了我碰上这么个孤单单的漂亮妞,就马上告诉她,唉,我单身!”

我说:“我以为你给充军到海湾战争前线去了。”

他说:“头儿找我谈话。”

他姿态轻松,笑容潇洒,说我的装束如何有种低调的高贵,令他骄傲。我却感到事情有些疑点。他也明白我极想接近这疑点。他的瞎吹捧证明我的怀疑有根据。

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很沉默。他开车的样子比平常专注得多。

过了十分钟,他说:“不用害怕。”

我说:“害怕什么?”

“没什么,所以你不用怕。”

他一只手伸过来,抚摸我的头发。然后,他将我搂过去,让我的脑袋靠在他的右肩上。他仅用左手握方向盘,右手轻轻撸着我的肩。他认为我这样的人没有童年。因为童年该有生日蛋糕、圣诞礼物、复活节印有彩色图案的鸡蛋、无数的动画片,以及迪士尼乐园。他这样认为时,眼中的忧伤非常动人,并使他有种圣者般的淡远广漠的神情。他在这个时候觉得,被动乱和贫困剥夺了做孩子权利的中国孩子们此刻全浓缩在我身上,全人类欠着我们的情分因而浓缩成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爱远超过了男性对女性的。全人类对我们童年的照料不周或完全失职,都该由他来清算。

他说:“我不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没什么。”

我等待那疑点彻底化开。

“头儿告诉我,我的派遣被推迟了。他们说,暂时冻结我的一切对外派遣,不是很好吗?我用不着远离你。我发现深蓝色非常配你。”

我知道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向往。我伸出右手,抚摸他的脸颊。我冰凉的抚摸让他明白我已知道他的代价,为了我而付出的代价。他的右手在我的肩上拍几下,掌心的温暖透过大衣,渗入我的肌肤。他希望我在他这儿找到一如既往的沉稳、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