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城的东北角,挨近城墙拐弯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红色的九层大楼。如今城墙都没了,那座大楼倒是还在。九层,早已不足为奇,几十层的公寓、饭店现在也比比皆是。崇山峻岭般的楼群中间,真是岁月无情,那座大楼已经显得单薄、丑陋、老态龙钟,很难想象它也曾雄居傲视、辉煌一时。我记得是1959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它就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矗立在四周黑压压望不到边的矮房之中,明朗,灿烂,神采飞扬。

在它尚未破土动工之时,老师就在课堂上给我们描画它了:那里面真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煤气,有暖气,有电梯;住进那里的人,都不用自己做饭了,下了班就到食堂去,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儿有俱乐部,休息的时候人们可以去下棋、打牌、锻炼身体;还有放映厅,天天晚上有电影,随便看;还有图书馆、公共浴室、医疗站、小卖部……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慢慢地,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到那时候,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就行了,别的事您就甭操心了,国家都给你想到了,比你自己想得还周到呢。你们想想,钱还有什么用?擦屁股都嫌硬!是呀是呀,咱们都生在了好时代,咱们都要住进那样的大楼里去。从现在起,那样的大楼就会一座接一座不停地盖起来,而且更高、更大、更加雄伟壮丽。对我们这些幸运的人来说,那样的生活已经不远了,那样的日子就在眼前……老师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我们则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地鼓掌,由衷地庆贺,心说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我和几个同学便常爬到城墙上去看,朝即将竖立起那座大楼的方向张望。

城墙残破不堪,有时塌方,听说塌下来的城砖和黄土砸死过人,家长坚决禁止我们到那儿去。可我们还是偷偷地去,不光是想早点看看那座大楼,主要是去玩。城墙千疮百孔,不知是人挖的还是雨水冲的,有好些洞,有的洞挺大,钻进去,黑咕隆冬地爬,一会儿竟然到了城墙顶,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那儿荒草没人,洞口自然十分隐蔽,大家于是都想起了地道战,说日本鬼子要是再来,把丫的引到这儿,“乒,乒乒——!”怎么样?

九层大楼的工地上,发动机日夜轰鸣,塔吊的长臂徐徐转动,指挥的哨声“嘟嘟”地响个不停。我们坐在草丛边看,猜想哪儿是俱乐部,哪儿是图书馆,哪儿是餐厅……记不得是谁说起了公共浴室,说在那儿洗澡,男的和女的一块儿洗。“别神了你!谁说的?”“废话,公共浴室你懂不懂?”“公共浴室怎么了,公共浴室就是澡堂子,你丫去没去过澡堂子?”“哎哟哎哟你懂啊?公共浴室是公共浴室,澡堂子是澡堂子!”“我不比你懂?澡堂子就是公共浴室!”“那干嘛不叫澡堂子,偏要叫公共浴室?”这一问令对方发懵。大家也都沉思一会儿,想象着,真要是那样不分男女一块儿洗会是怎样一种场面。想了一会儿,想不出什么名堂,大家就又趴进草丛,看那工地上的推土机很像鬼子的坦克,便“乒乒乓乓”地朝那儿开枪。开了好一阵子,煞是无聊,便有人说那些“坦克”其实早他娘的完蛋了,兄弟们冲啊!于是冲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那片工地。

在工地前沿,看守工地的老头把我们拦住:“嘿嘿——,哪儿来的这么一群倒霉孩子?都他妈给我站住!”只好都站住。地道战和日本鬼子之类都撇在脑后,这下我们可得问问那座大楼了:它什么时候建成啊?里面真的有俱乐部有放映厅吗?真的看电影不花钱?在公共浴室,真是男的女的一块儿洗澡吗?那老头大笑:“美的你!”怎么是“美的你”?为什么是“美的你”?这问题尚不清楚,又有人问了:那,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老头道:“就怕吃死你!”所有的孩子都笑,相信这大概不会假了。至于吃死嘛——别逗了!

但是我从没进过那座大楼。那样的大楼只建了一座即告结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儿,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那座九层大楼建成不久,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就到了。说不定是“老吃炖肉”这句话给说坏了,结果老也吃不上炖肉了。肉怎么忽然之间就没了呢?鱼也没了,油也没了,粮食也越来越少,然后所有的衣食用物都要凭票供应了。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日子,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人们谨慎又庄严地排好队,领取各种票证:红的、绿的、黄的,一张张如邮票大小的薄纸。领到的人都再细数一遍,小心地掖进怀里,嘴里念叨着,这个月又多了一点儿什么,或是又少了一点儿什么。都有什么,以及都是多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开始知道饿是怎么回事了。饿就是肚子里总在叫,而脑子里不断涌现出好吃的东西。饿就是晚上早早地睡觉,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带到梦里去。饿,还是早晨天不亮就起来,跟着奶奶到商场门口去等着,看看能不能撞上好运气买一点儿既不要票而又能吃的东西回来;或者是到肉铺门前去排队,把一两张彩色的肉票换成确凿无疑的一点儿肥肉或者大油。倘那珍贵的肉票仅仅换来一小条瘦肉加猪皮,那简直就是一次人格的失败,所有的目光都给你送来哀怜。要是能买到大油情况就不一样了,你托着一块大油你就好像高人一等,所有的路人都向你注目,当然是先看那块大油然后才看你。目光在大油上滞留良久,然后挪向你,这时候你要清醒,倘得赞许多半是由于那块大油,倘见疑虑,你务必要检点自己。当然,油不如人的时候也有,倘那大油是一块并不怎么样的大油,油的主人却慈眉善目或仪表堂堂,对此人们也会公正地表示遗憾,眉宇间的惋惜如同对待一个大牌明星偶尔的失误。而要是一个蒙昧未开的孩子竟然托着一块极品大油呢,人们或猜他有些来历,或者就要关照他说:“拿好了快回家吧!”意思是:知道你拿的什么不?

实在说,那几年我基本上还能吃到八成饱,可母亲和奶奶都饿得浮肿,腿上、手上一按一个坑。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农村已经饿死了很多人。但我在我家门前见过两兄弟,夏天,他们都穿着棉衣,坐在太阳底下数黄豆。他们已经几天没吃饭了,终于得到一把黄豆便你一个我一个地分,准备回去煮了吃。我还见过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上课时他趴在桌上睡,老师把他叫站起来,他一站起来就倒下去。过后才知道,他的父母不会计划,一个月的粮食半个月就差不多吃光,剩下的日子顿顿喝米汤。

我的奶奶很会计划,每顿饭下多少米她都用碗量,量好了再抓出一小撮放进一个小罐,以备不时之需。小罐里的米渐渐多起来,奶奶就买回两只小鸡,偶尔喂它们一点儿米,希望终于能够得到蛋。“您肯定它们是母鸡?”“错不了。”两只小鸡慢慢长大了些,浑身雪白,我把它们放在晾衣绳上,使劲摇,悠悠荡荡悠悠荡荡我希望它们能就势展翅高飞。然而它们却前仰后合,一惊一诈地叫,瞅个机会“扑啦啦”飞下地,惊魂久久不定。奶奶说:“那不是鸽子那是两只鸡越长越大,果然都是母的,奶奶说得给它们砌个窝了。我和父亲便去城墙下挖黄土,起城砖,准备砌鸡窝。城墙边,挖土起砖的人络绎不绝,一问,都是要砌鸡窝,便互相交流经验。城墙于是更加残破,化整为零都变成了鸡窝。有些地方城砖已被起光,只剩一道黄土岗,起风时黄尘满天。黄尘中,九层大楼依然巍峨地矗立在不远处,灿烂如一道晚霞。挖土的人们累了,直直腰,擦擦汗,那一片灿烂必进入视野,躲也躲不开。

想不到的是,就在那九层大楼的另一侧,在它的辉煌雄伟的遮掩之下,我又见到了那座教堂的钟楼,孤零零的,黯然无光。它的脚下是个院子,院子里有几排房,拥拥挤挤地住了很多人家。但其中的一排与众不同,门锁着,窗上挂着白色的纱帘,整洁又宁静。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就住在那院子里,是他带我去他家玩,不期而遇我又见到了那座钟楼。它肯定是我当年看到的那座吗?如果那儿从来只有一座,便是了。我不敢说一定。周围的景物已经大变,晾晒的衣裳挂得纵横交错,家家门前烟熏火燎,窗台上一律排放着蜂窝煤和大白菜。收音机里正播放着长篇小说《小城春秋》。董行吉那低沉郁悒的声音极具特色,以致那小说讲的都是什么我已忘记,惟记住了一座烟雨迷蒙的小城,以及城中郁郁寡欢的居民。

我并不知道那排与众不同的房子是怎么回事,但它的整洁宁静吸引了我。我那同学说:“别去,我爸和我妈不让我去。”但我还是走近它,战战兢兢地走上台阶,战战兢兢地从窗帘的缝隙间往里看。里面像是个会议室,一条长桌,两排高背椅,正面墙上有个大镜框,一道斜阳刚好投射在上面,镜框中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这儿是干嘛的?”

“不知道。我爸和我妈从来都不让我问。”

“唔,我知道了。”

可是我知道了。镜框中的女人无比安祥,慈善的目光中又似有一缕凄哀。不,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谁,但她的眼神、她的姿态、她的沉静,加上四周白色的纱帘和那一缕淡淡的夕阳,我心中的懵懂又一次被惊动了,虽不如第一次那般强烈,但却有久别重逢的喜悦。我仿佛又听见了那钟声,那歌唱,脚踩落叶的轻响,以及风过树林那一片辽阔的沙沙声……

“你知道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那你说你知道了?”

“我就是知道了。不信拉倒。”

《记忆与印象1》(1-9篇)2001年3月15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