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幼儿园里的那两个老太太,我总想起另一个女人。不不,她们之间从无来往,她与孙老师和苏老师素不相识。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与她们一起出现,仿佛相互的影子。

这女人,我管她叫“二姥姥”。不知怎么,我一直想写写她。

可是,真要写了,才发现,关于二姥姥我其实知道的很少。她不过在我的童年中一闪而过。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母亲在世时我应该问过,但早已忘记。母亲去世后,那个名字就永远地熄灭了;那个名字之下的历史,那个名字之下的愿望,都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如同从不存在。我问过父亲:“我叫二姥姥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想了又想,眼睛盯在半空,总好象马上就要找到了,但终于还是没有。我又问过舅舅,舅舅忘得同样彻底。舅舅惟影影绰绰地人听说过,她死于“文革”期间。舅舅惊讶地看着我:“你还能记得她?”

这确实有些奇怪。我与她见面,总共也不会超过十次。我甚至记不得她跟我说过什么,记不得她的声音。她是无声的,黑白的,像一道影子。她穿一件素色旗袍,从幽暗中走出来,迈过一道斜阳,走近我,然后摸摸我的头,理一理我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在我的发间穿插,轻轻地颤抖。仅此而已,其余都已经模糊。直到现在,直到我真要写她了,其实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要写她,以及写她的什么。

她不会记得我。我是说,如果她还活着,她肯定也早就把我的名字忘了。但她一定会记得我的母亲。她还可能会记得,我的母亲那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

母亲带我去看二姥姥,肯定都是我六岁以前的事,或者更早,因为上幼儿园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她。她很漂亮吗?算不上很,但还是漂亮,举止娴静,从头到脚一尘不染。她住在北京的哪儿我也记不得了,印象里是个简陋的小院,简陋但是清静,什么地方有棵石榴树,飘落着鲜红的花瓣,她住在院子拐角处的一间小屋。惟近傍晚,阳光才艰难地转进那间小屋,投下一道浅淡的斜阳。她就从那斜阳后面的幽暗中出来,迎着我们。母亲于是说:“叫二姥姥,叫呀?”我叫:“二姥姥。”她便走到我跟前,摸摸我的头。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知道她脸上是微笑,微笑后面是惶恐。那惶恐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到来,从她手上冰凉而沉缓的颤抖中我明白,那惶恐是在更为深隐的地方,或是由于更为悠远的领域。那种颤抖,精致到不能用理智去分辨,惟凭孩子浑沌的心可以洞察。

也许,就是这颤抖,让我记住她。也许,关于她,我能够写的也只有这颤抖。这颤抖是一种诉说,如同一个寓言可以伸展进所有幽深的地方,出其不意地令人震撼。这颤抖是一种最为辽阔的声音,譬如夜的流动,毫不停歇。这颤抖,随时间之流拓开着一个孩子浑沌的心灵,连接起别人的故事,缠绕进丰富的历史,漫漶成种种可能的命运。恐怕就是这样。所以我记住她。未来,在很多令人颤抖的命运旁边,她的影相总是出现,仿佛由众多无声的灵魂所凝聚,由所有被湮灭的心愿所举荐。于是那纤细的手指历经苍桑总在我的发间穿插、颤动,问我这世间的故事都是什么,故事里面都有谁?

二姥姥比母亲大不了几岁。她叫母亲时,叫名字。母亲从不叫她,什么也不叫,说话就说话,避开称谓。母亲不停地跟她说这说那,她简单地应答。母亲走来走去搅乱着那道斜阳,二姥姥仿佛静止在幽暗里,素色的旗袍与幽暗浑成一体,惟苍白的脸表明她在。一动一静,我以此来分辨她们俩。母亲或向她讨教裁剪的技巧,把一块布料在身上比来比去,或在许多彩色的丝线中挑捡,在她的指点下绣花,绣枕头和手帕。有时候她们像在讲什么秘密,目光警惕着我,我走近时母亲的声音就小下去。

好像只有这些。对于二姥姥,我能够描述的就只有这些。她的内心,除了母亲,不大可能还有另外的人知道。但母亲,曾经并不对谁说。

很多年中,我从未想过二姥姥是谁,是我们家的怎样一门亲戚。有一天,毫无缘由地(也可能是我想到,有好几年母亲没带我去看二姥姥了),我忽然问母亲:“二姥姥,她是你的什么人?”母亲似乎卒不及防,一时嗫嚅。我和母亲的目光在离母亲更近的地方碰了一下,我于是看出,我问中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母亲于是也明白,有些事,不能再躲藏了。

“呵,她是……嗯……”

我不说话,不打断她。

“是你姥爷的……姨太太。你知道,过去……这样的事是有的。”

我和母亲的目光又轻轻地碰了一下,这一回是在离我更近的地方。唔,这就是母亲不再带我去看她的原因吧。

“现在,她呢?”我问。

“不知道。”母亲轻轻地摇头,叹气。

“也许她不愿意我们再去看她,”母亲说,“不过这也好。”

母亲又说:“她应该嫁人了。”

我听不出“应该”二字是指必要,还是指可能。我听不出母亲这句话是宽慰还是忧虑。

“文革”中的一天,母亲从外面回来,对父亲说她在公共汽车上好象看见了二姥姥。“你肯定没看错?”母亲不回答。母亲洗菜,做饭,不时停下来呆想,说:“是她,没错儿是她。她肯定也看见我了,可她躲开了。”父亲沉吟了一会儿,安慰母亲:“她是好意,怕连累咱们。”母亲叹息道:“唉,到底谁连累谁呢……”

那么就是说,这之后不久二姥姥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