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工厂之后,有很多个夜晚,都在稿纸上描述它。有时候我把它写得非常伤感,有时候则非常快乐。我从来没有写过白蓝,除了这一次。即使是在我三十岁以后,写到她,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她说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她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但是这种怀念来自于我身体最深的地方,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不仅是白蓝,还有其他人。

每一个秋天,站在白蓝的医务室里,都能看到工厂外面的野花。那是一种没有名字的花,大多数是黄色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橙色的。这些低矮的野花沿着工厂的围墙,一直开到远处的公路两旁,它们非常绚丽,像很炽烈的阳光照射在地面上的颜色。连片的,绵延的,在阴暗的地方似乎要断绝,但在开阔之处又骤然呈现出一片盛景。这种野花的花期很长,从十月开始,一直到霜降大地,它们都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用一种骄傲而无所谓的表情。在它们盛开的季节里,有些路人随意地采摘它们,然后又随意地抛弃在路上,车辆碾过,黄色的花瓣被挤压得粉身碎骨。即使如此,也无损于它们本身的美丽。

我喜欢站在医务室的窗口,有时她不在,门没锁,我也擅自跑进去,站在那里。她进来之后发现我在,起初她不说什么,后来次数多了,她说:“小路,没有人的房间,除非是你自己的房间,否则不要随便闯进来。”我说:“你说话这么绕,我一句都听不懂。”她摇了摇头说:“跟你讲不明白。最近又被胡得力抓到了吗?”我说:“没有啊。我最近很老实。”每当说到胡得力,她就会再加一句:“你是个叛逆青年。”

我对她说,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这个样子,迟到早退,翻墙骂人,诸如此类的坏事,每个工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写诗。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我还说到我堂哥,那个收保护费的,他也不是叛逆,他们黑社会里面的规矩比厂里大多了,谁敢不服?假如他去考大学,那他就是黑社会之中的叛逆青年。这种叛逆很少的,它不会被人扁,只会被人嘲笑。我一直认为,被扁的理想是值得坚持的,被嘲笑的理想就很难说了。

白蓝听了这些,就说:“我没说错,其实你还是个叛逆青年。”我听了这话,无言以对。

九三年春天,我曾经和她一起去参加过化工局的一次先进事迹报告会,当时,每个厂派十个代表去参加,工会组织的。我在工会的名声还是不错的.工会的徐大屁眼选了几个优秀职工,后来想到我和白蓝曾经救过德卵,这也勉强算是一件先进事迹。徐大屁眼就把我喊过去,通知我星期六下午不用上班了,去局里听报告。我对报告不感兴趣。但可以不用上班,当然乐意,何况是和白蓝在一起。

那天我和白蓝骑着自行车,来到化工局的礼堂。里面挂着很大的红色横幅,灯光明亮,人头攒动,好像有一种开宴会的气氛。白蓝说,坐到角落里去吧。我不干,我要坐到第一排,她说我脑子有病,第一排都是领导坐的,那就第二排吧。我们坐在一个半秃的脑袋后面,我点起一根香烟,白蓝说这里大概不能抽烟,我返身一看,后面至少有十七八个工人都叼着香烟呢。听报告的时候,前面的领导也抽烟,台上的先进模范也抽烟,那时候没有所谓禁烟的概念。只要不在生产区,只要不会炸死人,香烟是随便抽的。

出乎我的意料,先进事迹报告会很好听。有人掉进污水池,另一个人去救他,那人救上来了,另一个人死了。有人勇斗歹徒,歹徒来厂里偷钢材,英雄拿着一个手电筒对付四个拿刀的,被捅成重伤,当然他的手电筒也砸中了其中某个歹徒。有人一年四季免费给厂里职工疏通下水道,老婆闹着要跟他离婚,因为他干这个有瘾,连家里房顶漏了都不管。有人看见毒气泄漏,非但不往外跑,还冲进去关阀门,群众的生命保住了,他自己被熏成了傻子。

我听了这些故事,对白蓝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救德卵很伟大,可以上台做报告,现在才知道这根本算不上个鸟毛。这些先进事迹太厉害了,你看过《圣斗士星矢》吗,他们简直就是圣斗士。白蓝说。闭嘴,什么神斗士的,乱七八糟。

后来上来了一个老头,是个老英雄,他为了修一台进口机器,把左手的四个手指头,连带小半个手掌全都轧掉了。他伸出左手给我们看,那只手上长着肉乎乎的四根东西。老英雄盛赞医生的再生手术,那个手术很神奇,就是在他的肋骨上开一个口子,把他的残手埋到肋部,缝上,这样子就像一个人总是在掏自己的钱包一样。过几个月再拿出来,残手之上就长出了一块肉,但这块肉是不分叉的,看起来就像藤子不二雄的机器猫小叮哨,医生再用刀子把这块肉切成四条,好像削胡萝卜一样削成手指状,再包扎起来,就成了四根手指。当然,也可以切成八条,有八根手指也挺酷的,跟章鱼一样。

我听到这里,又目睹四根肉棍,很后悔自己坐在第二排。太残忍,胃里不舒服。我扭头瞥了一眼白蓝,她聚精会神地对着老头看,还频频点头,很有兴趣的样子。我忘记了,她是医生,不是变态。

那天听完报告出来,已经五点多钟。我说:“以后这种报告我再也不来听了,本来是四点钟下班的,听个报告搞到五点多,不合算。”

白蓝说:“去吃饭?我请客。”

我们在街上找饭馆,我和白蓝没有固定吃饭的老地方,我说去吃面,她说吃面太寒伧,吃西餐吧。后来我们跑进一家牛扒城,闹哄哄的全是人,这是戴城唯一可以用33Y..吃东西的地方,桌子都是用大木板做的,有点像猪肉店的砧板,凳子也是他妈的条凳,只不过比面馆里的条凳更宽更长。服务员端着刺啦刺啦的铁板牛扒在人群中穿梭。有人不吃饭,对着一个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机狂唱卡拉OK,唱的是张学友的《吻别》。这根本不是西餐厅,我在电视里见过西餐厅的,那里很安静,还点蜡烛,服务员穿得像新郎。白蓝说:“你说的那是法国西餐厅,这个是美国西部的西餐厅。”

我们坐下来,在一群女中学生之中,大家都坐在一张条凳上。有个女中学生胸部特别大,她图方便,把两个胸就放在了桌子上。铁板牛扒端上来之后,刺啦刺啦的全都溅在她的胸上,她尖叫着跳了起来。我看得好玩,白蓝拧了拧我的胳膊说:“不许朝人家看,小流氓。”

我哈哈大笑,我想起李晓燕奶奶的事情,当时我妈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后来我想到李晓燕的奶奶已经死了,心里有点难过,我就不笑了。这件事情我一直希望它没有发生过:我没有看到过麻袋片,或者,她没有跳楼。这样我都能过意得去。

我和白蓝是并排坐着的,这么讲话很不方便,后来我骑在条凳上和她讲话。她没法骑,她那天穿着一步裙,就算不穿裙子,她也未必愿意骑着凳子和我说话吧。

她说:“小路,你自己知道吗?你和别的青工不一样。”

我问她:“不一样在哪里?”

“我说不上来,你以后也许能去做点别的。”

“做什么呢?”

“你不要用这么弱智的方式和我说话,可以吗?”她瞪我一眼。

我说,我来告诉你吧,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的数学老师说过,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以为这个世界上这种人比比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悲观的人很少很少,有些人本来应该悲观的,可是他们打麻将唱卡拉OK,非常快乐。我身边全都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看这个世界。悲伤的,还是乐观的。我小时候认为,一件事情要么是快乐的,要么是悲伤的,它们之间不具备共通性。可是我终于发现,悲伤和快乐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呈现,比如你咬了王陶福的老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好玩的事,都笑死了,但我却感到悲伤。我悲伤得简直希望自己去代替你咬她,这样就不会那么难过了。这就是我和别人的不同,仅仅是微小的不同,不足以让我去做点别的。我和我身边的世界隔着一条河流,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是神经分裂。

那天我在吵吵闹闹的牛扒城,用很低的声音说,白蓝,我爱你。但那地方太吵,连我自己都听不清。说完这句话,她没有任何反应,我想放亮嗓子再大声说一次,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情连做两次是很傻逼的,第一次是为了爱她,第二次纯粹只是为了让她听见。我就当自己什么都没说过。

后来,我吃完了一盘黑椒牛排,感觉像什么都没吃,这牛排还不如我们厂里的猪排呢。我也不想吃下去了,没心情。我发给她一根香烟,她摆摆手。说:“我们走吧,闹死了。”这时候,卡拉OK里开始放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这次是原唱,很好听。

出门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往新知新村方向去,先是推着自行车走,走累了就骑上自行车。我给她讲些班组里的笑话,长脚,六根,元小伟。她有时笑,有时皱眉头。

在新知新村,她停下自行车,我习惯性地调头回去。她说:“你上去坐一会儿吧,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我就停好自行车,跟着她往楼上走,楼道里黑乎乎的。那时候我不知道上楼要走在女士前面。我只知道跟着她走,一步裙很性感,我眼睛正对着她的裙子,虽然楼道里很黑,还是看了个一清二楚,躲都没地方躲。

如今让我回忆白蓝的家,我能想起来的是:那是一套两室户的老式公房,房子的质量大概和农药新村差不多,没有客厅,阳台很狭窄。这套房子几乎没有装修过,水泥地坪保持着毛坯房的本色,窗框是木制的,刷了一层绿漆,已呈剥落之状。她就独自住在这套房子里。她拉亮电灯,到厨房去烧水,我独自坐在朝南的房间里。不久之后,她端着一碟瓜子进来,说:“在烧水,等会儿泡茶。吃瓜子?”我说我不吃,但是可以抽烟吗?她说:“你随便,烟缸在书桌上。”

她的家具非常简单,几近于宿舍。唯一有点特色的是靠墙放着个书架,里面有几排医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烹调,外语,古代诗词。趁她去倒茶的工夫,我抽出一本《妇产科病图鉴》看了看。那本书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全是用素描手法画出来的器官,还打上阴影。等白蓝端着茶进来的时候。我正翻到葡萄胎那一页,以我当时的智力,怎么也想不通好端端的一个孕妇怎么会生出一串葡萄。

她从我手上呼地抽走了那本书,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这种书做什么?”

我说,随便看看而已,又不是黄书。我很同情给这本书画插图的人,我的一个亲戚就是学美术的,要是学了美术最后就是给妇科病图鉴画这种东西,那也没什么好玩的,还不如做电工呢。白蓝说:“贫什么嘴,这是科学!”

后来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印着些字。她对我说:“你看看这个。”我一看,是一份夜大招生函。我说这个东西我知道,长脚就在考夜大,被人像狗一样追来追去,都快跳河自杀了。白蓝说:“你不要吊儿郎当的,我很严肃地和你说,你应该去考夜大。你现在上白班,晚上也没什么事,读个夜大正好。”

我说:“要参加成人高考的,那些语文数学我全忘记光了。”

她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张纸,说:“这是成人高复班的招生函,还有一个多月就结束了,你现在去上课,还是能赶得上的。”

我说:“我考虑考虑吧。”

白蓝说:“小路,你有没有考虑过别的,比如说,为了给你妈妈争气什么的。”

我不爱听这些,我最烦别人提我妈。我说:“我上班挣工资就是给她争气,我要是考上大学。她还得每个月给我寄生活费,C^AO,养得活我吗?”

她把两张纸往抽屉里一扔,说:“得了,算我白说。你就混吃等死吧。”

我根本不想和她谈这些,她一个小厂医,根本不知道我考上夜大以后会落得什么下场。我肯定会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上三班就不可能读夜大,除非三分之二的课程都跷掉,或者三分之二的中班夜班都旷工,这两件事是矛盾的。厂里专门用这种办法来整治那些读夜大的青工。

后来我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她住在朝南的房间,北边屋子锁着。我问她:“这房子你一个人住?”

“是的。”

“你爸爸妈妈呢?”

“都去世了。”

我不敢再问下去。后来我喝多了茶,去厕所尿尿,她家的卫生间是最老式的那种。蹲式的马桶,水箱在很高的位置上,有一根绳子,拉过以后水就冲了下来。我伸手去拉,发现绳子断了,就跑出去搬凳子,爬上去修理水箱。

白蓝说:“哦,水箱绳子断了,上个礼拜就断了。”我说:“你不冲水啊?”她说:“拎个水桶冲水呗。”我一边修水箱,一边说:“你知道吗,我以前也有个同学家里是这样的。他大便完以后用水桶冲水,结果水倒得太猛了,屎都漂到自己脚上了。”白蓝皱着眉头说:“你怎么尽记得这种恶心的事情?”

我说,我也没办法,我脑子里记得的都是些恶心事,好事记不住,大概是天生的。一脑壳都是屎的人没前途,读什么鸟夜大啊。等我修好水箱,自蓝就问我:“手洗了吗?饭前便后要洗手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我洗过了,刚才修水箱的时候,我在水箱里洗了一下,比较节省。白蓝说:“我有时候真的很鄙视你。”

后来,她对我说,不早了,可以回去了。我就老老实实往门口走,到了门口,我对她说:我想过了,我去上高复班,我去读夜大,只要她高兴就可以。我想我妈也会高兴的,我这辈子只要她们开心,什么都可以去干,无所谓的,哪怕是去做亡命之徒。她听了这话,就抱住我,在我的嘴上亲了一下。

过了很长日子之后,她说起那天的事。她说自己有点被打动,因为我把她和我妈妈相提并论。她说我很会甜言蜜语,而且这种sweet与别人不一样,为此应该亲我一下。她又说起那次救德卵,我赤着上身在面包车上睡觉,我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喊了她一声妈,当时她就很冲动地想亲我一下,因为有干部在前面坐着,她就忍住了。

那时候我对她说,你又说鄙视我,又要亲我,假如我是个知识分子,大概会很恼火,把你当成是个医务室的卡门。但是你看,我一个拧灯泡拧螺丝的,就不会有这么多杂念,这多好。我只会按照那种使我成为亡命之徒的方式往前走。我被这个世界鄙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把我当成一个shit,但这些鄙视绝不会来自于你白蓝。我又不是傻子,鄙视和喜欢会分不清吗?要是分不清这个,那就被汽车撞死算了。

她吻了我。她后来说,她以为我会说爱她,但我没说,而且跑掉了。我说,我已经说过爱你了,在牛扒城里,在医务室里,在三轮车上,甚至是在猪尾巴巷我们初次认识的时候。她说那些都不算,她要我说爱她。我就说:“白蓝,我爱你。”

那天她亲我,她的手捧着我的脸,我觉得自己像个被夹子夹住的老鼠,嘴巴被挤成一朵喇叭花,舌头伸不出来。她也不管我死活,亲完之后,她说:好了,回去吧,路上当心点。我不太甘心,就捧着她的脸也这么亲了一通,让她尝尝被夹住的滋味。然后我松开她,抚了抚她的头发,就走了。我下楼时候速度飞快,她怕我摔死在漆黑的楼梯上,其实我跑惯了这种楼梯,我知道所有公房的楼梯都是十七个台阶,绝不会踩空一脚。她想叫住我,但我走得太快,而且在楼下嗷地喊了一嗓子,新知新村的人都从窗口探出头来看我。她叹了口气,关上门,任由我跑掉了。

我想起她的床。那是一张单人床,很干净,很简单的被褥,有一个蓝色的枕头。看到她的床会联想到她睡觉时的样子,周末早晨的阳光是不是会照到床上,做梦的时候会不会从床上掉下来。我甚至看到,枕头上曲折地卧着几根头发。每当我想起这些,心里就很悲伤。这张床太小,如此单薄仿佛她和我一起经历过的几桩破事。这是为睡眠而准备的床,仅仅为睡眠而准备。假如我们之间再发生一些别的,或许这张床会给我留下更好的印象。

直到我自己想睡去,在无人的地方闭上眼睛,永无梦境地长眠。仅仅是睡眠的床也可以代表着一种幸福,我后来才知道。

九三年长脚考取了夜大,是戴城大学办的,机电专业。他高兴死了,请结拜兄弟吃饭。化工厂附近根本没什么吃的,一个是面馆,飞着几百个苍蝇,还有老鼠与人共餐,服务员是个酷爱翻白眼的中年婆娘;另一个是茶馆,只有水,没有固体食物。这两个地方都不适合开庆功Pany。长脚把我们带到公路边上一个停车吃饭的地方,那地方不错,几个头发枯黄的小丫头站在路边,对着来来往往的汽车招手,她们是这里的服务员。长脚点了小半桌菜,大多是素菜,荤菜只有炒螺蛳和炒鸡蛋。他又拎了几瓶啤酒,我们三个开始喝着,喝到一半的时候,外面一阵自行车铃声,小噘嘴跑了进来。

小噘嘴终于把那腊肠一样的辫子剪掉了,这还得归功于我,我在小李面前说了好几次,你老婆把腊肠挂脑袋后面。他起初是不敢对她说的,后来时间长了,被我灌输得有点痴呆,一不小心说了出来。小噘嘴听了,二话没说,跑到美发厅去剪了个齐耳的短发。从这一点上说,小噘嘴确实和小李是青梅竹马,感情不一样。假如是由我来说出腊肠这一节,准保被她臭骂一顿。她骂我和长脚都已经习惯了。

见到小噘嘴来,长脚又点了个肉末粉丝煲。我们照例是举杯庆祝,酒过三巡,小噘嘴对长脚说:“长脚,你这回惨啦。”

长脚脸色顿时耷拉下来。小噘嘴带来的消息,都是劳资科的内部消息,这些消息全是噩耗。她虽然长得很甜,其实是个乌鸦。

长脚说:“怎么啦?”

小噘嘴说:“胡科长知道你考上夜大了。”

长脚说:“谁传出去的?”

小噘嘴说:“全厂都知道你在考夜大,你自己填招生表的时候把工作单位也填上去了吧?”

长脚说:“不填单位不给考的。”

小噘嘴说:“所以啊,胡科长打个电话过去就知道了。听说你成绩不赖啊,全都及格了。”

长脚已经无心听她调侃,他站起来在饭馆里打转,他说这下完了这下完了,肯定被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了。我们看着他像个笼子里的狼一样,转得眼睛都晕,小噘嘴说:“长脚,坐下说话。”长脚双手撑着桌子,两眼忽然全是血丝,瞪着她。小噘嘴大叫一声:“妈呀,吓死我了!”长脚说:“胡得力怎么说?是不是要把我送去上三班?”

小噘嘴说:“没有。胡科长就说,你学了机电也没用。厂里学机电的至少有四五十个人,都在上三班呢。除非你学管工。”

长脚大叫起来:“夜大没有管工专业的!读了个大学,我还是修管子吗?”

我们三个坐在那里,被他的唾沫星子喷在脸上,全都直着身子点头。后来小噘嘴安慰他说:“你也别难过了,这儿还有人学会计呢。”

“谁啊?”长脚和小李一起问。

“我。”我举起手,眼睛看着窗外。

说实话,这个消息我是瞒着所有人的,我读高复班,我参加成人高考,我被夜大录取,只有白蓝知道。我可没想到胡得力会打电话去夜大查询,如长脚所说,考夜大必须要填工作单位。当时我想也没想,就写了个戴城糖精厂,早知道还不如写个体户呢。后来长脚跳出来掐我的脖子,说,你怎么会考上夜大的,你根本没复习怎么会考上夜大的。我用力摘下他的手,说:“你是技校毕业,根本没参加过高考,我是高中毕业,我基础比你好多了。”

长脚说,这下完了,双双去上三班吧。我说他神经病,我又不是他女朋友。照我的看法,我去上三班的可能性倒更大。小噘嘴说:“胡科长说了,你一辈子做不了会计的,你会贪污的。”我就说,这话逻辑有问题,既然说我一辈子做不了会计,又怎么知道我会贪污呢。小噘嘴不跟我讨论这种问题,她不理解什么叫逻辑,这种车轱辘话只有跟白蓝绕着才有意思。

后来他们问起我,为什么去学会计。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读的是文科班,可以不用考化学物理,去填招生表的时候才发现,整个夜大文科专业只有两个:文秘和会计。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该读哪个,后来招生的老师急了,让我不要磨蹭,我就问他:“您看我是像秘书呢还是像会计?”老师端详了我一会儿,摇头说:“都不像。”我只能闭着眼睛填了个会计,不像就不像吧,也许老了以后能像。

小噘嘴说:“反正,胡科长没说要送你们去上三班,但你们小心点,我听说糖精车间要扩产啦,缺人,明年至少要调一百个人去上三班。”

有关一百个人去上三班的事情,后来被证实确有其事。一时间,白班工人风声鹤唳,三班工人幸灾乐祸,甚至有些基层干部都打起包裹,要求调动到别的厂去。糖精车间的新厂房正在紧锣密鼓的建造中,眼看着它一天天造起来,大家的心一天天沉下去。这中九九藏书网间还地震过一次,可惜震幅太小,光是把河边的泵房给震塌了,耗子全都跑了出来。糖精车间安然无恙,他们说,这车间投产以后,里面的动静就等于是七级地震,这房子除非扔炸弹,否则不会倒。

九三年,他们说,我和长脚都可能去糖精车间上三班。首先,我们两个都考上了夜大,这种人天生就应该去上三班造糖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令其想死。其次,我是什么技术都不会,只会拧灯泡,很容易被淘汰;长脚则是他们班组的头号牺牲品,如果上头要抽人去造糖精,长脚肯定是第一个被出卖的。

那时候六根给我们出馊主意,要想发达,就去泡厂长的女儿。厂长的女儿是化验室的,你看见她就会想起我们厂长,两个长得实在太像。都说女儿像爸爸,但不能像到那种程度,晚上跟她睡在一起,乍一睁眼,还以为是睡她爸爸,这就太恐怖了。这姑娘一如厂长,矮胖,圆脸,戴一副宽边玳瑁眼镜。身材脸蛋也就算了,为什么要跟爸爸戴一样的眼镜,那就天知道了。厂里的工人不正经,说她戴四个胸罩,胸口两个,脸上两个。

我们一听要去泡四个胸罩的姑娘,一起摇头。六根说,你们别臭美了,这姑娘可高傲呢,见谁都不理的。我们就一起点头,是的是的,厂长的女儿她当然有理由高傲,而且也应该难看,否则人人都去泡她,她忙得过来吗?

六根说,听说秦阿姨正在给四个胸罩的姑娘找对象,把科室里的未婚男青年翻了个底朝天,其中颇有几个跃跃欲试的,既然科室青年都不怕死,我们这些做电工管工的就更无所畏惧了。我和长脚犹豫了半天,我说还是让长脚去泡吧,我名声太臭了。大家都表示同意。长脚说:“我竞争不过科室青年的。”后来鸡头在长脚后脖子上拍了一巴掌,使之恍然大悟,鸡头说:“你他妈的泡上了她,你不就是科室青年了吗?”

长脚又说:“那我去泡她,小路怎么办呢?”我们几个一起朝他后脖子拍去,“你他妈的泡上了她,小路还会去上三班吗?”

工厂里泡姑娘是花样百出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拔气门芯。我有个姑姑是工人,年轻时候很美,有一天她下班发现自行车气门芯没了,正在发愁,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工,该青工非常关心地说:“自行车坏了?我来修。”然后他就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了一个气门芯。我姑姑年少无知,三下两下就爱上了这个助人为乐的青年,后来他就成了我姑父。

还有跑到班组里去吹牛的。还是我的姑父,到我姑姑班组里,对着其他人狂吹,说自己会缝纫,会打毛衣,会烧菜。一边吹牛,一边用眼风扫我姑姑。我姑姑在旁边听着这些,心里越发倾慕,八十年代会打毛衣的男青年绝对是珍品。后来结了婚才知道,屁,他什么都不会。我姑姑也是瞎猫拖上死耗子,姑父凭着这手狂吹的绝技,若干年后做上了全厂的党委书记。

有关糖精厂的化验室,那里戒备森严,一般人进不去,只有电工可以自由出入。化验大楼有上百根灯管,几乎每天都有坏掉的,平时都是攒齐了一起换,遇到电工心情好,也可以主动跑去换灯管,检修电路。泡化验室的姑娘,乃是电工的天职。但是,化验室对长脚来说是一个无法企及的地方。长脚是管工,化验室里有很多灯泡,有很多烧杯,有很多仪表,就是他妈的没有管道。假如长脚随随便便跑进去,可能撞上女化验员换衣服,那他就惨啦。女化验员都是穿白大褂的,白大褂下面就是胸罩和裤头,如果他撞上的不是四个胸罩的姑娘,而是两个胸罩的老阿姨,一种可能是被送到保卫科,另一种可能是被就地强奸掉。

后来六根出主意,下次去换灯管,带上长脚一起去。这个主意虽然很糟糕,但也不失为一个办法,长脚化装成电工混水摸鱼,我们的任务是掩护他。

那天我们借口检修电路,统一换灯管,几个电工一起跑到化验室去,顺便带上了长脚。结果,千算万算,忘记问一声四个胸罩的姑娘在不在。她那天正好调休。长脚非常沮丧,在化验室百无聊赖,他就主动爬到桌子上去换日光灯管,不料被电了一下,直接从桌子上滚翻在地。倒霉的长脚被两个阿姨抱着,阿姨大声喊他的绰号:“长脚——”我们跑过去看时,长脚脑袋枕在阿姨臂弯里,好像将死的烈士。另一个阿姨在给他按摩胸口。这情景非常不堪,我们都看不下去,收拾起工具全都走了。走出化验大楼时,听见后面一阵脚步,长脚连滚带爬地跟着我们跑了出来。

鸡头说,长脚实在太差劲了,看看小路吧,陪小姑娘嗑瓜子,给小姑娘讲笑话,换一个灯泡得四个钟头,妈的,四个胸罩的姑娘看来得小路去对付。长脚就说:“小路,你去对付也一样,泡上了别忘记把我也调到科室里。”我只能哼哼哈哈地敷衍他们,心里很担忧。我们电工班的人都是碎嘴,这消息假如传出去,厂长知道我们这么泡他的千金,恐怕会把我和长脚都送到锅炉房去。

九三年我和长脚的运气好到了家,本来很有可能去锅炉房的,结果,我们厂长莫名其妙被调走了,来了个新厂长。科室青年的求婚行动立刻偃旗息鼓,再也没有人想泡四个胸罩的姑娘了。我们也顺竿子往下爬,这姑娘简直是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想去碰,碰了她,很可能被新厂长送到锅炉房去。政治斗争真残酷啊。

新厂长上任,我们都期待着糖精车间扩产的事情能搁浅,谁知,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不但要扩产,而且要大大地扩产,使我们厂成为全球糖精的主要生产基地,让其他的糖精厂都倒闭。三班工人的缺额,从一百个猛增为一百五十个,所有的闲差都要重新整顿,连食堂里运泔水的都不例外。大家咒他断子绝孙,他也确实没有小孩,泡厂长女儿的计划彻底落空。

九三年是一个无处可去的年份,在工厂里上班,外面的世界变得很快。七十年代,工厂里是什么样,外面就是什么样。八十年代,外面有舞厅和录像馆,工厂的娱乐设施显得落伍,有些工厂也跟着造舞厅,造录像厅。再后来,外面有电子游戏房,有网吧,有桑拿,这下子工厂跟不上了,总不能把车间改造成娱乐中心吧?

那唯一不变的娱乐场所,图书馆,就成了国营企业的梦幻之星。每天中午,糖精厂的图书馆对外开放,《淫魔浪女》与《约翰·克里斯朵夫》杂陈在一起,还有各种各样的杂志,乱七八糟的录像带。在这个图书馆里有全套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网格版古典名著,当然还有各色盗版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我对张小尹说起过去,就会说那个图书馆里有很多我想看的书,起初我也看《淫魔浪女》,后来看些别的,外国古典名著和中国先锋派之类。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读野鸡大学的。

我现在住在上海,爬满蟑螂的地方,有时候会梦见化工厂的图书馆,那里很干净,没有蟑螂,某些季节里会有一些蠓虫从窗外飞进来。我坐在里面看书,那唯一的吊扇翻动着书页,风卷动淡蓝色的窗帘,时间在我的注视下流逝。我在上海的旧书市场晃悠,竟然淘到一本敲着“戴城糖精厂图书馆”图章的书,丰子恺翻译的《落洼物语》,我把这本书揣到口袋里的时候,心里非常伤感,好像是从废纸篓里找到了我遗失多年的情书。我又想起,我辞职的时候有一本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没还给图书馆,有一天我妈看到这本书,非常担心,以为我失业在家,要去造假钞糊口。这些书都被我珍藏在书柜一角,将来我死了,可以给我儿子看看。

我现在回忆糖精厂图书馆,那里有个管理员,叫海燕。她是戴城小有名气的诗人,经常在晚报上发表作品。我后来还遇到过一些姑娘,她们也叫海燕,无一例外都很有文艺细胞,有的是画画的,有的是摄影师,有的酷爱写作。为什么叫海燕的姑娘都会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呢?我的看法是:从小就受了高尔基的熏陶。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朗读课文《海燕》,我站起来直着嗓子念道:“《海燕》!高尔基在苍茫的大海上……”被语文老师用一个黑板擦扔中了额头。语文老师说我永远不会像海燕一样拥有远大的抱负,而一个名字叫海燕的姑娘是绝不会这么无聊的。

在戴城晚报上发表诗歌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我不能想象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被打印出来,由一组歪七歪八的象形文字变成方方正正的宋体字,心情激动得要昏倒。文字变成铅字,就是铁证如山的事情,就像一记耳光拍在脸上,就像露阴癖被联防队员赤身裸体地抓获在大街上。

有关我写诗,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海燕对我说,路小路,你和其他青工不一样啊。这句话我已经听白蓝说过了,现在又有人这么说,心里毕竟很激动,认为遇到了知音。我问海燕,我有什么不一样。她说,其他青工都是看《淫魔浪女》,你看的是《悲惨世界》。我心想,我看《悲惨世界》就是为了体会一下,什么叫悲惨。海燕说,这本书很好,很励志的。妈的,悲惨世界还励志?

那天海燕从抽屉里拿出几本《诗刊》,说:“你拿回去看看吧。或许你会感兴趣。”这些《诗刊》不是图书馆的,是她私人的,工厂里什么杂志都有,就是不会有《诗刊》。我说:“写诗啊,不就是句子分行吗?”她说:“口气不小啊,写几首出来,让陈小玉登到厂报上去。”

那时候我想不到,自己写诗,还刊登到厂报上去,是件找死的事。我还以为很牛逼呢。原先厂里就一个海燕是写诗的,她很美,又很懂事,领导都喜欢她。在厂里人看来,她写诗是一种类似女红的活计。后来我成为糖精厂第二个写诗的人,但我是个电工,而且声名狼藉,别人把我当个傻逼,我自己还不知道。那时候胡得力看见我的诗,就说,这是不务正业的典型,应该把路小路送到糖精车间去,他就知道什么是诗意的人生了。

现在我知道,写诗的人有一种毛病,就是喜欢鼓励别人写诗。陈小玉和海燕发现了我的才能,但同时也把我送到了坑里。工人师傅遥遥地看见我过来,就冲着我大喊:“诗人!诗人!”我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干部看见我,一般不嘲笑我,而是用一种很冷的目光瞟我。我去上厕所,听见有人蹲在那里大声地读我的诗,然后把厂报搓一搓,用来擦屁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招来那么多嘲笑,起初我以为他们嫉妒我的才华,后来发现,他们根本把我当成是个写打油诗的。

当时我很后悔,自己没事找事,费了半天劲,其实是找死。现在我三十岁了,我已经不想为这种事情惭愧了。我二十岁的时候就算不在这件事上找死,也会死在其他事情上,反正都一样。一切都去他娘的吧。

有一天,我独自在化验室里换灯管。那些化验女孩说:“哟,路小路哎,现在是诗人。”我说你们不要取笑我了,我一个电工而已。那些女孩说:“你写得很好啊,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想了半天,认为这是一种表扬,而且是善意的,我就很开心。为了报答她们,我把刚学来的一种游戏表演给她们看,这是我从夜大学来的,叫做笔仙。工厂里的女孩不懂笔仙,笔仙最初是在大学里流行的。

我对她们解释了一下,什么是笔仙,然后拉起窗帘,在桌上铺开一张纸,写上字,念叨了几句咒语。我和一个女孩握着一支圆珠笔,旁观的女孩都很紧张,小脸蛋都红了。这个游戏确实很好玩,用来泡小姑娘最合适不过。圆珠笔在一种神秘的力量下,慢慢地在纸上打转。笔仙出来了笔仙出来了,她们小声地发出赞叹。路小路你真神奇,你从哪里学来的,你一定要教教我啊。

后来,化验室的大门被哐哨一声推开,一群干部从外面走进来。那些化验女孩尖叫一声,像松鼠一样四散而逃,瞬间之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桌子上,手里捏着一支圆珠笔,茫然地看着他们。我第一个看到的是胡得力,然后是倒B,然后是小毕,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在梦里。冤家路窄,也不能窄到这个程度。后来,有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走到我面前,他穿着不蓝不绿的厂服,而我穿着枪驳领的西装。他指着我问:“哪个班组的?”

胡得力抢上一步,说:“电工。”

中年人面无表情地说:“让他去糖精车间上三班。”然后又指着胡得力的鼻子说,“你是怎么搞管理的?”

后来我知道,这个中年人是我们新任的厂长。那天他带着各个科室的干部出来突击检查。有关他,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在他的经营之下,我们厂成为戴城唯一一个没有下岗职工的国营企业。我撞在他手里,死得硬邦邦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送一百条中华烟也没用。

那时候只要是个厂长,就被冠以企业家的称号。戴城有句谚语,只有穷厂,没有穷厂长。那一年戴城的轻工企业开始下岗,工人拿一百多块钱工资,然后解放回家。我们厂恰恰相反,别人在卖厂房卖设备,我们在扩产,大批职工被送到三班第一线去造糖精。我们厂长被称为“真正的企业家”,以区别于“一般的企业家”和“倒闭的企业家”。但我觉得这件事和我没什么关系,很多人说他牛逼,那就让他去牛逼吧,上三班是傻逼,下岗也是傻逼,两者对我而言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