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
1993年，我放弃绘画，上了大学。大学中有称基督的同学，也有称帝的同学，与我最接近的是一个疾恶如仇的同学。他过得并不好。
一夜他去街头散心，听到街头矗立的一座民工大棚中传出乡音，一攀谈，果然是老乡。
他聊起校园生活的积怨。只要是积怨，民工们听了都会感动。
后半夜，民工们深情地对他说：“住下吧！”
他住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已近中午，大棚中只剩做饭的民工。
做饭民工见他醒了，从大铺上搜出本皱得像一堆海带的书，说：“看吧，很黄！”他是疾恶如仇的人，但感念民工把他们的精神食粮分给他，是拿他当作了自己人。不忍违这番好意，他装模作样地翻了两页，不料一翻就停不下手。
看完后，他跑到书店买了两本。一本他自己留着，一本送给了我。
那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那时王小波还没有成名。
1997年，我大学毕业找工作，找到了王小波《青铜时代——万寿寺》中写过的万寿寺。我被告知：“这条件不好，但你要想生男孩，就到这工作。”我没能接上话，那先生自行解释：“万寿寺是慈禧住过的地方，你想，她要没生出个男孩，历史上能有她什么事？”我下了生男孩的狠心，但也没得到这份工作。
那一年我开始写小说，后来成为《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系列丛书的作者之一，不知不觉已是三辑。
我与王小波的缘分，就是这些了。
今春一位失踪多年的同学来京，说：“我看过你写的小说了，感慨现在还有一个人是懂小说的。”我没被人这么夸过，登时谦虚，说：“你能说出这种话来，说明你也是一个懂的人呀。所以，应该是两个人。”他摆摆手，说：“以前我觉得是两个人，但看完了你的小说，我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了。”他失踪多年，但霸气依旧，所以我们是好朋友。
除了这位同学，还有一位学长，他大我十岁。十年来，他没有住过带洗浴喷头的房子，每次从郊区赶来看我，脖子上的泥都很黑厚。
我问他：“你多久洗一次澡？”
他单指向天，回答：“下雨的时候，就是我洗澡的时候。”妙句，令人开阔。
他写的是比小说更难存活的东西——诗，而他十年来又禁止自己写诗，稍动一点遣词造句的念头，就一阵哆嗦。那他在干什么？
不知道。只好说他在求道。
他的家里没有书，糊墙的报纸上有一个粉笔写的“让”字，问何意，他说是“让他们十年”的缩写，“他们”指的是所有人。
时光是可以用来让的？
这部《国术馆》，是我1997年刚写小说之初，最早一批小说中的一篇。最早一批小说有四篇，两个月内集中写完，除了《国术馆》，其他的在三年内都得以发表，觉得幸运。
那时看到德瓦蒂约演的《巴尔扎克》，躁动的巴尔扎克在印刷厂的机器前忽然安静，说：“我写了那么多小说，总有一部会流传后世吧？”德瓦蒂约把这种哀伤演得深入骨髓，令人震撼。
我一度很爱模仿这段表演，说：“我写了四篇小说，总有一篇会流传后世吧？”期待别人骂一句：“你的成活率也太高了吧！”然后哈哈笑一通。
我继续写着新的小说，而这部《国术馆》则像一道儿童时期留下的刀疤，随着人的长大，也被拉长了。它最早是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后来是一个四万字的中篇，又改成一个两万字的短篇。
七年前，我获得了一个出单行本的机会，将它写成一个十八万字的长篇。这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其时还不具备写长篇的功力，自然遭到批评意见和修改建议。
这个时候，我让了。
没有继续修改，放弃了出版机会。我也第一次体会到，在艺术领域有许多才智达不到的事情，你只能等着自己再老一点。
等着你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慢慢完结。
幸好我没有及时完成这部小说，所以等来了素材的发酵期。不是我对素材的改造能力增强了，而是当初促使我创作小说的这块素材这么多年来还在生活里存在着，并活生生地发展，展现出令人敬畏的因果关系。
所以，十八万字保留了一万字，然后，重写。
我的黄金时代，是十年前我写最早的四篇小说的时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那时的我被灵感充斥，写字快慰无比。现今的我，写字已时感痛苦。
必须承认，写作是消灭才华的。写作是一门残酷的行当，如同人类史一样，伊甸园如此短暂，只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写作上，我早早便才华尽失，用光了幸福。现在的我常想，年华是一个书写者存在的方式。拜火教的天堂是一片冰冷的黑暗，只有时间的庄严——或许，这是书写者的天堂。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