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是在不经意中创造的,一九七八年,当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二十一户农民,为了吃饱肚子,冒着莫大风险,将土地承包下去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是在创造历史,更没想到这些农民同志实际上已为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改革破了题。

    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了,文山是一九八一年具体落实的。当时的政策是,土地承包合同一签五年。赵安邦作为文山古龙县刘集公社党委书记,

    参预了大包干的实施过程,深切体会到了一代农民心灵的颤动。钱惠人的父亲三老爹签过合同后,蹲在自家承包的八亩六分地里,一夜没回家,回家后就对钱惠人说:“党的政策好哇,到底把地包给咱了,庄稼人看见亮了!”

    钱惠人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民兵训练和治安,工作一直干得很不错,可家里包了八亩六分地后,立马变了个样,公社院里看不到他的影子了,白日黑夜和他父亲三老爹泡在自家的承包地里,气得赵安邦几次在党委会上批小农思想。在赵安邦看来,钱惠人骨子里就是个只注意眼前利益的农民,和那些农民们一样,都把这五年承包期当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致富机遇,似乎这种机遇是天上掉馅饼,一旦抓不住,馅饼就没了。这种心态也不奇怪,当时毕竟还是八十年代初,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谁心里也没有数。但钱惠人毕竟不是一般农民,到底在自家的八亩六分地上发现了真理,他第一个提出: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是一九八五年发生的事。这年五月,赵安邦由时任县委书记,其后升任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提名推荐,出任了古龙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钱惠人继任刘集乡党委书记。也正是那一年,土地的第一轮承包到期,第二轮承包即将开始。

    就在这节骨眼上,钱惠人坐着乡政府的破吉普,跑到县城招待所,向主管副县长赵安邦做了个汇报,先大谈了一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发生了巨大威力,乡里的农业形势如何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继而,试探着提出,“赵县长,这……这地还继续包下去吗?咱……咱们能不能思想解放些,干脆把地分给农民算了!”

    赵安邦大吃一惊,“把土地分给农民?钱胖子,你该不是喝多了吧?把土地承包给农民和分给农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连想都不能想,知道不?”

    钱惠人不服气,“怎么就不能想呢?中央说了,现在就是要解放思想!”

    赵安邦根本听不进去,手直摆,“这和解放思想无关,地委、县委都不会考虑的!你在我这儿说说也就算了,和别人这么四处胡说,小心县委撸了你的乌纱帽!”

    如果钱惠人就此被吓回去,如果没有一个多月后县委关于承包年限的争执,没有白天明大胆解放思想的指示,也许就没有那场分地风波了,新来的省委书记刘焕章也不会注意到他。可那天钱惠人没被吓回去,仍坚持要试着搞“二次土改”。

    钱惠人说了许多理由,“赵县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吧?既然实践证明地在农民手上年年大丰收,为啥就不能分呢?咱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的!现在只把地包给农民,农民都不放心,担心政策会变!随着承包到期,都不往地上下力了。刘集乡去年和今年虽然都丰收,产量可不如头三年了!不是自己的地,都不爱惜,连我爹都不用农家肥,只用化肥。有些人家做得更绝,从去年开始就用盐水浇地了。这么下去不得了啊,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全板结了,变成盐碱地了,咱们又是个农业大国,总得有个长远的打算是不是?”

    这些情况,赵安邦实际上都清楚,过去他是公社党委书记,如今是管农业的副县长,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不久前省里召开的一次农业会议上提出,希望第二轮承包的期限能适当延长。可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主管副省长的好一顿批评。因此,他便把这情况如实和钱惠人说了:“……惠人,你想想,省里连延长承包期都不同意,怎么能允许分地呢?你不想让我干这副县长了?”

    钱惠人当即讥讽说:“赵县长,过去你还说我小农意识,你呢?什么意识?是当官意识吧?就怕省委、地委撸了你的乌纱帽,你都不如安徽小岗村的农民!”

    赵安邦火了,“钱胖子,你别说我,说你:你狗东西是不是想当地主了?”

    钱惠人的回答不无精彩,“想当地主的不是我,是我老爹他们,是刘集乡的那些农民,他们个个都想当地主,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不信,你们一个个去问吧!”

    这次谈话虽说不欢而散,却给赵安邦很大的触动:钱惠人说得不错,几千年来,哪个中国农民不想成为土地的主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哪一次又和土地无关?如果真能把地分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谁敢这么做啊?

    赵安邦再也没想到,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就敢这么做,这个土改工作队队长的后代,竟和钱惠人想到一起去了,于是,便有了震惊全省的那场古龙县分地风波。

    分地风波肇始于春节前夕的一次县长、县委书记联合办公会。这个记忆应该不会错。那时他只是农业副县长,还不是县委常委,如果开的是县委常委会,他就没有出席的资格了。还有两个细节他也记得很清楚:其一,调任地委副书记没多久的白天明专程赶到县里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大家还一人出了五块钱,集体请白天明吃了顿饭。其二,主持会议的不是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壮夫,刘壮夫正在省委党校学习。主持会议的是县长于华北。于华北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下来没多久,同志们私下里都在传,说于华北只是下来镀镀金,以后还要回地委当组织部长的。

    那天的议题是讨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规定得很明确,再续订五年承包合同。然而,身为地委领导的白天明却在会议一开始就定调子说:“文件归文件,各县有各县的情况,我看也不必拘泥于上面的规定,思想可以解放一点,只要有利于将来农业的发展,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突破的东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这么一说,赵安邦心里又活动了,只字不提省农业会议上那位副省长的批评,明确提出了延长承包期,“白书记的意见我赞成,上面规定的承包期看来是短了点!为什么就不能签个十年、二十年呢?这阵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钱惠人和许多乡村干部向我反映,我们农民同志普遍担心政策会变,都在搞短期行为!”

    于华北证实说:“是的,是的,安邦说的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农民还是心有余悸啊,被过去的政治运动搞怕了,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看来,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次二轮承包多做解释工作哩!”

    赵安邦冲着于华北摇头苦笑,“于县长,怎么解释?谁相信咱们的解释啊?农民是注重实际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大一点,就搞个第二次土改,干脆把土地一次性地分给他们算了!”

    分地的话头几乎没经过大脑的思索,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

    于华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郑重提醒说:“哎,哎,安邦,这种场合,你这同志别胡说八道啊!搞大包干人家就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直吵到今天,你还想分地?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再说,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质完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应该说,于华北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赵安邦和于华北在文山头一次共事,二人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住在同一个县委招待所,公私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分地风波发生前,赵安邦和于华北的关系远远超过和白天明的关系。多年过后,有件事赵安邦仍记忆犹新:于华北那时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盒烟,可却出于谨慎,从不收受下面送的烟。赵安邦不抽烟,却老有人给他敬烟,赵安邦便收集起来,一次次集中送给于华北,什么牌子的都有。搞到后来,干脆是赵安邦搞不正之风,每月收熟人两三条烟,送给于华北,让于华北既有烟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华北谨慎持重,却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过赵安邦后,又说:“一包五年的政策规定,按说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书记和安邦说得都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还是要解放一点,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一包十年,我们也少一点折腾!”

    白天明和与会的县长、书记、常委们都没再说啥。赵安邦也没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发言时的一时冲动,谁都知道不可能实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会之后,白天明却把赵安邦悄悄叫到了县委招待所,绷着脸问:“我说安邦同志啊,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还是刘集乡党委书记钱惠人的主意啊?”

    赵安邦那当儿还不摸白天明的底,担心害了钱惠人,打哈哈说:“这事和钱惠人没啥关系,我也就是在会上随便说说——白书记,你不说要解放思想嘛!”

    白天明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别替钱惠人打掩护了,实话告诉你:钱惠人找过我了,还给我拿来了个材料,我仔细看了,有些说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从安定民心和保护耕地,以及将来农业的持续发展考虑,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他思索着,又说,“但是,有些问题钱惠人没想到,一个乡党委书记,总有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说:把地分下去,农田水利以后怎么办?谁还给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会不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啊?还有,农业迟早有一天要进入现代化,使用大机械,搞产业化,这又怎么办呢?要全面考虑啊!”

    这是赵安邦再也没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这么超前的思索!

    白天明要赵安邦好好搞个调查,拿出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搞方案时要实事求是,一定不要有什么顾忌,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当年如果有顾忌,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包干!第一关闯过了,这第二关,我看也可以试着闯一下!当然,也得学学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只做不说,钱惠人积极性那么高,可以先在刘集乡搞个试点嘛!”

    那次谈话无疑是历史性的,白天明作为一个押上身家性命闯关的改革者,就此如山一般耸立在赵安邦面前,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减低过高度。事过多年之后,赵安邦还认为,在他从政生涯的初始阶段,是白天明让他的思想第一次冲破了牢笼。

    自由的思想开始飞翔,作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开始了大胆的闯关。

    事过多年之后,刘焕章提起这件事,还当面和赵安邦说过:“我和省委注意到你,就是因为那年在文山分地!当时的文山地委瞻前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拖到最后才搞,怎么冒出你这么个主?你胆子不小啊,连土地和生产资料归集体的前提都不坚持了?省委不处理行吗?怎么向中央交待?当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允许失误,所以,处理归处理,该怎么用还要怎么用,否则,以后谁还敢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