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雀街会谈以后的第二天，马拉就像他对西蒙纳·埃佛拉所说过的一样，到国民公会里来了。
国民公会里有一个马拉派的侯爵，名叫路易·德·蒙多，他就是后来把一个上面有马拉的半身像的时钟送给国民公会的人。
马拉走进来的时候，夏波刚走到蒙多身边。
“喂，遗老……”他说。
蒙多抬起眼睛。
“为什么你叫我做遗老？”
“因为你是遗老呀。”
“我？”
“你从前是个侯爵。”
“我从来不是侯爵。”
“呸！”
“我的父亲是个兵士，我的祖父是个织工。”
“你在胡扯些什么呀，蒙多？”
“我不叫做蒙多。”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里朋。”
“老实说，”夏波说，“这对于我都是一样的。”
他又在牙缝里加上一句：
“现在谁都不肯承认自己是侯爵。”
马拉在左边的走廊里停下来，望着蒙多和夏波。
马拉每次走进来，总引起一阵嘈杂的议论声；不过这声音离他很远。在他身边的人都不做声。马拉并不理会这些。他看不起这种“池沼里的蛙叫”。
下面几排椅子比较阴暗，在那里有康贝·德·罗依、普里奈勒、魏拉（他是主教，后来当上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布特鲁、白蒂、白来夏、庞纳、帝波多、瓦得卢斯，他们互相指点着马拉。
“看！马拉！”
“他难道没有生病吗？”
“他是生着病，你看他穿的是睡衣。”
“穿睡衣吗？”
“天啊，真的！”
“他真是随便极了！”
“他竟敢这样子跑到国民公会里来！”
“既然那一天他能够戴着桂冠到这儿来，他当然也能够穿着睡衣到这儿来了！”
“黄铜色的脸，灰绿色的牙齿。”
“他的睡衣像是新的。”
“什么料子做的？”
“绸的。”
“有条纹的。”
“看看这件睡衣的滚边。”
“是兽皮滚边的。”
“老虎皮。”
“不，貂皮。”
“是假货。”
“他还穿着袜子！”
“真是怪事。”
“还有带扣子的鞋子。”
“银扣子！”
“这是连流氓也不肯饶恕他的。”
其他座位上的人们假装没有看见马拉。他们在谈论别的事情。桑朵纳走近杜索尔。
“杜索尔，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前伯爵特·白里安纳。”
“就是和前公爵魏勒华一起关在拉·霍斯监狱的那一位吗？”
“是的。”
“他们两个我都认识，怎么样？”
“他们怕得那么厉害，竟对所有狱卒的红帽子行敬礼，有一天，他们甚至于拒绝玩纸牌，因为人们给他们的那一副纸牌是有国王和王后的。”
“后来怎样？”
“他们昨天上了断头台。”
“两个都上了吗？”
“两个都上了。”
“总括一句，他们在监狱里的表现怎样？”
“像懦夫一样。”
“他们在断头台上的表现呢？”
“像勇士一样。”
于是杜索尔感叹地叫道：
“死比活更容易。”
巴莱尔在读一篇报告；关于旺代的报告。九百个兵士带着大炮已经从莫比昂出发去援救南特。来东已经受农民军队的威胁。宾波夫曾受袭击。一队海防舰队正在曼特林游弋以防止登陆。从英格朗起一直到摩尔，整个卢瓦尔河的左岸布满了保王党的炮台。普尼克已经被三千农民军占领。他们喊着：“英国人万岁！”巴莱尔读着桑泰尔给国民议会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这样结束的：“七千农民军曾经进攻瓦纳。我们已经把他们击退，并且俘获大炮四门……”
“俘虏有多少？”一个人插进来问。
巴莱尔继续读下去……信尾附白：“我们没有俘虏，因为我们不再捉俘虏了。”
马拉始终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没有听别人的谈话，仿佛在思索着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的手上拿着一张纸，而且用手指揉弄着，如果有谁把这张纸展开，就能够读到上面的几行字，这几行字是莫摩罗的笔迹，大概是回答马拉所提出的问题：
“——对于特派委员的绝对权力毫无办法应付，尤其是对公安委员会的委员。尽管任尼西尔在五月六日的会议上大嚷着‘每一个委员的权力比一个国王更大’，这对于减低他们的权力并没有发生什么效力。他们掌握生死大权。马萨德在昂耶、特鲁拉在圣亚芒、尼庸在马舍将军处、巴林在萨布军队里、米里耶在尼约军队里，都有绝对的大权。雅各宾俱乐部甚至于任命巴林为旅长。环境可以原谅一切。一个公安委员会的特派代表可以控制一个总司令。”
马拉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放进衣袋里，慢慢地向蒙多和夏波走去，他们在继续谈话，没有看见马拉走进来。
夏波说：
“马里朋或者蒙多，你听我说：我刚从公安委员会出来。”
“他们在干些什么？”
“他们派一个教士去监视一个贵族。”
“啊！”
“像你一样的一个贵族……”
“我不是贵族。”蒙多说。
“派一个教士……”
“像你一样。”
“我不是教士。”夏波说。
他们两个都大笑起来。
“把这件奇闻说清楚点吧。”蒙多说。
“是这么一回事。一个名叫西穆尔登的教士被派做全权代表到一个名叫郭文的子爵那里去；这个子爵在率领海岸部队的远征军。问题是如何防止这个贵族舞弊和这个教士叛变。”
“这很简单，”蒙多回答，“只要把死神拉进来就行了。”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马拉说。
他们抬起了头。
“你好，马拉，”夏波说，“你很少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的医生叫我常常洗澡。”马拉回答。
“不要相信洗澡，”夏波说，“辛尼加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死的。”
马拉微笑了：
“夏波，这儿没有尼罗。”
“可是这儿有你。”一个粗暴的声音说。
那是丹东经过，他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马拉没有回过头来。
他把头俯下来，摆在蒙多和夏波的脸中间。
“你们听着。我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来的。我们三个人中任何一个应该在今天向国民公会提出一项法令草案。”
“我不行，”蒙多说，“人家不听我的，因为我是侯爵。”
“我也不行，”夏波说，“人家不听我的，我是方济各会修士。”
“我呢，”马拉说，“人家也不听我的，因为我是马拉。”
他们沉默了一阵。
要向怀着心事的马拉提出问题是不妥当的。可是蒙多依然冒险问了一句：
“马拉，你要提出的是什么法案？”
“法案的内容是：任何军事领袖如果纵放一名俘获的叛军便要被处死刑。”
夏波插进来说：
“这个命令已经有了。是四月底通过的。”
“可是和没有一样，”马拉说，“在整个旺代，到处都有人纵放俘虏；藏匿俘虏也没有受到处罚。”
“马拉，这是因为这道命令已经失效了。”
“夏波，必须使这道命令重新生效。”
“当然。”
“因此就要在国民公会上发言。”
“马拉，国民公会是不必要的，公安委员会就够了。”
“我们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蒙多说，“只要公安委员会把这道命令在旺代的各个市镇里张贴，而且弄出两三个榜样来示众。”
“拿几个大人物来做榜样，”夏波说，“拿几个将军来开刀。”
马拉喃喃地说：“的确，这样就够了。”
“马拉，”夏波又说，“你亲自到公安委员会去说。”
马拉紧紧地盯住他，这是很难受的，连夏波也觉得不快。
“夏波，”他说，“公安委员会就是罗伯斯比尔的家。我不到罗伯斯比尔的家里。”
“我去。”蒙多说。
“好的。”马拉说。
第二天，公安委员会向各方面发出一道命令，指示各地应把关于包庇放纵俘获的匪徒和叛军逃走者均处极刑的命令张贴在旺代的一切城镇和乡村里，而且必须严格执行。
这道命令不过是第一步。国民公会比这更进一步。几个月以后，在共和国二年雾月十一日（即一七九三年十一月），由于赖伐尔城开门容纳逃亡的旺代叛军，国民公会命令：凡是收留叛军的城市一概予以破坏及毁灭。
在欧洲各国国王方面，也联合在布伦斯威克公爵的檄文（这是受了逃亡贵族的怂恿，由奥里昂公爵的总管李农侯爵起草而成的）内宣布：“凡身带武器之法国人一经执获即行枪决，如敢动国王一根毫毛，巴黎即将被铲平。”
这是野蛮对付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