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中学的最后一年里，作为毕业班学生的莱韦屈恩又在所有功课之余开始钻研起了非必修的、就连我都不去学的希伯来语，并以此暴露出他未来职业规划的取向。事实“表明”（有那么一个瞬间，他用一个偶然的字眼向我披露了蕴藏于他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感，我先前对此进行报道时曾经用过这一措辞，现在我再次刻意地去重复它）——事实表明，他打算学习神学。毕业考试的临近要求学生作出决定，选择一门专业，他于是宣布，他的选择已经作出：在受到询问之后，他向他的伯父宣布他的决定，伯父扬起眉毛连声说“妙！”在布赫尔，他突然向他的父母宣布他的决定，他们感到很受用，满心欢喜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伯父，而他此前早就向我透露过他的决定，并且还同时暗示说，按照他的理解，这种学习并不是为了以后能够胜任教会管理和灵魂救助之类的实际工作，而是对一种学术生涯所进行的准备。
听了他的这番暗示，我其实应该感到安慰才是，而事实也是如此，因为，让我去想象他当上布道职位候选人、主教士，甚而当上教会监理会成员和大教区牧师，这于我可是极不情愿的事情。假若他至少也要跟我们一样信奉天主教，那该有多好啊！那样的话，我觉得，他的飞黄腾达其实是很容易想见的，沿着等级制度的台阶，一路平步青云，直至爬上教会诸侯的宝座，这似乎才是一个更加幸运辉煌、更能与他的才能相匹配的前景。然而，他要选择上帝的学说作为未来职业，他的这个决定本身，无论如何对我都好比是当头一棒，我现在相信，当时，当听到他向我宣布他的这个决定时，我的脸上是变了颜色的。为什么呢？我几乎不知道，他除此之外还该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来。事实上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对他是足够好的；这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每一种职业的平民的、经验的那一面确实都配不上他，而我一直以来都在徒劳无益地四处寻找我心目中其实践性和行业性对他完全合适的那种职业。我对他所怀有的这份雄心是绝对的，尽管如此，当我认识到——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那边是出于高傲而作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仍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我们有时也能够取得意见一致，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我们赞同下面这个普遍的看法，即哲学是科学之王。它，我们断定，在科学之中所占据的位置大概就跟管风琴在乐器之中所占据的位置一样。哲学俯视科学，对科学进行精神总结，整理并提炼一切研究领域的成果，使之成为世界观，成为压倒一切的、权威性的、发掘生活的意义的综合，成为检阅人在大千世界地位的法则。我对于我的朋友的未来的思考，对于一个适合他的“职业”的思考，总是促使着我去进行类似的想象。他那多方面的、并让我为他的健康而担惊受怕的追求，他那和评判形影相随的体验的热望，使得这些梦想变得名正言顺起来。那种无所不包，那种自主独立的博学之人和世间智者的生存形式，在我看来，对他才是正合适的，而且——我的想象力也就只能是到此为止了。而我当前不得不面对的情况是，他那方面已经悄悄走出老远了，他已经私下里，当然是不动声色地——因为他用的是很平静的、很不起眼的词句来表述的自己的决定——超越了我这个朋友的雄心并使之羞愧难当。
如果人们愿意的话，那么，就会有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里，甚至连哲学之王都要沦为仆役，沦为辅助科学，说得专业一点，就是沦为“次要学科”，而这门学科就是神学。对于智慧的热爱在哪里上升为对于最高本质的、对于存在本原的观照，上升为关于上帝的和上帝的事物的学说，那么，人们可能会说，哪里就是科学尊严的顶峰，哪里就是认识的最高级的和最高贵的领域，哪里就是思想的极致；哪里就为富有灵性的智力定下其最为崇高的目标。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无比崇高的目标，是因为在这里，世俗的科学，例如我自己的，语文学，同它一道还有历史学及其别的学科，统统都成为纯粹的、服务于认识圣灵的工具，而之所以同时又说这是一个必须心怀深沉无比的敬畏去追求的目标，是因为这个目标，按照《圣经》里的说法，“高于所有的理性”，而人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接受一种比其他任何深奥博学的专业限制赋予人的精神所应承担的义务还要虔诚、还要笃信的义务。
这就是阿德里安当年告诉我他的那个决定时在我脑海里闪现过的想法。如果他是出于某种精神的利己主义的本能而作出这个决定的话，也就是说他是出于这种要求，即希望把自己那冷漠的、无处不在的、能够轻易地领悟一切的、备受优越感宠爱的智力用宗教的东西来加以约束，使之向后者屈服，甘拜下风，那么，我原本是不会有什么异议的。那样的话，不仅我内心悄然涌动着的、由于挂念他而感到的某种不安会得到平息，而且我还会深受感动；因为，这种Sacrificium intellectus，它必然会导致通过直觉去了解那另外一个世界，而导致这种情况的智力越强大，它所受到的评价必然就越高。——但我从根本上就不相信我的朋友有一颗虔敬之心。我相信他的骄傲，我自己也为之而骄傲，而且，我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怀疑，怀疑这份骄傲就是他作出决定的源泉。所以我可以说是喜忧参半，这使得我在听到他的通报时浑身上下感到一阵惊恐。
他发现我一脸迷惘之后，就觉得我这是由于想到了对一个第三方——他的音乐老师的缘故。
“你肯定以为，克雷齐马尔会感到失望，”他说道。“我也知道，他希望我把全部心思都放到波吕许莫尼亚身上。奇怪得很，总是有人想把别人往自己的路上拉。一人难称百人心。不过，我将会提醒他注意，通过礼拜仪式及其历史，音乐变戏法似的大量渗透到神学之中，甚至在实践性和艺术性方面超过了它对数学和化学乃至对声学的渗透。”
他表示要把这些话说给克雷齐马尔听，但我心里明白得很，他这实际是说给我听的，更有甚者，就连我独自一人呆着的时候，我这脑子居然还会翻来覆去地去想他的这些话。诚然，在同神学和礼拜仪式的关系上，同那些世俗的科学一样，各类艺术也具有，尤其是音乐具有一种从属的、辅助的性质，这种看法是和我们所作的某些讨论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这些讨论中大谈这门艺术的命运，大谈这门艺术同礼拜仪式的脱离，大谈这门艺术的文化世俗化，我们认为，这门艺术的命运一方面很有促进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是感伤沉重的。我非常清楚：为了他个人，为了他的职业前景，他不惜让音乐退回到它从前的、照他看来还是较为幸福的时期，不惜把音乐降格到它原来在祭礼联盟所占据的那个位置，这种意愿在他选择职业的时候无疑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同世俗的研究科目一样，他也愿意看到音乐处在这个作为信徒的他甘愿为之献身的领域之下，而我的眼前也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幅将他的想法感性化的巴洛克式油画，一幅圣坛画，只见画面上，所有的艺术和科学门类全都毕恭毕敬地向被尊奉为神的神学宣誓效忠。
我把自己的这幅幻象讲给阿德里安听，他禁不住大笑起来，而且笑了有好一阵子。他那时心情很好，特别爱开玩笑——也难怪他这样；因为，中学的校门在我们的身后关上了，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城市的城门打开了，世界张开双臂迎接我们，我们的羽翼变得丰满，自由开始降临，这样的时刻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人一生中最为幸福、最为热切渴望的时刻吗？通过和文德尔·克雷齐马尔一起去附近较大的几座城市听音乐会，阿德里安对于外面的世界已经预先略知一二；现在，凯泽斯阿舍恩，这座有着巫婆和怪物、有着乐器仓库、有着设在大教堂内的皇帝陵墓的城市，终于舍得放他走了，而远走高飞的他，日后也还会再回来看看，也还会重新漫步于这座小城的街头巷尾，只不过物是人非，那个时候的他，将会嘴角含笑，俨然一个见过世面的人。
真是这样的吗？难道凯泽斯阿舍恩什么时候放走过他吗？难道他不是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的吗，更何况，每当他以为能够自己做主的时候，他难道不都是受制于它的吗？什么是自由！只有无关紧要的才是自由的。有特点的东西永远都不是自由的，它被打上了烙印，受到制约和束缚。我的朋友决定学习神学，其言下之意难道不就是“凯泽斯阿舍恩”吗？阿德里安·莱韦屈恩和这座城市——显然，两者加在一起的结果肯定就是神学；我事后问自己，我除此之外还能期盼什么。他后来投身作曲。可是，如果他谱写的是非常大胆的音乐的话，那大概也就可以说是“自由的”音乐、万能的音乐了吧？然而，那却不是。那是一个永远也走不掉的人的音乐，它卷入最为隐秘的天才与怪诞的纠缠之中，它发出的每一个宛如发自教堂地窖般空灵的回声和气息表明，它是有特点的音乐，是凯泽斯阿舍恩的音乐。
他那时，要我说呢，兴致很高，干吗不呢！他的笔试全部合格，因而免考口试。他怀着对学校全部栽培的感激同老师们一一作别，他那藐视一切的轻松自如始终令他们感到内心隐隐作痛，不过，由于敬重他所选择的专业，他们不再对此耿耿于怀。然而，话虽如此，这所“高水平的共同生活兄弟会学校”校长，一个人称施托伊恩廷博士的波美拉尼亚人，同时也是教过他希腊语、中古德语和希伯来语的一位老师，仍旧还是利用私下和他告别的机会，念念不忘地对他进上了一段与此相关的逆耳之言。
“保重，”他说道，“上帝与您同在，莱韦屈恩！——这是我发自心底的祝福，不管您现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我都觉得，您可能需要这样的祝福。您是一个富有才能的人，这一点您自己也是知道的——您又怎么会不知道呢？您也知道，天上的主，作为万物之源，把这些才能托付给了您，而您也愿意把这些才能敬献给主。您是对的：自然的功绩是上帝为我们立下的功绩，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功绩。上帝的对手，自己落得个骄傲必败的下场不说，还妄图让我们忘掉这一点。这可是一个不速之客，这可是一头吼叫着的狮子，这头吼狮正在四处搜寻它要吞食的猎物。有些人需要特别当心它的诡计，而您就是这些人之中的一员。这就是我对于您，确切地说是对于受上帝之托而成其为您的恭维。心怀敬畏吧，我的朋友，不要桀骜不驯、躁动骄狂；另外，您始终还要牢记，自满就是堕落，就是对一切恩惠赐予者的忘恩负义！”
这就是那位忠诚的教书匠的忠告，我后来还在他领导的这所中学担任过教职。而这次交谈的内容是阿德里安在一次散步途中微笑着告诉给我的。那年的复活节期间，我们经常从布赫尔农庄出发，去到田野和树林里散步。因为中学毕业考试结束之后，他回到家里，要在父母身边度过为期几个星期的闲暇时光，而他的好心的父母也把我一起邀来和他做伴。那次，我们一边闲庭信步，一边谈论施托伊恩廷的警告，尤其是他在其告别演说中使用过的“自然的功绩”一词。我们所进行的这次交谈，我到现在依然还记得十分清楚。阿德里安当时证实说，他这是从歌德那里搬过来的，歌德喜欢用这个词组，或者说他也经常把“天生的功绩”挂在嘴边，通过这种自相矛盾的组合，他试图去除“功绩”一词的道德性，而反过来把自然天成提升为外在于道德和血统的功绩。他因此而反对那种对谦虚的要求，这种要求来自那些不被自然恩宠的人，而且他还宣称：“只有叫花子才谦虚。”但施托伊恩廷校长更多的却是遵循席勒的精神，而且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引用歌德的话语，席勒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从道德上对天才和个人功绩进行区分，把在歌德眼里紧密交织在一起、不可分离的功绩和幸福截然区别开来。这位校长的做法也是如此。他把自然称作上帝，把天生的才能说成是上帝为我们立下的功绩，而我们则必须心怀敬畏地去承载这些功绩。
“德国人，”只听这个大学新生这样说道，他的口里同时还含着一根草茎，“有一种双轨的、叫人难以容忍的组合式的思想方式，他们总是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他们什么都想要。他们有能力在伟大的个性身上大胆建立对照的思想和存在原则。但他们随后就把它们混合起来，按照另一部分的意思来使用这一部分的特性，把一切搅得一团糟，却还得意扬扬地以为，他们能够调和自由与高贵、理想主义和自然天真。这很可能是行不通的。”
“但他们集两者于一身，”我回应道，“否则，他们不可能把那两个方面都展示出来。好一个丰富的民族。”
“好一个杂乱无章的民族，”他坚持道，“而且还是一个让别人迷惑不解的民族。”除此以外，在乡下无忧无虑的这几周里，我们基本上再未进行这样的哲思。总的看来，他那时对大笑和胡闹的兴致要高过讨论玄学。他对宇宙的感觉，对它的向往，以及他爱大笑、甚至是笑出眼泪的偏好，我前面也都作过说明，但是，假如读者不知道把这些兴高采烈的欢闹和他的性格结合起来的话，那么，我所传递的关于他的形象的信息就有可能是虚假的。我不想说这是幽默，这个字眼在我听来太舒服、太温和，对他不合适。他的大笑的癖好似乎更多是一种逃避，是一种稍显放纵的、永远都不能令我感到欢喜和舒服的对生活的严肃性的瓦解，是一种超常的天赋的产物。回顾已经结束的中学时代，回顾同学和老师中那些滑稽人物，再加上回忆最近期的文化体验，中等城市举办的歌剧演出，尽管这些演出中的即兴演唱充满风趣诙谐，却也无损于所体现的作品的崇高庄严，凡此种种，全都为他提供了肆无忌惮地去大笑的机会。这不，《洛恩格林》中大腹便便的、长着内八字脚的国王海因利希，他的一张掩映在脚笼形胡子丛中的圆溜溜、黑乎乎的嘴，以及他从自己的这张黑嘴里发出的轰隆隆的男低音，就必然会被他拿来充当笑料。他笑得是那样的前仰后合——这也只不过是一个，也许是一个过于具体的说明他大笑的癖好的例子罢了。这种对于大笑的沉湎，其内容往往还要空洞得多，甚至跟纯粹的胡闹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我承认，在这样的时候去附和他的大笑，对我始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并不是非常喜欢这种大笑，每当他笑得不能自已的时候，我就被迫想起他自己亲口告诉过我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取自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内容大意讲的是，只有诺亚的儿子和魔术师琐罗亚斯德的父亲哈姆，只有他俩是笑着出生的，不过，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出生的时候笑得如此开心，却是由于得到了魔鬼的帮助。这在我已经成为每次都会出现的强制性回忆，不过，同其他的顾虑相比，这也仅仅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例如，我内心投向他的目光过于认真严肃，免不了有些诚惶诚恐，因而并不能够恰如其分地去追随他的纵情恣肆。再者，我天性中的某种枯燥和僵化可能也导致我在此处表现得不够灵活。
后来，他在莱比锡结识了英国语言文学专家兼作家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从而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发挥这种兴致的更好的对象，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都有点妒忌此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