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维诺夫等公爵夫人和她的全部随从走了以后,也离开了林荫道。他完全不能清楚地辨别他此刻的感受:他觉得羞愧,甚至畏惧,但是自尊心又得到了满足……伊琳娜突如其来的表白使他瞠目结舌。她那番热烈而急促的话语像倾盆大雨朝他劈头盖脸而来。“这些交际界的女士们真是些怪人,”他心里想,“她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合情理……她们的生活环境把她们的性格破坏了,连她们自己也感觉到那是丑恶的!……”其实他心里想的根本不是这个,只不过是机械地重复这些陈词滥调,仿佛想以此来排除另外一些更可怕的思想。他懂得,此刻他不应该认真地思索,否则他一定要责备自己,因而他迈着迟缓的步伐,几乎是努力地注意着迎面碰到的一切……他突然发现自己走到一个长椅跟前,看见椅旁有两只脚,然后顺着脚往上看……这两只脚属于一个坐在长椅上读报的人;这个人原来就是波图金。李特维诺夫不禁发出轻微的叫声。波图金把报纸放在膝上,注意地、不带笑容地看了看李特维诺夫,李特维诺夫也看了看他,同样是注意地,也同样是不带笑容。

“可以坐在您旁边吗?”他终于问道。

“请坐吧,劳驾。不过,我要事先告诉您,如果您是想和我谈谈,那么请不要见怪,我此刻情绪坏透了,厌恶人类,一切事物在我眼里都是非常可憎的。”

“这没关系,索松特·伊凡诺维奇,”李特维诺夫喃喃地说,在椅上坐下来,“这反而更好……可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呢?”

“其实真没有什么值得我发火的,”波图金说,“我刚才从报上读到一个在俄国进行司法改革的草案,非常满意地看到,我们也终于聪明起来了,也不再打算在独立自主、民族性或是创造性的借口之下,对清楚明确的欧洲逻辑画蛇添足,而是恰恰相反,把别人的好东西全部拿来。在农民问题上让了步就够了……咱们还是摆脱开公有份地吧!……确实,确实,我是不应该发火的,可是我不幸遇上了一个俄国天才,跟他谈了话,即令我躺在坟墓里,这帮天才和无师自通的家伙们也不让我安宁!”

“什么天才?”李特维诺夫问道。

“来了那么一位绅士,他摆出一副天才音乐家的派头。说什么:‘我当然算不了什么,我只不过是个零。因为我没有正规学习过,不过比起美耶别尔来,我的旋律和思想都要多得多。’那么,我首先要说:你为什么没去正规学习?其次,不要说是美耶别尔了,就是德国末流乐队里一个忝居末座的长笛手,他所具有的思想,比起我们这帮无师自通的天才来,也要多上二十倍。不过长笛手把这些思想藏在心里,绝不会带着它们在莫扎特和海顿的祖国瞎出风头。可是我们这位天才搞出一支‘乱弹琴’的华尔兹或是浪漫曲,就把双手插进裤袋,歪着嘴——瞧,我是天才。美术界也如此,到处一样。我可真讨厌这帮天才!谁不知道,他们只能在没有真正的科学和艺术的地方去炫耀。难道还不该把这种炫耀,这帮下流无耻的废物,连同那一套高调:什么我们罗斯没有一个人饿死,道路是最好走的,又是什么我们能战胜一切强敌,等等,通通束之高阁吗?老有人在我面前转来转去,吹嘘什么俄国天赋的才能啦,天才的本能啦,什么库里宾啦,等等。天哪,这是什么才能啊?这是一种睡意蒙眬的梦话,要不就是一种半人半兽的智力。本能!这可真找到可夸耀的了!不妨以林中的蚂蚁为例吧,您把它放到离蚁穴一里之外,它也照样能找到回家的路;人类就办不到了,这又说明什么呢?难道他不如蚂蚁?本能,即令再了不起,也不值得与人去相比:而理性,普通的、健康的而又平常的理性——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我们的骄傲。理性绝不会去搞这类把戏,所以一切都能以它为基础。至于说到库里宾,他不懂技术,而制造出一种什么极不像样的钟表,那么我就要把这种钟表放在耻辱柱上。你们瞧呀,善良的人们,不要这样做。库里宾本人没什么罪过,可他做的事糟透了。有人夸奖捷鲁施金,因为他爬上海军部大厦的尖顶,夸奖他的勇敢与灵活是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夸奖夸奖呢?可是不该嚷嚷什么他这下子可把德国建筑师们给镇住了!德国建筑师们有什么用处?只不过会搂钱罢了……其实,他根本镇不住他们:后来还是要在尖顶周围搭上脚手架,用普通的方法进行修缮。看在上帝面上,千万不要在我们罗斯鼓励一种思想:不必学习就能做得成什么!不行!就算你是特别聪明,也要学习,从头学起!否则就闭上嘴,夹住尾巴,老老实实坐着!嘿!真热!”

波图金摘下帽子,挥动着手帕扇风。

“俄国的艺术,”他又说了起来,“俄国的艺术!……俄国的努力我知道,俄国的无能我也知道,可是俄国的艺术,对不起,我还没有见过。一连二十年人们拜倒在勃留洛夫的这种不足道的浑圆的手法脚下,自以为我们创立了一种流派,而且比所有的流派都高明……俄国艺术,哈哈哈!嗬嗬!”

“不过,请原谅,索松特·伊凡诺维奇,”李特维诺夫说,“那么,对格林卡,您也否认?”

波图金搔搔耳朵。

“您知道,例外只能证实规律,但即令是这种情况,我们也免不了要吹牛。就譬如说,格林卡的确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然而无论是外在的或是内部的条件都妨碍他成为俄国歌剧的奠基人,这一点,任何人也不能争论。但是不,这怎么行!应当马上把他吹捧成为音乐界的大元帅,宫廷大臣,而对别的民族就使劲贬低。可以马上指着某一个‘巨大的’本国的天才说,人家就没法跟他比。可是他的作品恰恰是对异国二流人物的模仿品——正是二流人物的;因为它较比易于模仿。没有这样的人物吗?噢,对于穷困愚昧的野蛮人来说,艺术的继承性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艺术家就是拉包之类的人:他们说,这是一个奇人,一只手能举起六普特的重量,可是我们的呢——可以举起整整十二普特!没法比?!可我呢,斗胆向您报告一件我忘不了的事。今年春天,我参观了伦敦郊外的水晶宫。您是知道的,这座宫里陈列着人类的发明创造——可以说是一部人类的百科全书。我在这些机器、工具和伟人塑像中走着,心想如果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如果某一民族从地面消失,凡是这个民族所创造的一切展品也应随之从水晶宫里撤走的话——那么,我们亲爱的母亲,东正教的罗斯,若是陷入地狱的话,那么我们的祖国连那儿的一根钉子,一颗大头针也不会触动;一切都会安然无恙地留在原地,因为甚至连茶炊、树皮鞋、马颈圈和鞭子,我们这些著名的产品都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可是即令是桑德维契夫岛消失了也不会发生这类事,那里的居民还发明了木船和镖枪呢:参观的人们还会发现水晶宫不再展出这些东西了。您也许会这样说:这是诽谤!这太刻毒了……可我要说:第一,我向来不会细声细气地批评;第二,显然,人们不仅不敢正视魔鬼,也不敢正视自己,而且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喜欢别人哄他睡觉。咱们旧有的一些发明是从东方传来的,而新的,有不少是勉勉强强从西方搞来的,可是我们还继续大讲其俄国艺术的独立性!有的英雄好汉甚至还发现了俄国有科学:你瞧,我们这里,二乘二也是等于四,而且算得更麻利。”

“不过,请等一等,索松特·伊凡诺维奇,”李特维诺夫高叫一声,“请等一等!我们还是有东西送到万国博览会去展出的,欧洲也搜罗了一些我们的东西呢。”

“是的,原料,半成品。请注意,敬爱的先生,我们的原料之所以好,其原因是别的情况特别坏:例如我们的猪鬃,又粗又硬,那是因为猪太坏了;牛皮又厚又结实,因为牛太瘦;我们的脂油很肥,因为把一半的肉熬进去了……其实,何必要我来对您絮絮叨叨地说这些呢!您是专攻工艺学的,在这方面,您应当比我还清楚。人们对我大谈特谈发明创造能力!俄国人的发明创造能力!可是我们的地主老爷在叫苦连天,受了损失,由于没有令人满意的烘谷机,不得不仍旧采用留里克时代的老办法,把一捆捆的麦子送进烘谷房去焙干,这种烘谷房损失太大,就跟树皮鞋和蒲席一样不经用,经常着火。地主们叫苦归叫苦,可是烘谷机终究还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德国人不需要它;他们的麦子是湿着磨的,所以也就不必伤脑筋去发明它了,可我们……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如此而已!我决定从今日起,只要碰到天才或是无师自通的人,就要对他说,慢着,可敬的先生!烘谷机在哪里?把它拿出来!可他们哪儿搞得出来哟!我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捡起圣西门或是傅立叶早就穿旧了的破鞋,恭恭敬敬地顶在头上,像圣物一样供着——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或是瞎诌一篇论述法国主要都市中无产阶级的历史意义及现代意义——这我们也能。有一次,我向这么个作家,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类似您那位渥罗希洛夫先生的人,我向他提出,请举出这个法国的二十个城市的名字来,可是您知道,结果如何呢?结果是,这个政治经济学家实在无法可想,终于把蒙菲尔梅也算成法国城市了,很明显,这是想起波尔·德·珂克的小说了。这让我又想起一件可笑的事。有一天,我带着猎枪和狗到林子里去……”

“您爱打猎?”李特维诺夫问。

“偶尔放两枪。我到沼地去打田鹬,因为别的猎人对我谈起过这个沼地。我一瞧,林中空地上的一座小木屋门前,坐着一个小伙计,长得像剥了壳的核桃那样鲜嫩,他得意扬扬地笑着,究竟笑什么,不知道。我就问他:‘沼地在什么地方,那儿有田鹬吗?’‘请吧,请吧,’他马上像唱歌一样的慢慢说了起来,脸上那副神情,像是我送给他一个卢布似的,‘我们真高兴呀,这个沼地可是第一流的,至于说到各种野禽嘛,我的天哪!可真有的是。’我去了,可是不仅没有发现任何野禽,连沼地也早就干涸了。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俄国人要撒谎呢?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家要撒谎,连谈到野禽也要撒谎?”

李特维诺夫一言不答,只是同情地叹息一声。

“若是跟这种政治经济学家谈论社会科学的艰巨课题,只是空谈泛论,不涉及事实的话……瞧吧,就像鸟儿飞,像老鹰一般盘旋天际。”波图金接着往下说,“有一次,我捉住了一只这样的鸟,您可以看到,我设置了一个又好又明显的诱饵。我跟一个现代‘青年’谈起种种——照他们所说——问题。于是他照例大发雷霆,像孩子似的猛烈地攻击婚姻制度,我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没有一点效果!我一瞧,再也没法子制住他了。可是我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好主意!我说:‘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向您报告,’对这些‘现代青年’讲话永远得恭恭敬敬,‘您使我感到惊讶,您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然而至今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切食肉类的凶禽猛兽,它们为了替自己及孩子们捕获活食,必须下很大功夫……您把人也归在这一类动物之中的吧?’‘现代青年’马上随声附和:‘人当然是属于这一类的,正是食肉类的动物。’我又加了一句:‘也是凶猛的了。’他承认了:‘也是凶猛的。’我说:‘说得好。那么,我真觉得奇怪,您怎么没有发现,这一类动物都是一公一母配偶制的呢?’‘现代青年’吃了一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您再想想,狮子、狼、狐狸、鹞、鸢,敬请考虑,如果不是这样,又将如何呢?即便是一双一对,养活幼儿都不容易呢。’‘现代青年’想了想,说道:‘在这方面,人不应跟兽学。’于是我就称他唯心主义者,他好不生气!差点没气哭了。我只好安慰他,答应他决不告诉他的同伴们。唯心主义者的头衔,是那么轻易得到的吗!问题就在于此,现代的青年失算了。他们以为,过去的时代,黑暗的、在地下做苦工的岁月过去了,你们老一辈像田鼠一样去挖啊,掘啊,倒也蛮好,可是对我们年青一代来说,充当这种角色真有失体面,我们应当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所作为,我们会有所作为的……亲爱的!如果连你们的孩子也无所作为的话,那么你们是否愿意追随老一辈到地洞里去,再回到地洞里去呢?”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我的先生,照我看来,”波图金又说了起来,“我们不仅应当把知识、艺术、法律归功于文明,即便是美感与诗情的发展也得力于文明的影响,至于所谓的民间创作,朴素的、无意识的创作,却完全是荒谬、胡说八道。即便在荷马史诗里也能发现精致而丰富的文明的痕迹。就是爱本身也是因为文明而变得高尚起来。因为我的这种异端邪说,斯拉夫主义者也许很乐于把我绞死,如果他们不像现在这样慈善心肠的话。不过,我仍要坚持自己的看法——无论他们怎么叫我读柯汉诺芙斯卡娅夫人的作品《静止的蜂群》,我也不去闻这种triple extrait de mougik Russe,因为我不属于上流社会,这个上流社会才必须随时随刻使自己相信自己并没有完全法国化,因之才特意为他们写出了这种en cuir de Russie的文学。您可以试着把《静止的蜂群》中最有劲、最‘通俗’的几段读给平民百姓——货真价实的老百姓听;他准会以为您是告诉他一种治疟疾或是治酗酒的新咒语呢。我再说一遍,没有文明也就没有诗歌。您想不想弄弄清楚,一个不文明的俄国人的诗意的理想是什么?不妨翻一翻我们的壮士歌和我们的传说。它们里面总是把爱情说成是施用妖法、蛊术、媚药的结果,还有什么‘迷魂汤’,甚至说成是中了邪的情人,这些我不去讲它。我也不想提出,在全部欧洲及亚洲文学中,我们的所谓史诗文学,是唯一没有典型的情侣的——如果不算万卡、丹卡的话。而且神圣俄罗斯的勇士最初认识他那个命中注定的新娘时,总是毫不怜惜地把她皮肤白皙的身体揍上一顿,因为‘女人们都变坏了’。这一切的一切,我都不讲,我希望您注意的是不开化的原始斯拉夫人描绘的青年,jeune premier的优雅形象。请注意,jeune premier来了:他披着每条衣缝都用倒钩针密密相连的貂皮大氅,一条七彩腰带高高地束在腋下,袖子遮住了双手,大氅的领子高过脑袋,从前面瞧不见红润的脸蛋,打后面也看不到雪白的颈项,皮帽斜压着一只耳朵,脚蹬一双上等山羊皮的靴子,靴头尖得像锥子,后跟也是高高的——靴尖上可以滚鸡蛋,高跟底下可以飞过一只麻雀。这个年轻人走起路来迈着小碎步,凭着这种精彩出色的步伐,我们的阿尔西巴德、朱里洛·泼林珂维奇,对老媪和少女都起着仙丹妙药的作用。这种步伐,这种无法模仿的小碎步,一直流传到今天,传到我们全体无精打采的跑堂脚下,这是社会的精华,俄国的奢华之花,这是nec plus ultra俄国风味。我说这些,一点也不是开玩笑:笨拙的豪放——这就是我们艺术家们的理想。怎么样,形象不错吧?这里有不少可以提供给画家与雕塑家的材料吧?至于那位使得青年人入迷的美女,她‘脸上的血色跟兔子一样?……’但是您,似乎没有在听我的话?”

李特维诺夫猛然一惊。他真的并不在听波图金对他说些什么;他在想,苦苦地想着伊琳娜,想着最近一次的见面……

“原谅我,索松特·伊凡诺维奇,”他说,“不过,我还是想问问您早先那个关于……关于拉特米洛娃夫人的问题。”

波图金收起报纸,放进口袋。

“您还是想知道,我是怎么认识她的?”

“不,不是这个;我是想听听您的看法……关于她在彼得堡扮演了什么角色。究竟是哪一种角色?”

“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说了,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我曾经跟拉特米洛娃夫人很接近……但完全出于偶然,而且时间不长。我从未设法观察她的世界——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不可知的。也有人在我面前说过什么,但是您也知道,我们这儿并不仅仅是在民主圈子里盛行流言蜚语。而且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不过,我看得出来,”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她使您感兴趣。”

“是的。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过两次。我一直在问自己:她真诚吗?”

波图金低下了头。

“当她迷恋的时候——是真诚的,跟所有热情的妇女一样。骄傲有时也会不容她说谎。”

“她骄傲吗?我却觉得她——反复无常。”

“傲慢得像恶魔,不过这没什么。”

“我觉得,她有时夸大其词……”

“这也没有什么;她依旧是真诚的。而且,说真的,您向什么人要求真诚?这些贵妇中,即便是最优秀的,也早被惯得不可救药了。”

“不过,索松特·伊凡诺维奇,您该还记得,不正是您自称是她的朋友吗?不正是您硬把我拖去见她的吗?”

“这是从何说起?她求我请你去,我想:为什么不呢?我确实是她的好友。她并不缺乏好的品德:非常善良,也就是说慷慨,把自己并不太需要的赠给别人。其实,您对她的了解应当不比我差。”

“我认识伊琳娜·巴甫洛芙娜还是在十年之前,可是从那个时候起……”

“嗐,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您说哪里话来!一个人的性格难道会变?睡在摇篮里的时候怎么样,躺进坟墓时也还是这样。不过,也可能……”波图金这时候身子更朝下弯了,“也许,您是怕自己落到她的手掌心里吧?正是这样……可是一个人总免不了要落进什么人的手掌心啊。”

李特维诺夫勉强笑了起来。

“您这样想吗?”

“逃不掉。男人软弱,女性有力,机缘又有无限威力。安于暗淡无光的生活是困难的,完全忘掉自己也是不可能的……这里有美貌与同情,这儿有温暖和光明——怎么抗拒得了呢?你会像婴儿扑向保姆一样跑过去。嗯,可是后来呢,当然,冷淡、阴暗、空虚……该来的都来了。最后,以对一切都疏远,对一切都不理解而告终。起初不理解怎么会爱上的,以后却不理解怎么还能活下去。”

李特维诺夫看了看波图金,仿佛觉得从未遇见过比他更为孤独、更为被人遗忘……更为不幸的人了。这一次他没有畏怯,没有拘泥;他沮丧而苍白,低垂着头,两手放在膝上,一动不动地坐着,只是懊丧地冷笑着。李特维诺夫不由得对这个老是愤世疾恶、性情怪僻的可怜家伙同情起来了。

“伊琳娜·巴甫洛芙娜有一次对我提起,”他压低了声音说了起来,“她有一个好朋友,名字好像叫别尔斯卡娅或是朵丽斯卡娅……”

波图金抬起忧伤的眼睛瞟了李特维诺夫一眼。

“啊!”他喑哑地说,“她说……嗯,说什么了?”他突然不自然地打了个哈欠,“我该回去——吃午饭。请原谅。”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李特维诺夫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已经迅速地走远了……李特维诺夫心里的怜悯变成了懊恨,这当然是气恼自己啰。他一向不愿做有失分寸的事,他本想对波图金表示自己的同情,结果却变成某种不得体的暗示。他心里怀着隐隐的不满回到旅馆。

“她被惯得不可救药了,”稍过片刻他又想,“傲慢得像恶魔!她,这个女人,差点没跪在我跟前,她傲慢吗?是傲慢,而不是反复无常?”

李特维诺夫努力把伊琳娜的形象驱出脑际,但是他办不到。因而他没有去想自己的未婚妻。他觉得,这个影子今天是绝不会让位了。于是拿定主意不再对这个“奇遇”的谜底胡思乱想,干脆静待分晓吧。这个谜很快就会揭晓的,李特维诺夫丝毫也不怀疑,它的谜底是最无恶意,也是最自然的。他心中这样想着,这时不仅是伊琳娜的影子不肯离开他——连她的每一句话都在他心头萦绕。

侍者给他送来一封短柬:正是这位伊琳娜写来的。

如果今晚您有空,请来:我不是独自在家,我有客人——您也可以更进一步观察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社会。我非常希望您能看见他们:我想,他们会把全部本领施展出来。您也应该知道知道,我呼吸的是什么空气。请来吧,我看见您将很高兴,而且您也不寂寞了。(伊琳娜本想说:不会寂寞,她写错了。)请向我证实,我们今天的坦率交谈将永远消除我们之间的各种误解。

您真诚的伊

李特维诺夫穿上燕尾服,打好白领结,朝伊琳娜的旅馆走去。“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一路上心里反复盘算,“瞧瞧他们……为什么不去瞧瞧呢?这是很有趣的。”几天前,同样是这些人在他心里激起的感情就不同:那时他们激起他的愤怒。

他加快了步伐,帽子拉得压在眼睛上,嘴上浮现出勉强的微笑,庞巴耶夫正坐在韦伯咖啡厅前,老远就对渥罗希洛夫和毕沙尔金指着他,兴奋地叫道:“你们瞧见这个人了没有?这是石头!这是岩石!这是花岗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