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晚上和第二天上午,我是在一种苦闷的麻木中度过的。我记得,我试图用功学习,拿起凯达诺夫的书,但这著名教科书排得稀疏的字行和篇页徒劳无益地从我眼前闪过。“尤利乌斯·恺撒以作战英勇著称”,这句话我一连读了十遍,但一点也不明白,最后把书扔下。午饭前,我又往头发上擦了油,又穿上了常礼服,系上了领带。

“干吗要这样?”母亲问,“你还不是大学生,天知道你能不能考取。而且,你的短上衣穿得很久了吗?总不能把它扔了!”

“有客人要来。”我几乎绝望地小声说。

“真是胡说!这算什么客人!”

只得服从。我脱去常礼服,换上了短上衣,但没有摘下领带。午饭前半小时,公爵夫人和她女儿就到了;老太太在我已经熟悉的那件绿色连衣裙外面又加上一条黄色的披肩,头上戴了一顶有火红色带子的旧式包发帽。她马上谈起她的期票,不停地叹息,埋怨自己穷,抱怨不休,但一点也不拘礼:仍然那样大声地嗅鼻烟,仍然那样随便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坐不安稳。她好像根本没想过她是公爵夫人。但是,琦娜伊达态度十分严肃庄重,甚至近乎傲慢,像一位真正的公爵小姐。她脸上露出了冷峻、庄重的神情——我简直认不出她了,认不出她的目光、她的微笑,但即使在这种新的面貌中,我也觉得她非常美。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蓝色花纹的薄薄的巴勒吉纱罗连衣裙,她梳着英国发式——一缕缕长长的发卷沿着两腮垂下;这一发型同她脸上冷冰冰的表情恰好相配。吃午饭的时候,我父亲坐在她身旁,以他特有的优雅而稳重的礼貌态度关照他的女邻。他不时看看她——她也不时看看他,但目光是那么古怪,那么充满敌意。他们的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我记得,琦娜伊达发音的纯正使我感到惊奇。餐桌上,公爵夫人依然毫不拘礼,吃得很多,夸奖菜做得好吃。母亲显然被她折磨苦了,用一种忧郁的轻慢态度回报她;父亲不时微微皱起眉头。母亲也不喜欢琦娜伊达。

“这是个骄傲的女孩子,”第二天她说,“她像真了不起似的有什么好骄傲的——avec sa mine de grisette!”

“你大概没见过轻佻的姑娘。”父亲对她说。

“真得感谢上帝!”

“当然得感谢上帝……不过你怎么能对她们做出判断呢?”

琦娜伊达根本不理睬我。吃过午饭不久,公爵夫人便起身告辞。

“我就指望你们的保护了,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和彼得·瓦西利奇。”她拖着长腔对父亲和母亲说,“有什么办法!有过好时光,但已经过去了。瞧,我虽是个公爵夫人,”她令人讨厌地笑着补充说,“要是没有吃的,还要什么面子。”

父亲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了个躬,送她到前厅门口。我穿着太短的上衣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地板,像个被判了死刑的罪犯。琦娜伊达对我的态度彻底把我摧垮了。而我又感到多么惊奇: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眼里含着先前那种亲切的神情,很快地小声对我说:

“晚上八点钟到我们家来,听见了吧,一定要来……”

我只是摊开了双手——但她已经把白头巾戴到头上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