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没钱。我们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爱人都使尽了全力,但生活也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我一直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我爱人也一样。她当招待员或是挨家挨户地推销东西。很多年以后,她终于在高中里教书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后。我则在锯木厂,加油站,仓库里干过,也当过看门人,送货员——你随便说吧,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为了养家,白天给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饭店打烊之后,我给一家‘免下车餐厅’做清洁,还要清扫停车场。有比写小说和写诗更重要的事情,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但我只能接受。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

“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也许会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顶上的屋顶。我们曾有过梦想,我和我爱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弯下脖子,尽力工作,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想错了。”

“我得说,对我生活和写作最大的一个影响,既包括直接的,也包括间接的,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出生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我们在同一个房檐下面的生活里,从开始到结束差不多总共十九年,在那些年里,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受到他们繁重而有害的负面影响。

“他们的存在让我明白,如果我想写东西,写任何东西,能够真的写完任何东西,并想得到那种完成作品后才有的享受的话,我只能写短篇小说和诗歌,写那些我能一坐下来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短东西。

“对于我那些所谓的文学尝试,我需要看到触手可及的成果。所以我有意识地,当然也是不得不,把自己局限于写那些我知道我能够坐下来一次写完的东西,最多两次。”

“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优雅地解决困难不仅不合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非常羡慕那些以经典模式展开的小说,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但即使我很尊敬那些小说,有时甚至有点儿嫉妒,我还是写不出来。作家的职责,如果作家有职责的话,不是提供结论或是答案。如果一个小说能够回答它自己,它的问题和矛盾能满足小说自己的要求,那就够了。而另一方面,我只希望能保证,读者读完我的小说后,不会有受到欺骗的感觉。”

“我不觉得我写的人物有什么特别或是反传统的。这辈子我一直认识这样的人。事实是,我就是这样的人之一,迷惑的,酩酊大醉的。我就是从这些人中来的,很多年来,我和他们并肩工作。所以我从没想过要写一部关于学院生活的小说,或是关于老师、关于学生的故事。让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事物,是那些我在身边的生活里目睹的事,是我在自己生活中目睹的事。那些生活里,当有人敲他们的门,白天或是晚上,或是电话铃响了,他们真的会惊慌失措。他们不知道怎么弄到付房租的钱,也不知道冰箱坏了怎么办。有个评论家批评我写的《保鲜》,说:‘好,冰箱坏了——那怎么不叫维修人员来给修好呢?’这是一种无知的评语。请人修最少要花六十美金。可能这个评论家没有注意这点,但有人是花不起钱请人来修冰箱的,就像有人不去看医生,因为自己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牙齿坏掉了,因为没钱去看牙医。集中关注这些人,我不觉得自己和别的作家真的有什么不一样,一百年前,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的人了。短篇小说作家一直是这样做的。”

“在《新规范》上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骂我,说我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的美国,说我写的人物不是真实的美国人,说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并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满足,说我只是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他们说我对于劳动人民一无所知,说可能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干过任何蓝领工作。这样说,很搞笑。”

“工人阶级,或说是中低下产阶级。后来变成已经不再是‘中低下’级,而成了美国生活里最绝望也最庞大的下层土壤。这些人无法完成他们经济与道德上的义务和职责。就在他们中间,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有我的小说都与我自己的生活有关。写作是一个建立联系的过程。这一句话,那一个字的。我不会写一个关于我邻居阿特先生的故事,但我可能会写一篇小说,里面的角色就像阿特一样,在门廊上徘徊着念叨:‘我要春季大扫除了。’”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要是看到我写的小说,读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被它感动,并想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就高兴。我还能再奢求什么?我们都要被提醒,自己是个人,这是很重要的。”

“在我的小说中,人物之间往往没什么爱情或是别的某种联系。不过,《大教堂》是个例外。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它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篇都不同。这可能也反映了我自己生活的变化。写《大教堂》的时候,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这些。写那篇故事对我来说也是展开自我的过程。”

“写完《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之后,我有将近六到八个月的时间什么东西都没写。那之后,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大教堂》。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我陆陆续续写了十二篇短篇小说,最后写的是《发烧》。这些小说都收在短篇小说集《大教堂》中。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请你安静些,好吗?》花了我十五年的时间,但《大教堂》前前后后只用了十五个月。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很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改变。《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了一些。”

“相比起人物正在想什么,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对对方说些什么,什么是他们没有说出口的,什么是他们正在谈论但却没有去做的,什么是他们正在做而没有到处宣扬的。说到底,人物的行为似乎比他们做那些事的原因更让我感兴趣。”

“我在自己写字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庞德的一句话:‘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

“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

“这其实又回到了海明威的路子上:只要你自己清楚你都省略掉了什么,那么省略什么都没关系。我想这是海明威说的一句格言吧。我不想这样说,但我真的觉得我知道自己都省略掉了什么。”

“写作,或是任何形式的艺术创作都不仅仅是自我表达。它是一种交流。”

“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文学能否改变人们的生活……我小的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我得先把书放下,才能改变我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样,在打一个响指之间,变成一个新的人,换一种活法。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至于文学是否能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样想想当然好,但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