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辆旧的客货两用车,挂着明尼苏达州的车牌子,开进了窗前的停车场。一男一女坐在前座上,两个男孩坐在后面。七月,气温有一百度以上。这几个人的样子就像是刚打了败仗,挨了一顿鞭子似的。车里面挂着衣服,各种各样的手提箱和盒子堆在后面。后来,我和哈利算了算,自从明尼苏达州的那家银行没收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小卡车、拖拉机,还有那些农具和几头母牛后,车里的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剩下的全部家当了。

这几个人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像是正在镇静下来,重新鼓起勇气。我们公寓里,空调开到了最大的风量。哈利在后面除草。车里面,坐在前座上的女人和男人谈了几句什么,一起下了车,向公寓的前门走过来。我轻抚自己的头发,确定它不是乱糟糟的后,一直等到他们按了两次门铃,才开开门,让他们进来。

“你们是想找公寓吧?”我说,“进来吧,里面凉快。”

我带他们走进客厅。客厅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就在这儿收房租、写收据,和当事人交谈。我也给别人剪头发。我管自己叫发型设计师。我的名片上就是这么写的。我不喜欢美容师这个词,太老派。我在客厅的一角放了椅子,烘干机可以从椅背后面拉出来。几年前,哈利还装了个洗头池。椅子旁边,我摆了张桌子,放上些杂志。杂志是旧的,有的连封面都没影儿了。但人们的脑袋套上烘干机后,什么东西都看得下去。

那个男的说出了他的名字。

“我叫霍利斯。”

他告诉我她是他妻子,但她只是看着自己的指甲,没有看我。她和霍利斯也不坐下。他说,他们对带家具的套房感兴趣。

“你们几个人?”我只是习惯性地顺嘴问了句。我知道他们有几个人。我看见后座上坐着两个男孩。二加二得四。

“我,她,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他们住一个房间,他们一直那样。”

她的手臂抱在一起,拉着上衣的袖口,盯着椅子和水池看,就好像以前从没见过一样。可能,她真的没见过。

“我也给人剪头发。”我说了句。

她点点头,然后看了一眼我的“祈祷树”。那上面就剩下五片叶子了。

“它是需要浇水了。”我走过去,摸着一片叶子说,“这周围的所有东西都缺水。这儿的空气里也缺水分。赶上好时候,一年才能下三次雨。但你们会习惯的。我们已经被逼得习惯了。不过,我们的房间都是带空调的。”

“这儿要多少钱?”霍利斯想知道。

我告诉了他。他转过身,看她怎么想。但也有可能他只不过是看着墙壁。她没有看他一眼。“我想,我们得麻烦您带我们去看看房间。”他说。我便拿了17号房的钥匙,和他们一起走了出来。

我先是听见了哈利的声音。

然后才看见他出现在楼之间,跟在电动割草机后面,穿着百慕大短裤和T恤衫,戴着他在诺伽勒斯买的草帽。他的时间花在除草和一些小小不言的维修工作上。我们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富尔顿·特拉斯有限公司。这地方归他们所有。要是有什么大件坏了,比如空调出了问题,或是水暖设备发生了故障,我们有一张单子,列满了可以求助的电话。

我挥了挥手。我不得不这样。哈利一只手松开割草机的扶手,向我打了招呼。然后,他把前额上的帽檐向下一拉,重新聚精会神地干他的活儿。这边割到了头,他就转个方向,向着街道那边割回去。

“那是哈利。”我得喊出来,他们才能听得见。

我们从楼的侧门走进公寓,爬了几级楼梯后,我问:“霍利斯先生,您是做哪一行工作的?”

“他是种地的。”她回答。

“不再是了。”

“这边的农场可不多呀。”我随意说了句。

“我们以前在明尼苏达有个农场,种小麦,也养点儿牲口。霍利斯还懂马。只要是关于马的事儿,他都门儿清!”

“那是没错,贝蒂。”

这下,我明白了个大概:霍利斯失业了。虽然这不关我的事,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后来发现,的确是这样——我也只能替他们难过。但当我们在一套公寓门前停下时,我还是不得不说:“如果你们决定好了,得先交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的房租,再加上一百五十块钱押金。”说这些的时候,我看着楼下的游泳池,有人正坐在折叠躺椅上,也有人泡在水里。

霍利斯用手背擦了擦脸。哈利的割草机噼里啪啦地开走了。更远的地方,有辆车在佛得街上飞驶而过。两个男孩已经下了车,其中一个立正站着,腿并在一起,手放在两旁。但就在我看他的时候,他开始上下扑腾自己的胳膊,跳着,像是要腾空飞走一样。另一个男孩蹲在车左边,练着正压腿。

我扭过身看着霍利斯。

“咱们进去看看吧。”他说。

我转动钥匙,开了门。就是一个带家具的小两居室,最常见的那种。霍利斯在厕所里待了一会儿,试了试抽水马桶。他看着,直到水槽里重新灌满水为止。过了一会儿,他对那个女人说:“咱们可以睡这间。”他是在说那间能看见外面泳池的卧室。在厨房里,那个女人扶着水槽旁边的台子,盯着窗外看。

“那就是游泳池。”我说。

她点点头。“我们以前也住过一些带泳池的汽车旅店。但有一个游泳池,他们在里面放的氯气实在是太多了。”

我等着她往下说。她却打住了。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

“我想,我们别再浪费时间找别的地方了。就要这个吧。”霍利斯一边说,一边看着她。这次,她看了看他,点点头。他从牙齿缝里喘出口气。她也没闲着,打起了榧子。她一只手还扶着水池旁边的台子,另一只手已经不住地打起榧子来。吧嗒,吧嗒,吧嗒,就像在叫她的狗,或是想引起谁的注意。然后,她停了下来,用指尖划着台面。

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霍利斯也是一样。他的脚动了动。

“我们回办公室吧,把事情敲定下来。”我说,“我很高兴啊。”

我是真的高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总有很多空房,这几个人看上去还靠得住、信得过,只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这可没什么丢人现眼的。

霍利斯付的是现金:头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月的,还有一百五十块押金。我看着他点着五十美金面额的钞票。虽然他肯定没见过很多这样的钞票,但还是像老朋友似的管它们叫“美国格兰特”。我出了收据,交给他两把钥匙,说:“您都齐了。”

他看了看钥匙,递给她一把。

“好了,我们到亚利桑那了。你从没想过还会来亚利桑那看看吧,是不是?”

她摇摇头,摸着一片“祈祷树”的叶子。

“缺水了。”我说。

她松开叶子,转向窗那边。我走到她身旁。哈利还在割草,只不过现在割到楼前面来了。因为刚才提到过种地的事儿,我突然想象着哈利身前的机器是一架耕犁,而不是他那台“布莱克和戴克”牌的电动割草机。

我看着他们从车上卸下盒子,箱子,还有衣服。霍利斯抱着什么东西,有皮带从上边耷拉下来。我愣了一会儿,才看出来那是个勒马的笼头。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点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干,便把那些“格兰特”从钱匣子里掏出来,其实我是刚把它们放进去的,但就又拿了出来。这些从明尼苏达来的钞票,谁知道下周它们会跑到哪里去呢?可能会去拉斯维加斯。我对拉斯维加斯的了解,不过是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点东西,加一块儿也就芝麻粒那么点儿吧。我可以想象得出,这些“格兰特”中有一张会摸着路跑到怀基基海滩去,或是别的地方,迈阿密,纽约,或是新奥尔良。我想着其中的某一张钞票在狂欢节中转手。这些纸币啊,它们可能会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们,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用钢笔在老格兰特的宽脑门上,用印刷体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我的名字:玛吉。我在每一张上面都写了。就在他的厚眉毛上面。人们会在消费的时候,停下来,琢磨琢磨:这个玛吉是谁?对,他们会问自己:谁是玛吉呢?

哈利从外面走进来,在我的水池里洗了手。他知道我不喜欢他这么做,但他不管,照洗不误。

“那几个从明尼苏达来的人,”他说,“那些瑞典人,他们离家可真够远的。”他用纸巾擦干了手。他希望我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但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长得不像瑞典人,说话也不像。

“人家不是瑞典人。”我告诉他。但他表现的就像没听见我说的话一样。

“那他是干什么的?”

“农民。”

“你怎么知道?”

哈利摘下帽子,放在我的椅子上,手挠着头发。他看了看草帽,又戴上了。他最好用胶水把它粘在头上算了。“这地方可没多少农场。你告诉他这个了吗?”他从冰箱里拿出一听汽水,坐在躺椅上,拿起遥控器,按了什么东西,电视咝咝叫着打开了。他又按了几下上面的按钮,才找到他想看的,是个医院的节目。“除了种地,瑞典人还干什么?”

我不知道,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哈利已经开始看电视节目,他可能都忘了刚才问我的问题。警报响起来。我听见轮胎的尖叫。屏幕上,一辆救护车在急救室的入口前停了下来,红色的顶灯闪烁着。一个男人跳出来,跑过来拉开了后面的门。

第二天,男孩们借了浇水用的软管,从里到外地洗那辆客货两用车。不一会儿,我就看见那个女人开车出去了。她穿了高跟鞋和一套很好的衣服。我猜她是去找工作了。过了一阵,我看见男孩们穿着游泳衣,在泳池那儿折腾起来。其中一个从池沿上跃进水里,潜泳一直游到了对面,喷着水柱从里面跳起来,甩着脑袋。另一个男孩,就是前一天练压腿的那个,在泳池的另一边,趴在一块浴巾上。那男孩一直游着,从泳池的这头游到那头,再从那头游回这头,摸一下墙壁,轻轻踹一下,掉转头。

还有两个人也在外面,坐在休闲椅上,在泳池的两边遥遥相对。其中一个叫欧文·科布,在“丹尼斯”里当厨子。不过他管自己叫斯帕兹,人们也习惯叫他斯帕兹了,而不叫他欧文或是别的什么绰号。斯帕兹五十五岁,秃顶。他看上去已经像块牛肉干了,但还总想多晒点儿太阳。现在,他的新老婆,琳达·科布,在K超市里上班。斯帕兹上晚班。他和琳达·科布总是能安排好他们的工作时间,凑到周末一起休息。

康尼·诺娃坐在另一张椅子上,正抬起上身,往她的腿上抹防晒膏。她几乎是光着的,只有袖珍的两件套泳装盖在身上。康尼·诺娃是个送鸡尾酒的女招待,六个月前和她那所谓的未婚夫——一个酒鬼律师——一起搬进这儿的。不过,她已经把那个人甩了。现在她和一个长头发的大学生住一块儿。我碰巧知道那个名叫里克的大学生现在不在这儿,去看他父母去了。斯帕兹和康尼都戴着墨镜。康尼的便携收音机正开着。

斯帕兹一年前左右搬进来的时候,刚刚离了婚。不过,当单身汉还没几个月,他就娶了琳达,一个红头发,三十多岁的女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碰到一块儿的。

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斯帕兹和他的新太太请我和哈利一起去他家做客,斯帕兹做了一顿很不错的晚餐。饭后,我们坐在他们的客厅里,拿着大玻璃杯喝甜甜的饮料。斯帕兹问我们想不想看家庭录像。我们说,当然了。斯帕兹就支起了屏幕和放映机。琳达·科布又给我们倒了些那种甜饮料。我跟自己说,看看也无妨吧?斯帕兹开始给我们放那段录像,是拍他和他死去的老婆去阿拉斯加旅行的事,刚开头是那个女人在西雅图上飞机。斯帕兹一边控制放映机,一边给我们讲解。死者那时有五十多岁,虽然有点儿胖,但仍很漂亮。她的头发很好。

“那是斯帕兹的前妻,”琳达·科布说,“就是第一任科布夫人。”

“她叫伊夫琳。”斯帕兹说。

第一任夫人在屏幕上待了很久。这样一边看着她,一边听他们谈论这个人,很有意思。哈利冲我使了个眼神,我知道他也有些想法。琳达·科布问我们还想不想再喝一杯,或是再吃点儿杏仁饼干。我们都说够了。斯帕兹又谈起他的第一任科布夫人。她还站在飞机的入口处,乘客们不得不绕过她才能登机。她微笑着,嘴一动一动地说着什么,但你能听见的只是胶片穿过放映机的声音。她一直冲着摄像机挥手,一直冲着坐在斯帕兹客厅里的我们挥手。她挥了又挥。每次第一任科布夫人出现在屏幕上,新任科布夫人都会说:“伊夫琳又来了。”

斯帕兹的录像本来可以放一整晚,但我们说我们得走了。哈利编了个借口。

我想不起来当时他是怎么说的了。

康尼·诺娃仰面躺在椅子上,墨镜盖住了半张脸,腿和肚皮都油光锃亮的。搬进来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她办了一次聚会,不过她管那叫为新房“暖暖房”。那时,她还没有把那个律师轰走,还没有和那个长头发的好上。她请了哈利、我,还有一大帮人。我们去了,但不在乎还有谁会去。我们在门边上找了个地儿坐下,一直坐到走也没动窝。不过,我们总共也没待多久。康尼的男朋友搞了一个幸运抽奖,奖品是为办理离婚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谁离都不要钱。他递给大家一个盆,谁要是想的话,就从里面抽一张卡片出来。盆传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大家都笑起来,我和哈利交换了一个眼神。我没拿。哈利也没拿。但我看见他往盆里瞟了一眼那堆卡片,然后摇了摇头,把盆传给旁边的人。

连斯帕兹和新任科布夫人都各抽了一张卡片。获奖的卡片在背面写着“持此票据者可免费办理一次‘非争议性离婚’”,后面是律师的签名和日期。那个律师是个醉鬼,但我还得说,日子也不能是这个过法啊。除了我们,所有人都把手伸进了那个盆里,好像那真的很好玩似的。抓到获奖卡片的女人还拍起手来,就像这是个什么游戏节目。“天哪,这可是我第一次赢点儿东西呀!”她居然这样叫了起来。有人告诉我,她的丈夫是个当兵的。不知道她现在还和那个当兵的在一起,还是已经离了婚,因为康尼和那个律师分道扬镳后,康尼·诺娃的朋友也变成了新的一拨人。

抽奖刚完,我们就出来了。我们给大家留下不太说话的印象,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很蹩脚地说了句:“我不敢相信我看见了我以为我看见的东西。”

可能是我说的吧。

过了一个星期,哈利问我,瑞典人——他是说霍利斯——找没找到工作。我们刚吃完午饭,哈利拿着一听汽水,坐在椅子上,还没来得及把电视打开。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等着看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摇了摇头,像是在想什么事儿。之后,他按下了按钮,电视就变活了。

那个女人倒是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当招待员,跟这儿隔着几条街。她不坐班,干完中班就回家,晚餐的时候再去做晚班,成天进进出出的。男孩们整天游泳,霍利斯一个人待在公寓里面不出来,不知道都在屋里做些什么。有一次,给那女人理发的时候,我和她聊了聊。她告诉我,她高中刚毕业,就做了招待员。她就是在餐馆里遇见霍利斯的。那还是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地方,她给他送上了几块薄煎饼。

那天早上,她从楼上走下来,问我能不能帮她个忙。她想叫我帮她在中班后整理整理头发,赶在晚班前弄好。我能干吗?我跟她说,我得查查我的时间表。我请她进屋来,外面肯定已经是一百度以上了。

“我知道这是个临时通知,”她说,“我昨天晚上下班回来,一照镜子,看见我的发根都露出来了,我就跟自己说:‘我需要做做头发了。’除了你这儿,我不知道还能去哪儿做。”

我找到了星期五,八月十四号,那一页上什么都没写。

我说:“我两点半能做,要不三点也行。”

“三点吧。”她说,“那我现在得赶紧走了,否则就迟到了。我的老板可是大浑蛋。待会儿见啊。”

两点半的时候,我跟哈利说,我有个顾客要来,他得到卧室里去玩他的棒球游戏。他抱怨了几句,但还是卷起电线,把一整套东西推到后面,关上了门。我确定一切准备就绪了。我把杂志放到好拿的地方,坐到烘干机旁边,打磨起自己的指甲来。我穿着玫瑰色的制服,就是我剪头发时总穿的那件。我一边不时地抬起头看看窗口,一边继续锉指甲。

她从窗口旁经过,按响了门铃。

“进来吧,”我喊,“门没锁。”

她上班穿的黑白相间的制服还没脱。我发现我们都穿着制服。“请坐,亲爱的,咱们开始吧。”她看了看那个指甲锉,我解释说,“我也给人修指甲。”

她坐下来,深吸了一口气。

我说:“头向后靠,对,就这样。现在,闭上眼吧,好吗?放松点儿。我先给你洗洗头,然后从发根染起。你能待多久?”

“五点半以前我就得回去。”

“没问题,我们做得完。”

“我可以在班上吃饭。但我不知道霍利斯和孩子们的晚饭怎么办。”

“你不在,他们也能过。”

我打开热水时,发现哈利把一些土和草蹭在水池里。我把它们擦干净后重新开始。

我接着说:“要是他们想的话,可以走到街那头,去那家汉堡包店吃饭,那也不坏呀。”

“他们才不会去呢。再说,我也不希望他们非得去那儿才行。”

我没再多说话,这又不关我的事。我准备好洗发液,弄出了一团不错的泡沫,开始工作。洗完了头,冲洗干净,又做好发型后,我给她罩上了烘干机。她闭着眼,我想她可能是睡着了,便拿起她的手。

“不用修指甲。”她睁开眼,手抽了回去。

“没事儿,亲爱的。修指甲,第一次都免费。”

她把手递给我,拿了一本杂志,放在大腿上。“他们都是他的孩子,”她说,“他前妻生的。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离了婚。不过我爱他们就像爱我自己的孩子。我太爱他们了,爱得不能再爱了,就算是他们的亲妈妈,也不会比我爱得再多一点了。”

我把烘干机调低了一挡,好让它只发出很低很轻的声音。我继续修剪她的指甲。她的手放松下来。

“十年前的新年那天,那个女人甩下霍利斯和男孩们,跑了。他们再也没听过她的消息。”我看得出来,她想跟我聊这些事。我不介意。来做头发的人只要坐在椅子上,都喜欢聊天。我接着用着那个指甲锉。

“霍利斯离了婚。那之后,我们开始一起出去玩,后来就结了婚。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虽然起起落落,有好有坏吧,但我们觉得还是朝着什么目标努力干着。”她摇摇头,接着说,“但后来出事了。我是说,霍利斯出事了。主要是他喜欢上了马。特别是有一匹马,他买了下来,你知道,先交点儿首付,然后每个月再付贷款。他把它带到了赛马场。他还是每天天没亮就起床,跟往常一样,干点儿杂务之类的活儿。我以为什么事都挺好的。但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说真的,招待员的工作,我做不好。我想只要我给那些意大利人一点儿借口,或是根本什么理由都不用,他们就随时都可以炒掉我。要是我给解雇了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我说:“别担心,亲爱的。他们不会解雇你的。”

没多久,她就拿起了另一本杂志,但没有翻开,只是拿着它,继续对我说:“先不管那些,接着说他那匹马,‘胖贝蒂’。叫它贝蒂只是为了好玩。但他说,只要叫了我的名字,那匹马就肯定能赢。好,大赢家。但其实呢,每赛必输。每一次比赛!‘贝蒂没戏’,当初它应该叫这个才对。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去看过几次比赛。那匹马的赔率总是九十九比一。几率就是这样。但霍利斯除了顽固,没别的本事。他就是不认输,在那匹马身上赌了又赌。二十块赌它赢。五十块赌它赢。再加上养它花的钱。我知道听起来好像没多少,但积少成多呀。而且当赔率是那样的时候——你知道,九十九比一——有时他会买张联合券,他常问我知不知道要是那匹马赢了的话,我们能赚多少钱。但它赢不了,我也就不再去看了。”

我接着干我的,精神集中在她的指甲上。“你的指甲很好,”我说,“看你的指甲盖,看见这些小月牙形的东西了吗?那表明你的血液很好。”

她把手抬起来,离得很近地看。“你怎么知道的?”她耸了耸肩膀,又把手伸给我。她还没说完呢。“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辅导员把我叫进了办公室。所有女生她都叫,每次一个。那个女人问我:‘你有什么梦想?十年以后,你希望会做什么?二十年以后呢?’那时我十六七岁,还是个孩子呢,我想不出来该怎么回答。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坐在那儿。那个辅导员有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我觉得她老了。我跟自己说,她老了。我知道她这辈子已经过了一半了。我那时觉得自己知道一些这个老女人不知道的事,一些她永远也不会明白的事。一个秘密,谁也不应该知道,不应该说的事。所以我只是摇摇头,安静地坐着。她肯定把我当成一个笨蛋了。但我什么都不能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觉得我知道一些她猜都猜不着的事儿。要是现在有人再问我那个问题,关于我的梦想之类的,我会回答他们的。”

“你会怎么说,亲爱的?”我拿起了她的另一只手,但没有修剪指甲,只是拿着,等着听她说。

她在椅子上向前蹭了蹭,想把手抽回来。

“你会怎么跟他们说呢?”

她叹了口气,向后靠过来,任凭我拿着她的手。“我会说:‘梦啊,你知道,不过是你从中惊醒的东西。’这就是我要说的。”她抚平了大腿上的裙子,接着说,“要是有人问的话,我就会这样说。不过,没人会问的。”

她出了口气,问我:“还要多久?”

“快了。”我说。

“你不会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知道。”我说。我把凳子拉到她腿跟前,开始告诉她,我们搬到这儿以前是什么样子,而现在仍然是什么样子。偏偏地,哈利挑了这个时候,从卧室里走出来。他没看我们。我听见卧室里电视正叽叽喳喳地叫着。他走到水池那儿,打了杯水,头向后仰着喝了一口,喉结上下移动着。

我挪开了烘干机,摸了摸她两侧的头发。我稍稍拉起一缕鬈发。

我说:“亲爱的,你看起来像个全新的人了。”

“我不就希望这样吗?”

每天,男孩们还是整天地游泳,一直游到了开学。贝蒂继续她的工作,但再也没回来做头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她不喜欢我的手艺。有时,我躺着睡不着,身旁的哈利倒死死地睡得像块磨盘,我试着把自己想象成贝蒂。真不知道,如果处于她的境地,我会怎么办呢?

九月和十月的第一天,霍利斯都派一个男孩来付房租。他还是付现金。我从男孩手里接过钱,当着他的面数清楚,开出收据。霍利斯也找到了一个什么工作。反正,我猜他是找到了。每天他都开着那辆客货两用车出去。我看见他一大早就走,傍晚才回来。而贝蒂总是十点半经过我的窗前,下午三点回来。如果看见我,她会冲我轻轻地挥手,但她不笑。五点的时候,我又会看见她走回餐厅。过一会儿,霍利斯就开着车回来。他们就这样,一直到了十月中旬。

这期间,霍利斯夫妇认识了康尼·诺娃和她的长发朋友里克。他们也遇到过斯帕兹和新任的科布夫人。有时,周日下午,我能看见他们几家都坐在泳池周围,手里拿着饮料,听着康尼的便携收音机。哈利说,有一次,他在楼后面的烤肉区看见过他们,也都穿着泳装。哈利说,那个瑞典人的胸脯像头牛一样。哈利说,他们吃热狗,喝威士忌。他说他们都醉了。

那天是个周六,晚上十一点多。哈利躺在椅子上睡着了。过一会儿,我就得起来,把电视关了。我知道,等我关的时候,他准会醒过来。“你干吗把电视关了?我正看着呢。”他就会这样说。他总是这样说。反正,现在电视还开着呢。我头顶着卷发夹子,腿上放着杂志。偶尔,我会抬起头看看,但哪个节目都看不下去。

他们全在外面,围在泳池周围,斯帕兹,琳达·科布,康尼·诺娃,那个长发男人,还有霍利斯和贝蒂。我们有规定,晚十点以后就不能进泳池区了。但今晚,他们可不管什么规定不规定的。哈利要是醒过来,会出去说几句。我倒觉得他们乐一乐也没什么关系,只是现在到了该打住的时候。我不时地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除了贝蒂,所有人都穿着游泳衣。贝蒂还穿着制服,但鞋已经脱了。她手里拿着玻璃杯,和剩下的人喝在一起。我一直拖着没关电视。

后来,有人喊了起来,另外一个也边起哄,边笑起来。我看见霍利斯喝光了酒,把玻璃杯放在泳池边。他走到那个顶上有凉亭的小屋前面,拉过一张桌子,爬了上去。不费吹灰之力,他就撑到了房顶上。我想,他还真是够壮的。那个长发男人鼓起掌来,好像要为霍利斯欢呼叫好。剩下的人也都嗷嗷地叫着。我知道我必须出去制止他们了。

哈利歪倒在椅子上,电视还开着。我轻轻推开门,走出来,在身后带上了门。霍利斯还站在房顶上。他们正撺掇他。他们说“跳啊,你能行”、“别肚皮先砸在水上”、“我谅你也不敢”之类的话。

我听见了贝蒂的声音:“霍利斯,想清楚你在干什么呢!”霍利斯只是站在那儿,站在房檐上。他看着下面的水,像是正在计算他需要多长的助跑才能跳进去。他向后一直退到房檐边上,往手上吐了口唾沫,擦了擦手。斯帕兹叫着:“行了,哥们儿!现在就跳吧。”

我看见他砸在了泳池的边沿。我也听见他砸在地上的声音。

“霍利斯!”贝蒂尖叫着。

他们都跑到他身边。等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坐了起来。里克正扶着他的肩膀,冲着他大喊:“霍利斯!哎,伙计!”

霍利斯额头上裂了个口子,目光呆滞。斯帕兹和里克把他扶到了椅子上。有人递给他毛巾。霍利斯拿着毛巾,就像不知道该拿它做什么一样。又有人递给他饮料。但霍利斯也不知道该拿饮料怎么办。人们一直跟他说着话。霍利斯用毛巾擦了脸,然后把毛巾拿开,看着上面的血。他只是看着,就像什么都不明白一样。

“让我看看。”我绕到他跟前。情况不妙。“霍利斯,你怎么样?”霍利斯只是看了看我,眼神消散了。“我觉得他最好赶快去急诊。”我说这话时,贝蒂看着我,摇着头。她又看了看霍利斯,又给他一块毛巾。我想,她还清醒。剩下的人都喝醉了。说他们喝醉了,都是夸他们呢。

斯帕兹接着我的话说:“咱们送他去急诊室吧。”

里克说:“我也去。”

“咱们都去。”康尼·诺娃说。

“咱们最好一起去。”琳达·科布说。

我又喊了一次他的名字。“霍利斯。”

“我不能去。”霍利斯说。

“他说什么?”康尼·诺娃问我。

“他说,他不能去。”我告诉她。

“去哪儿?他说什么呢?”里克也想知道。

“再说一遍?”斯帕兹说,“我没听见。”

“他说他不能去。我猜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呢。你们最好送他去医院。”我冲他们说完,想起了哈利和那条规定。“你们不应该待在这儿的。任何人都不许。我们有规定的。现在,快走吧,送他去医院。”

“咱们送他去医院吧。”斯帕兹说,就像这是他刚刚想出来的主意。他可能是醉得最厉害的一个。首先,他站都站不直了,摇摇晃晃的。而且他一再抬起脚,又放下去。泳池旁,灯光从上面照下来,他的胸毛一片雪白。

“我去开车,”那个长发男人这么说,“康尼,给我车钥匙。”

“我不能去。”霍利斯说。毛巾已经挪到了他的腮帮子那儿,但裂口在他的额头上。

“把那块带毛圈的浴巾给他。他不能就这样去医院呀。”琳达·科布说,“霍利斯!霍利斯,是我们呀。”她等了等,从霍利斯的手里拿过那杯威士忌,喝了一口。

我能看见有人站在自家窗口前,看着下面的骚乱。灯亮起来。“睡觉去!”有人喊。

最后,那个长发男人把康尼的Datsun从楼后面开到了泳池跟前。大灯亮着,发动机轰鸣。

“天哪,都回去睡觉去!”同样的人又喊了一遍。更多的人走到窗台前。我以为哈利随时都会从里面生气地走出来,戴着草帽。但后来我想,不会的,他会一直睡下去的。就把哈利忘了吧。

斯帕兹和康尼·诺娃从两边架着霍利斯。霍利斯走不直了,七扭八歪的。一部分原因是他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刚才的那一下子把他给摔坏了。他们先把他放进车里,然后都挤了进去。贝蒂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她不得不坐在别人腿上。车开走了。刚才喊着让大家睡觉的那个人,重重地关上了窗户。

接下来的一整个星期,霍利斯都没出门。我想贝蒂肯定是辞了工作,因为我再没看见她从窗前经过。有次看见男孩们从门前路过,我就走出来,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你们父亲怎么样了?”

“他把脑袋摔伤了。”其中一个回答说。

我等着,希望他们能说得详细点儿。但他们没有。他们耸耸肩,带着他们的午餐饭袋和文件夹,上学去了。后来,我有点儿后悔没有问问他们继母的情况还好不好。

我在外面看见霍利斯的时候,他缠着绷带,站在他家阳台上。他连头都没有点一下,就像我是个陌生人,就像他不认识我,或是不想认识我一样。哈利说,霍利斯对他也是这样。他不太高兴。“他是怎么回事?”哈利想知道。“可恶的瑞典人。他的脑袋怎么了?有人用皮带抽他了,还是怎么的?”哈利说这些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说。我根本不搭理他。

后来那个星期天,我看见一个男孩抱着个盒子走出来,放进那辆客货两用车。他走回来,上了楼。不一会儿,就又抱着一个盒子走下来,也放进了车里。那时,我明白他们准备搬家了。我没跟哈利说。反正,很快他就会知道的。

第二天早晨,贝蒂派一个男孩带下来一张便条,说她很抱歉,但他们不得不离开了。她给了我她妹妹在印第欧的地址,说我们可以把押金寄还到那里。她指出,他们租期截止前八天就会搬走,但房租已经付了。虽然他们没有按规定提前三十天通知我们,但她还是希望会有退款之类的补偿。她说:“万分感谢。也谢谢你那次替我做头发。”她在最后签上了“诚挚的,贝蒂·霍利斯”。

我问男孩:“你叫什么名字?”

“比利。”

“比利,请告诉她,我真是很难过。”

哈利看了她写的便条,说要是他们能看见富尔顿·特拉斯还给他们钱,那才是见了鬼呢。他说,他不理解这些人。“这些人活着,就像是这世界欠着他们一样。”他问我他们要去哪儿?我真是一点都不知道。可能回明尼苏达吧。我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哪里?但我又想他们不会回明尼苏达了。我想他们会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

康尼·诺娃和斯帕兹坐在椅子上,还是老地方,游泳池的两侧。他们不时会看看霍利斯家的男孩们搬东西出来,抱到车上。然后霍利斯自己胳膊上挂着一些衣服,走出来。康尼·诺娃和斯帕兹大声叫着,冲他挥手。霍利斯看着他们,就像不认识他们一样。接着,他举起了没拿东西的那只手。只是举起了手,仅此而已。他们又挥了挥手。霍利斯也挥了起来。他一直挥着手,等到他们停下来后还挥着。贝蒂下了楼,捅了捅他的胳膊。她没有挥手。她连看都没看那些人。她跟霍利斯说了点什么,接着走到车那边。康尼·诺娃重新躺在椅子上,够着便携收音机,调高了音量。斯帕兹拿着太阳镜,看着霍利斯和贝蒂,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把镜腿别在耳后,坐在休息椅上,继续努力把自己老皮革一样的身体晒成褐色。

最后,他们把东西全装好,可以上路了。男孩们坐在后面,霍利斯坐在方向盘后,贝蒂紧挨着坐在他的右边。一切就像他们第一次开进来的时候一样。

“你看什么呢?”哈利问。

他正歇着。坐在椅子上,看电视。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

“噢,是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些瑞典人都疯了。”

我看着他们开出停车场,拐弯上了一条会把他们带上高速路的公路。我又看了看哈利。他在椅子上坐下,拿着一听汽水,戴着他的草帽,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或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一样。

“哈利?”

但是,当然,他没听见我叫他。我走过去,站在他的椅子前面。他吃了一惊,不知道那是怎么了。他向后靠着,就坐在那儿,看着我。

电话响了起来。

“接电话,去呀。”

我没搭理他。我干吗搭理他呢?

“那就让它响着吧。”他说。

我去找了个拖把,几块抹布,S.O.S牌的肥皂,还有一个水桶。电话不响了。他还坐在他的椅子上,但把电视关了。我拿着万能钥匙,走出来,上楼来到了17号房。我开开门,穿过客厅,走进了他们的厨房——曾经是他们的厨房。

灶台已经擦过了,水池和壁橱也是干净的。我把清洁用品放在炉灶上,去看了一眼厕所。情况不坏。没什么东西百洁丝对付不了的。然后我推开了那间能看见泳池的卧室的门。百叶窗已经拉了起来,床上的被褥已经撤了下来,地板亮得发光。我大声说了句:“谢谢了!”不管她去哪儿,我都祝她好运。“祝你好运,贝蒂。”办公桌的一只抽屉开着,我走过去把它关上。在抽屉里面的角落里,我发现了那个勒马的笼头,就是霍利斯刚来的时候,拿进来的那个马笼头。可能是他们匆忙之中把它忘了。但也可能不是。也可能是他们故意留在这儿的。

“马笼头。”我跟自己说。我把它拿到窗边,借着亮光看它。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个老旧的深色皮革做的马笼头。我不太懂这种东西。但我知道其中一部分是要放在马嘴里的。那部分叫马嚼子,金属做的。缰绳从马头上过来,一直到马脖子那里,用手勒着。骑马的人向这边或是那边拉拉缰绳,马就扭过头,调转方向。容易得很。马嚼子又重又凉。要是你不得不把这东西咬在牙齿之间,我猜你就会马上明白了。当你感觉到它拉动你的时候,你会知道,时候到了,你会知道,你要去某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