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迷路飞进来的。”

站在角落的由香里担心地对我说。

顺着由香里的视线看过去,有一只纹黄蝶,就像在陵园里看到的那只。母亲伸出双手,追着那只蝴蝶在房间里徘徊。蝴蝶像是要躲母亲似的,在天花板的角落飞舞着。

“从陵园一路跟过来的吧……”

母亲的眼神有些哀伤,但又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芒,让人觉得她正在看着我们看不到的什么。我只想赶快结束这不自在的时间,走向檐廊,打开了面向庭院的窗子。

“不要开,说不定是纯平。”

母亲用尖锐的口吻说。

“喂……妈……”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纯平……”

母亲边这么呢喃,边又开始追逐蝴蝶。我被她认真的模样所迫,不得不关上开了一半的窗子。换上睡衣的淳史从浴室出来,站在走廊看着母亲那模样。父亲察觉到骚动,也从诊室出来了。

看到母亲失魂落魄的样子,父亲与其说是担心,不如说是生气了。

“快把它赶出去。”

父亲对着我挥动他手中的报纸。我做不了主,只能伫立在窗前。母亲追逐着蝴蝶,经过我的眼前。

“别闹了,丢人现眼。”父亲站在走廊冷冷地说。

“妈,冷静点……”

我这么唤她,她嘴里说着“可是……”,眼神紧追着蝴蝶不放。在房间角落飞舞的蝴蝶,轻轻划过母亲伸出来的指尖,改变轨道,从起居室的日光灯下飞过。那一瞬间,蝴蝶的翅膀亮起鲜艳的黄色光芒。然后蝴蝶摇摇晃晃地飞过茶几上方,停在佛龛前大哥遗照的相框上面,收起翅膀休息。我像是目睹奇迹似的,一股说不上来的奇妙感情涌上心头。

“你看……果然是纯平。”

母亲小声地说。虽只有一瞬间,但我相信现场的五个人,都被和母亲相同的感情所包围。

“怎么可能……”

父亲虽这么说,但这句话还没说完,他已无力地没了声响。

“纯平……”

母亲如此呼唤着,一步步靠近佛龛。我和父亲也接近了蝴蝶,不是为了阻止母亲,而是想看得更清楚。蝴蝶像是调整呼吸似的微微摇摆着翅膀。我慢慢将右手伸向蝴蝶。

“轻一点……轻……”

父亲担心地说。我用手指从两侧捏住它的翅膀,它也没有骚动。只是,当我想要捏起它的时候,它像是要抵抗我似的,用它细细的脚,紧紧抓着相框边缘不放,那力道比我想象的还大。我轻轻地以不会伤害它的力道扳开它的脚,让围在我周围的父母看清楚。

“只是蝴蝶啦,普通的蝴蝶……”

但母亲似乎还是不愿相信,紧盯着我的手。

“对啊,只是普通的蝴蝶。”

同样定在那里的父亲,也因为我的话而回过神,离开我们走向厨房。淳史接近我们,小心地看着我手里的蝴蝶。

“我放它走了啊。”

在跟母亲确认过后,我走向檐廊,想要赶快结束今晚这件事。母亲和由香里、淳史从后面跟上来。我打开窗户,将蝴蝶放回庭院。它一开始像在房间里那样徘徊着,后来消失在黑暗之中。

“奶奶的七周年忌日时,也是有蝴蝶在晚上的时候飞进来。”

母亲闭上眼,将手放在额头上自言自语着,那模样像随时要昏倒似的疲惫无神。

“妈,你去洗个澡吧。”

我特意开朗地说。

慢慢睁开眼的母亲终于正脸看向我。

“嗯……也好呢。”

母亲摇摇晃晃地走向隔壁和室。房间里面摆满了摊开来的和服,应该是刚才和由香里两个人在讨论着要送她哪一件。母亲摊坐在榻榻米上,将和服拉到自己膝前折叠起来。

这时,玄关的电话铃声大响。父亲坐在厨房椅子上没有动静,我只好无奈地去接电话。电话是对面冈先生家的儿子打来的,说他母亲的状况不好。今年八十岁的房阿姨和父亲是旧识了,她只要身体不好就一定会来找父亲商量。虽然父亲停止看诊已经三年了,但她说无论如何都要让父亲看才放心。

“隔壁阿姨说她不舒服。”

我用手遮住话筒,向厨房内的父亲说。一瞬间的沉寂后,父亲将报纸放在桌上,走过走廊。

“转接过来。”

父亲经过我的时候指了一下诊室。他踩得地板吱呀作响,走了进去。

“又是心脏吗?应该服了强心剂才对啊……”

我听见他喃喃自语的声音回荡在无人的玄关。

我按了内线转接,放下话筒。母亲终于拿着换洗衣物走向浴室了。淳史还站在檐廊找着看不到的蝴蝶。由香里忧心地看向我。我笑了一下,表示没事。

我走到候诊室附近看看情况怎样了,结果听到父亲的声音从诊室传来。

“那就叫救护车……不,我已经……我当然也想要帮忙……可是……”

透过门上的窗,我可以模煳地看见父亲的影子。

“对不起,我帮不上忙……”父亲最后这么说,然后安静地放下话筒。

“叮”的一声一直传到候诊室来。

父亲站着,丝毫没有动作。我也不敢动弹,只能伫立在候诊室门口。

救护车一停在家门对面,附近马上围起了人墙。过了一会儿,房阿姨躺在担架上从玄关被抬了出来。原本站在远处,双手交叉在胸前观看的父亲走到救护车附近,很忧心地看着她的脸。可能是呼吸困难,她戴着氧气罩,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脉搏呢?现在多少?”

父亲问救护队员。

“不好意思,很危险,请离远一点。”

救护队员不知道是不是没听到父亲的声音,不带情绪地说道。那年轻人可能没有发现父亲是医生,而父亲被当作看热闹的民众,也失去了冷静。

“不、不是这样的,我是……那里的……”

对着忙碌的救护队员,父亲指了指自己身后的家。但一切仍在继续进行,父亲的行为丝毫没有对事态造成影响。队员打开救护车后门,将担架滑进车内。我站在玄关,静静地看着站在救护车旁不知所措的父亲的背影。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心酸的父亲。

救护车没有鸣笛便开走了,父亲被留在一旁。他站在马路上,有些不舍地目送着救护车。又少了一个叫父亲“老师”的人了……我也变得有点感伤。围观群众三三两两地散去。可能是已经过了住宅区,过了一阵子救护车拉响了警笛。

“啊,该睡了……”

发现只有自己被遗留下来的父亲,像是对自己说似的,走回我所在的玄关这边。我很想跟他说些什么,主动靠近他一步。察觉到这件事的父亲看了我一眼,像是拒绝怜悯似的撇开视线笑了一下。

“不要穿着这种睡衣乱跑,丢人现眼……”

唠叨了我一句后,父亲就匆匆进门了。警笛还在远方响着,我感觉到拖鞋里的脚底板冰凉冰凉的。

进了家门,我走向浴室,打开洗手间的门站在镜子前。我在那里假装刷牙,看看里面怎样了。浴室里安安静静的。我正想问“妈,你还好吧”的时候,母亲先发出了声音。

“明明说要修瓷砖的……结果吃饱睡足就回家了,那个信夫……”

母亲好像是扭开水龙头在洗假牙。

“那个人每次都这样……只有一张嘴……”

她恢复了平时的尖酸刻薄,这让我放心了许多。我隔着毛玻璃感觉着她的存在,然后用母亲帮我准备的牙刷刷牙。

这一天发生的这些连事件都称不上的小事,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因为正是在这一天,我第一次感觉到父母不可能永远都像以前一样。这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即便我眼看着父母年华老去,我却什么都没有做。我只能不知所措地远远看着同样不知所措的父母。而第二天,我甚至忘记了这些事件,仍对他们的存在感到厌烦,然后马上回到了属于我自己的、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日常生活。双亲会老,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会死,多半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是,没能与他们的衰老或死亡发生一点联系这件事,对我来说如鲠在喉。

母亲第一次倒下的一年后,发生了第二次脑出血。虽说痴呆症持续恶化,但也曾一度恢复到可以坐在病床上用嘴进食,甚至医院方面还提到差不多可以开始复健了。母亲常对帮她擦脸的看护故意说些“很痛的”“你技术好差啊”之类的刻薄话逗大家笑,所以她在医院里颇得人缘。也正因如此,当我接到通知时就更加震惊。“决定了吗?若这样下去,大概只能撑四五天吧,要动手术吗?”被主治大夫这么问,我毫不犹豫地低下头说“麻烦您了”。我现在还不能让母亲死。要让她看到有出息一点的我,我想。“那么……我无法保证手术后令堂的脑功能不会受到影响,但我会尽力的。”主治大夫对我露出微笑。

手术成功了。虽然已经无法开口,眼睛也看不到,但在耳边跟她讲话,她还是会点点头或摇摇头。再接下来的半年,我每天就只能不知所措地看着母亲一步步接近死亡。从刚开始的急救医院转到第二间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不被看作一个人了。医生和看护从来没有叫过她的名字,也没有跟她说过话。当然也可以说,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母亲有说有笑的样子。我去探病,却要看到母亲被当作东西看,实在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每天去探病。可能是为了弥补无视父亲托梦忠告的过错,也有可能是为了惩罚犯错的自己。

转院之后没过多久,母亲便无法靠自己呼吸了。她已经不会再有任何奇迹了,这点就算我这个亲属也非常清楚。可是我还是没放弃。

“请装上人工呼吸器。”我说。

“要装吗?”

医生惊讶地看着我。

“我认为您已经充分努力过了……”

这次换我惊讶地看着医生。他露出嫌麻烦的表情。人工呼吸器一旦装上就无法轻易地拿下来。从医院的角度来看,他们当然不想持续治疗需要那么多种药物的病患。因为对于一张病床,医院所能要求的医药补助是固定的。因此,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医院当然是希望多治疗比较省钱的病患。

“就像是银行的呆账一样。多医多亏损。”

一个熟识的医生如此告诉我。即便如此,我还是请他们尊重家属的期望。过了没多久,我被护士长叫去。我坐在医护中心,和几乎没有说过话的五十几岁的护士长对谈。她劝导着坚持要求加装人工呼吸器的我。

“我相信令堂也不会希望用这种方式延长寿命的。”

她试着说服我。

“我认为这完全是家属的自私。”

被这么一说,我有股冲动想要狠狠揍眼前的这个女人一拳。你懂什么?我握着拳头在心里大喊。你可以马上说出我母亲的名字吗?你从来没有在我母亲耳边跟她说过话,你凭什么断言她不想延长寿命?前一天,我才在母亲耳边问她:“还可以撑下去吗?”她清楚地点了两三次头。我问她:“会不会痛?”嗯她也清楚地点了头。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你也根本没有试着去知道不是吗?我很想这么说。

“拜托您了。”

结果我只说了这么一句,然后深深低下了头。因为我害怕母亲受到比现在更冷淡、更不像人的待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无法否定她说的“自私”这个词。还不想让母亲死去这个想法,确实除了我的自私之外什么都不是。

母亲被我那样的自私拖着,又多活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间,由香里生了小孩,是个女孩。母亲恐怕已经无法认知我成为父亲这件事了吧。当然,她的身体状态也早已不允许抱小孩了。所以,那三个月对母亲来说,或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说实话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也许就像医生和护士长说的,我只是延长了她的痛苦而已。

最近我常想的是: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会怎样?身为医生的父亲会如何判断?身为丈夫会有何种感情?然后,如果大哥还活着的话会怎样?他会不会责怪我做的判断?到现在我偶尔还是会问自己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二楼自己的房间。可能是结束了漫长的一天之后想要一个人独处吧。我穿着睡衣坐在书桌前。已经坐不太下的旋转椅吱呀作响。书桌上依旧摆着下午被我揉成球丢在那里的那篇作文。我拿起来摊开看,可能从姐姐手上抢回来的时候太过用力,左上角破了一点,还有红色的类似西瓜汁的渍。作文上画着图,那是穿着白袍、提着公文包的父亲和大哥,还有挂着听诊器、张着嘴大笑的小学生时的我。笑到看得见喉头的我,看起来真的很快乐。我拉开抽屉找着,然后在老旧的自动笔和钥匙圈后面找到了透明胶带。看起来还可以用。我把作文翻到背面,将撕破的地方细心地用胶带贴起来。这就是我这一天唯一做的一件修复作业。在那之外,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安静地下楼。从玄关旁姐姐的房间传来由香里和淳史嬉闹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很幸福。我没有马上走向那里,而是走进了关着灯的厨房。走廊尽头的那间和室里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可能父母都睡了吧。我从餐橱拿出杯子倒了水喝。厨房桌上那朵粉红色的百日红在黑暗中显得很亮眼。

很久以前,我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我和大哥、姐姐曾一起去探过险。我们确认了附近公园和学校的位置,偷看人家的狗屋,探险似乎永无止境。中学的后方有一间大房子,房子的大门旁有一棵百日红的树枝长到外面来,花朵一直垂到路边。

“这是爸爸在庭院种的那种树。”大哥说。

“明年会开花吗?”姐姐问。

“笨蛋,哪会长那么快啊?”

大哥说:“到开花至少要十年。”他摸了摸花,闻了闻味道。姐姐也踮起脚尖,用指尖触碰花朵。我也踮起脚,伸出手,但完全触碰不到。

“喏。”

大哥为我拉下树枝。

“不用。”

我觉得被当成了小孩子,于是断然拒绝他。

我助跑,用力跳起,确确实实感觉到触碰到了花朵,然后落地。我这才发现一枝百日红的花叶握在我手里。

“不关我的事啊。”

“会被骂的。”

大哥和姐姐说完便逃跑了。我也怕会有人从房子里跑出来骂,所以拼命追着那两个人的背影。到家的时候周围已经暗了。

“把它丢了啊。”

虽然大哥在玄关这样说,但我摇摇头拒绝了。一方面我是顾忌着乱丢证据万一被发现就完了,另一方面是因为那百日红的花太过鲜艳、漂亮,我舍不得丢。我忐忑不安地把握在手里的粉红色百日红送给了厨房里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