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一天,托马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