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要报偿他的决定,编辑说:“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儿子把笔递给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弹一样有力。”

编辑的赞许使他高兴,但儿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个,”他说,“多亏了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做手术了。”

话语听起来很冷,甚至含有敌意。

编辑显然是希望缓和这种不协调的语气,带有歉意地说:“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从孩童时代起,托马斯就把“拯救”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系:医药。文章如何能够救人?这两个人极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个一生归结为单是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观点,甚至归结得更少一些:冲著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不!”

“也许它救了人,也许它没有,”他说(声音仍是冷冷的,虽然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

又沉默了下来。托马斯的儿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马斯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着自己的嘴结结巴巴是多么奇怪。

“你知道,你写得最好的,是什么吗?”孩子继续说,而托马斯只能看到他说话付出的努力。“你对妥协的拒绝,你那些,我们都已开始失去了的,善恶分明。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内疚意昧着什么。杀人犯的借口,是母亲不爱他们。可是,你突然出来说:没有什么借口。没有人的灵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纯洁,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自己惩罚了自已。”

托马斯把视线从儿子的嘴上拉开,努力想投向那编辑。他有些恼怒了,象是跟他们争辩起来:“但这统统是误解!善恶的分野彻底给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惩罚什么人。惩罚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话是美的,但把它弄成这个样……”他有很多话要说,但突然记起这地方也许安装了窃听器。他没有丝毫野心要让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不正是对那篇文章的谴责吗?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他闭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她象一个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她又与他在一起了,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拥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他笑着补充,“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

“我知道。”托马斯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却是完全、绝对毫无用处的事(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他干的)。

“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

责任?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丽莎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性的产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

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但如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

他知道,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无穷。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阔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