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位部里来的人谈过以后,托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语调进行那场谈话呢?如果说,当初他未能拒绝与那人打交道的话(他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毫无准备,不知道法律宽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绝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见他了,而且还认识那个人,必定推断出托马斯在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为什么要告诉对方文章删节一事呢?干嘛要多嘴多舌?他对自己不高兴到了极点。

两周后,部里来的人又拜访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这一次托马斯提出要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着说。

托马斯对他的话产生了好奇。对方说那些话,就象一个棋手在告诉对手:你先走错了一步。

他们相对而坐,托马斯坐在办公桌旁。他们大约谈了十分钟当时猖獗一时的流行性感冒,然后那人说:“我们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仅仅是我们处理这事,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我们还得考虑社会舆论。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诉你,有人甚至就因为你这篇文章,建议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公开煽动暴力而言的。”

从内务部来的人停下来盯着托马斯。托马斯耸了耸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气说:“我们否决了这个建议。不论你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有多大,从社会利益来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你们医院的主治医生对你有极高的评价,我们也从病人那儿听到了一些汇报。你是个优秀的专家。谁也不会要求一个医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给推远了。现在时机很好,我们把这个问题一次性了结吧。因此,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声明样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让它在报上的发表合法。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发表出来。”他交给托马斯一张纸。

托马斯读了上面写的东西,给吓了一跳。这比两年前主治医生要他签的声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还包含了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内容。除此之外,声明还痛斥那位周报编辑(特别强调那个高个头、驼背的编辑,托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并见过他的照片,但从未见到过他),说他有意曲解托马斯的文章,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把那篇文章变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们竟躲在一位天真的医生背后写这样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胆小了。

部里来的人从托马斯眼中看出了惊愕,把身子凑过去,在桌子下面将他的膝盖友好地拍了拍。“别忘了,大夫,这只是个样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么地方要改动,我想我们会达成协议的。毕竟,这是你的声明!”

托马斯把那张纸推还给秘密警察,好象害怕这张纸在手上多呆一秒钟,好象担心什么人将发现这纸上有他的指纹。

那人没有接纸,反而假作惊奇地抬了抬双臂(象罗马教皇在阳台上向教民们祝福时的那种姿态),“怎么能这样于呢?大夫,留着吧,回家去冷静地想想。”

托马斯摇了摇头,耐着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着那张纸,末了,部里来的人不得不放弃罗马教皇的姿势,把纸收回去。

托马斯打算向对方强调,他既不会写什么,也不会签署什么,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语气,温和地说:“我不是个文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签字?我自己不会写?”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办。你自己写,我们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刚才看过的东西作为样子。”

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给秘密警察一个无条件的“不”呢?

他也许是这样想的:一般说来,警察局无非是要用这样的声明使整个民族混乱(很明显这是入侵者的战略),除此之外,他们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具体目的:收集罪证准备审判发表托马斯文章的周报编辑。如果是这样,他们需要他的声明为审讯作准备,为新闻界诽谤那些编辑的运动作准备。假若他断然拒绝,从原则上来讲,总是有危险的。警察局会不管他同意与否,把早准备好的并带有他签名的声明印发出去。没有报纸斗胆登载他的否认声明。世界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不曾写声明和不曾签字。人们从他们同胞的精神耻辱中得到的快乐太多了,将不愿意听劳什子解释而空喜一场。

他说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诊所辞了职,估计(正确地)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内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在托马斯的国家里,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可以让也可以不让他们工作。与托马斯谈辞职事宜的那名官员,听说过他的名字和声望,力图说服他继续工作。托马斯意识到他根本不能肯定这个选择是否合适,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对忠诚的无言许诺使他当时非如此不可。他坚持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