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是个医生,一个科学工作者。失去你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将竭尽全力把你留在这里。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新的文章,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么?”

托马斯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说实话,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了。”

“你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什么?”主治医生说。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两样东西得权衡一下:一样是他的声誉(取决于他是否拒绝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另一样便是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他的医务工作与科学研究)。

主治医生继续说:“迫使人公开收回过去的声明——有点象过时的搞法。把你说出去的话‘收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谁能明确地宣布他以前的一个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现代,是的,一种观念可以被驳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么,既然收回一种观念是不可能的,仅仅是口头上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巫术,我看你没有理由不照他们希望的去做。一个靠恐吓专政的社会里,什么样的声明也不必认真。它们都是强迫的产物,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有责任不去理会它们。最后我得说的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出发,你该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

“您是对的,我肯定。”托马斯显得很不高兴。

“可是?”主治医生想揣度他的思路。

“我恐怕会难为情的。”

“难为情!你的意思是说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所以要考虑他们怎么想?”

“不,不是仰仗他们。”托马斯说。

“哦,对了,”主治医生补充道,“你不必作公开声明,他们对我保证了的。他们都是些官僚,所需要的只是档案里有张条子,意思是你没有反政权的意思。以后如果有人攻击他们,说他们还让你在医院工作,他们有个遮掩。他们给了我许诺,你所说的只让你与他们之间知道,他们不打算发表其中的一个字。”

“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托马斯把这事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