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天都害怕工程师的出现,害怕自己没有力量说一个不字。几天过去了,害怕他来的担忧逐渐变成了害怕他不来的恐惧。

一个月以后,工程师仍然音信全无。特丽莎觉得有点费解。她的灰心失意逐渐消退,变成了一个恼人的疑问:他为什么不来?

这天她正在侍候顾客,朝那个曾经攻击她卖酒给孩子喝的秃头走去。他正在大声讲一个肮脏的笑话。笑话是老调重弹,她从前在小城里端啤酒时就从醉鬼们那里听过上百遍了。她又一次感到母亲的世界在闯入她的生活,于是粗鲁地打断了秃头。

“不要你指手划脚,”那男人怒气冲冲,“我们还让你呆在这酒吧店里,算是你福星高照!”

“我们?你说的我们是指谁?”

“就是我们,”那人举起手里的酒杯,“再要一杯伏特加。我可不愿你这样的人对我顶撞,明白吗?哦,顺便说吧,”他指着特丽莎脖子上一串廉价的珍珠项链,“这是从哪里来的?你不能说是你丈夫给的吧?一个擦窗户的!他送不起这样的礼物!是你的顾容,是不是?我想知道你用什么来回报他们?”

“马上闭嘴!”她叫道。

“别忘了,卖淫也是犯法的。”他继续说,企图抓住那项链。

卡列宁突然跳出来,把前爪搭在酒柜上,开始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