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回到家,逼着自己站在厨房里随意吃了点午饭,已是三点半了。她给卡列宁套上皮带,走着去城郊(又是走!)她工作的旅店。她被杂志社解雇以后就在这家旅店的酒吧干活。那是她从苏黎世回来后几个月的事了:他们终究不能原谅她,因为她曾经拍了一个星期的入侵坦克。她通过朋友找到了这份工作,那里的其他人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饭碗的人,暂时在这里避避风:会计是一位前神学教授,服务台里坐着一位大使(他在外国电视里抗议入侵)。

她又一次为自己的腿担忧。还在小镇餐馆里当女招待时,她看到那些老招待员腿上都是静脉曲张,就吓坏了。这种职业病源是每天端着沉重的碗碟,走,跑,站。但新工作没有那么多要求。每次接班,她把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矿泉水拖出来,以后要做的事就只是站在餐柜后面,给顾客上上酒,在餐柜旁边的小水槽里洗洗酒杯。做这一切的时候,卡列宁驯服地躺在她脚旁。

她结完帐,把现金收据交给旅馆头头,已经过半夜了。她去向那位值夜班的大使告别。服务台后面的门通向一间小屋,还有一张他可以打个腕的窄床。值班床上的墙上方贴着他自己和许多人的镶边照片,那些人冲着镜头笑,跟他握手,或者伴他坐在桌子边上签写什么东西。有些照片附有亲笔签名。这个光荣角里还陈列着一张照片,那是他自己与面带微笑的肯尼迪。

这天晚上,特丽莎走进这间屋子,发现他的交谈者并非肯尼迪,而是一位六旬老翁。她从未见过此入,那老头一见她也立即住了嘴。

“没关系,”大使说,“她是朋友,在她面前你尽可随便说话。”然后又对她说,“他儿子今天给判了五年。”

她后来才知道,在入侵开始的那几天,这老头的儿子和一些朋友一直监视着入侵特种兵部队的某所大楼,看见有些捷克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显然是为入侵者服务的特务,他和朋友们就跟踪那些人,查清他们的汽车牌号,把情报通知前杜布切克的秘密电台和电视台,再由他们警告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与他的朋友曾彻底搜查过一个叛国贼。

孩子的父亲说:“这张片子是唯一罪证,他们亮出来以前,他什么也不承认。”

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报纸的剪样:“这是从1968年的《时报》上剪下来的。”

照片是一个小伙子掐着另一个人的喉头,后面有围观的人群。照片标题是:《惩办勾结者》。

特丽莎松了口气,那不是她拍的照片。

她带着卡列宁回家,步行穿过夜幕下的布拉格,想着她那些拍摄坦克的日子。他们是多么天真,以为自己拍照是冒着性命为祖国而战,事实上这些照片却帮了警察局的忙。

她一点半才到家。托马斯睡着了,头发散发出女人下体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