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开车,车祸吓死人!就算没把你撞死,也让你留个终身标记!”正说着,雕刻家本能地抓住了自己的手指头,那指头有一天在他雕刻本版时差点给削掉了,现在还留在手上也算个奇迹。

“你说什么?”克劳迪今天状态最佳,沙哑着声音问,“我有一回碰上了严重车祸,我就没把命丢掉。再说,没有比住医院更有昧的啦!我根本睡不着,只是读呀读的,日日夜夜。”

他们都惊奇地看着她,更使她其乐融融。弗兰茨感到一种既讨厌(他知道那场车祸后妻子曾极度消沉又报怨个没完)又佩服(她总是有能力把每一件经历过的事说得有声有色)的复杂情绪。

“就是在那里,我开始把书分成白天的书和晚上的书,”她继续说,“真的,有些书是要白天读的,有些书只能晚上读。”

现在,所有的人都又惊奇又崇拜地看着她。所有的人,只除了雕刻家还握着自己的指头,皱着眉头回想车祸。

克劳迪转身问他:“司汤达的书你会归进哪一类?”

雕刻家没有听清问题,不舒服地耸耸肩。旁边一位文艺批评家说,他认为司汤达的书该白天读。

克劳迪摇了摇头,嘶哑着喉音说:“不,不,你错了,你错啦!司汤达是一位夜晚作家嘛!”弗兰茨置身这场白天夜晚的艺术之争,却不安地盼着萨宾娜到来。他们花了很多天的时间考虑她该不该接受参加这次鸡尾酒宴的邀请。宴会是克劳迪准备的,招待曾经在她私人画廊展出过作品的画家雕刻家们。萨宾娜遇见弗兰茨以后,总是回避他的妻子。他们又怕被发觉,于是得出结论,认为她来的话反而自然些,少些嫌疑。

他一边偷偷地朝门厅打望,一边听到了他十八岁的女儿的声音。女儿安娜在房子的另一端。他告退了妻子主持的这一圈,挤到女儿主持的那一伙中去。他们有的坐,有的站,安娜则盘腿坐地。弗兰茨知道,他妻子肯定也会转移到那边地毯上去的。有客人的时候坐在地毯上,这一姿态表明串直,不拘礼节,政治自由,殷情好客,还体现一种巴黎人的生活方式。克劳迪坐在地毯上的那热情劲儿使弗兰茨担起心来,她去买香烟会不会也坐在铺子的地上?

安娜坐在一个男人的脚上,问他:“阿伦,你最近在干什么?”

阿伦如此天真诚恳,努力给这位画廊主的女儿一个认真回答,开始向她解释自己的新探讨——把摄影与油画结合起来。但他还没讲完三句话,安娜便开始吹起小调来。画家还在慢慢说,注意力高度集中以至于尚未明到口哨。

弗兰茨耳语:“你能告诉我体为什么要吹口哨吗?”

她大声说:“我不喜欢人们谈政治。”

他们这一圈确实有两个人站在那里讨论即将开始的法国大选。自觉有责任引导活动的安娜,问那两个人是否打算去罗西尼歌剧院,一个意大利歌舞团下周将在日内瓦演出。与此同时,画家阿伦却沉入他绘画新探求中越来越庞大的细节。弗兰茨为自己的女儿感到羞耻,为了让她安分点,他宣称安娜每次看歌剧都索然无趣牢骚满腹。

“你混!”安娜坐着给了他肚子上一拳。“那个男高音明星太俊了,太俊啦!我看过他两次,我已经爱上他了。”

女儿太象她母亲,这使弗兰茨无法原谅。她为什么不象他?但他毫无办法,她就是不象他。很多次他听到她母亲也宣布爱上了这个或那个画家,歌手,作家,政治家,有一次甚至爱上了一位自行车赛手。当然,这只是鸡尾酒宴上的闲话趣谈,但他总是忍不住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她说起他来也如出一辙,还有自杀的威胁之词。

正在这时,萨宾娜进来了。安娜继续谈着罗西尼时,克劳迪走了过去。弗兰茨把注意力投向那两个女人的谈话。几句寒喧客套之后,克劳迪捻着萨宾娜脖子上的陶瓷垂饰大声说:“这是什么?多丑啊!”

弗兰茨深深一惊。妻子的话不意味着挑斗,接下去的沙哑的大笑立刻表明,克劳迪否定这垂饰但并不希望危害她与萨宾娜的友谊。但她通常不会这么说的。

“我自己做的。”萨宾娜说。

“这垂饰真丑,真的!”克劳迪高声地重复,“你不该戴它。”

弗兰茨知道妻子并不在意垂饰的丑与美,一件东西她愿意说丑就丑,愿意说美就美。她朋友戴的垂饰预定就是美的,即使她发现的确很丑,也不会说。长久以来,欧欧拍拍已成为她的第二天性。

那么为什么她决定说萨宾娜自己做的垂饰丑呢?

弗兰茨突然明白无误地找到了答案:克劳迪声称萨宾娜的垂饰丑是因为她有本钱这么说。

或者更准确些说:她这么说是要让人们明白,她有本钱说萨宾娜的垂饰丑。

萨宾娜去年的画展不怎么成功,所以克劳迪并不特别重视萨宾娜的光顾。然而,萨宾娜却有种种理由重视克劳迪的画廊,只是她的行为尚未证实这一点。

是的,弗兰茨看清了:克劳迪抓住有利场合向萨宾娜(以及其他人)表明,她们两人之间的真正力量均势到底如何。

7 误解小词典(续完)

〔阿姆斯特丹的古老教堂〕

街道的这一边是鳞次相比的房屋,第一楼的橱窗后面,所有的妓女都有一间小屋与舒适豪华的夹垫大搞,她们只穿了乳罩和短裤衩,挨近玻璃窗坐着,看上去象讨厌的猫。

街道的另一边是建于十四世纪的巨大哥特式大教堂。

妓女的世界与上帝的世界之间,街道散发出尿的臭气,象一条河划分着两个王国。

老教堂里面,所有残留的哥特式风格只有又高又光的白墙,还有柱子、拱顶和窗户。墙上没有一幅图画,其它地方也没见雕塑。教堂象体育馆一样空旷,只有正中心的地方,疏疏地放置了几排给牧师们坐的椅子,围着一堵可供教长站立的小墩墙。椅子后面是为那些有钱的自由民而设置的木头小厢房以及栅栏。看来,椅子和厢房一直就设置在那里,人们从未考虑到墙的形状和柱子的位置,似乎是希望表明对哥特式建筑的轻视与无所谓。几个世纪前,加尔文教派的信仰把这座大教堂变成了一个大顶棚,唯一曲作用是让那些忠实的信徒避避风雪。

弗兰茨被它迷住了:历史的伟大进军曾经怎样穿过这巨大的殿堂!

萨宾娜想起波希米亚所有城堡是怎样收归国有,变成了劳工训练地、养老院,甚至牛棚。她参观过一个牛棚:接铁链的钩子钉入夜粉墙上,系在铣丝上的牛焦渴地瞪着窗外城堡的土地,那儿喂了鸡。

“正是它的空旷使我神往,”弗兰茨说,“人们收起了祭坛、塑像、图画、椅子、地毯和圣经,在那一刻得到了欢乐和安慰。他们把一切统统丢掉,就象扔掉桌上的剩物。你不能想象海格立斯的扫帚怎样清扫这大教堂吗?”

“穷人不得不站着,而富人占有包厢,”萨宾娜榴着那些包厢说,“但是有一种东西把银行家和乞泻联系在一起:对美的仇视。”

“什么是美呢?”弗兰茨发现自己正站在最近一次画廊预展时的妻子一边,正在认同她的坚持己见。那就是文词和言论的无穷虚幻,还有文化的虚幻,艺术的虚幻。

萨宾娜在学生队里劳动时,灵魂被高音喇叭里欢乐的进行曲不断毒害。一个星期天,她借来一部摩托,朝山上开去,在一个从未到过的边远村庄里停下来。她把摩托靠教堂放好,往教堂里面走去。一群人恰好在做礼拜。当时宗教受到当局的压制,大多数人对教堂都避之不及。留在教堂长凳子上的只有些老爷子和老妇人,他们不害怕当局,只害怕死亡。

神父歌咏般地吟诵祷文,人们跟着他齐声重复。这称为连祷。同一句话反复重现,象一位流浪汉忍不住连连回望家乡,象一个人不忍离世。她在最后一排凳子上坐下,合上双眼聆听祷词的曲调,又睁开眼,打量上方那蓝色拱顶上嵌着的金色大星星。她惊喜入迷了。

她在这个乡村教堂无意遇到的东西不是上帝,而是美。她太明白不过了,教堂与连祷本身里里外外都未见得美,它们的美存在于与建筑工地上天天歌声喧躁的比较之中。她突然觉得这些人是美的,他们如同一个叛逆的世界,是一种神秘的新发现。

从那时起,她就认为美是一个叛逆的世界。我们碰到它,只能在迫害者俯瞰着它的什么地方。美就藏在当局制造的游行场景之后,我们要找它,就必须毁掉这一景观。

“这是我第一次被教堂迷住。”弗兰茨说。无论新教还是禁欲主义都未曾使他如此热情。这是另外一种东西,高度私有性的东西,是他不敢与萨宾娜讨论的东西。他想,他听到了一种声音,要他抓住海格立斯的扫把,扫掉克劳迪所有的预展,安娜所有的歌唱家,还有所有的演讲、专题辩论会,所有无用的言语和无聊的文词,把它们统统从自己的生活中扫出去。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宏伟巨大的空阔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神奇的新发现象征着他自身的解放。

〔力量〕

一次,他们在某家旅馆里做爱,萨宾娜抚着弗兰茨的手臂说:“看你有多好的肌肉!真不能使人相信!”

弗兰茨对她的赞美很高兴,从床上爬出来,臀部顶地,用一条腿钩佐一张很重的橡木椅子,轻轻地把它挑到空中:“你永远也不必害怕,不论什么情况我都能保护你,我以前还是个拳击冠军呢!”

他用手把椅子举过头,萨宾娜说:“知道你这么强壮,真好。”

但她内心中自语,弗兰茨也许强壮,但他的力量是向外的,在他生活与共的人面前,在他爱的人面前,他显得软弱无力。弗兰茨的软弱也可以称为美德。他从不向萨宾娜下指示,从不象托马斯那样命令她,要她躺在镜子旁边的地上以及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他并非不好色,只是缺乏下达命令的力量。有些事情是只能靠暴力来完成的。生理上的爱没有暴力是难以想象的。

萨宾娜看着弗兰茨举着椅子在屋予里走过,象看到一个使她震惊的怪物,心里充满了奇怪的悲伤。

弗兰茨把椅子放到萨宾娜的对面,坐下来说:“我当然喜欢强壮,但在日内瓦,这些肌肉对我有什么好处?它们象装饰品,一根孔雀的羽毛。我一生还没有同人打过架哩。”

萨宾娜又开始了孤独的沉思:如果她有一个指挥她的男人又怎么样呢?一个要控制她的人吗?她能容忍他多久?不到五分钟!从这儿得出结论,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没有人适合她。

“为什么不用你的力量来对付我?”她问。

“爱就意昧着解除强力。”弗兰茨温柔地说。

萨宾娜明白了两点:第一,弗兰茨的话是高尚而正义的,第二,他的话说明他没有资格爱她。

〔生活在真实中〕

卡夫卡曾在日记或是信件中提到这样一句,生活在真实中。弗兰茨记不清这话的出处,但这句话强烈地感染了他。生活在真实中意味着什么?从反面来讲太容易了,意思是不撤谎,不隐瞒,而且不伪饰。然而从遇见萨宾娜起,他就一直生活在谎言中。他蹬妻子说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阿姆斯特丹会议,马德里讲学;他不敢与萨宾娜并肩步行于日内瓦的大街。他还欣赏谎言与躲藏:这些对他来说是如此新异,他象一个老师的爱学生鼓起勇气逃学,感到十分兴奋。

萨宾娜认为,生活在真实之中,既不对我们自己也不对别人撤谎,只有远离人群才有可能。在有人睁眼盯住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在我们迫不得已只能让那只眼睛盯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真实的举动。有一个公众脑子里留有一个公众,就意昧着生活在谎言之中。萨宾娜看不起文学,文学作者老是泄漏他们自己或他们朋友的种种内心隐秘。萨宾娜以为,一个放弃了自己私我隐秘的人就等于丧失了一切,而一个自由而且自愿放弃它的人必是一个魔鬼。这就是萨宾娜保守着那么多恋爱秘密但一点儿也不感到难受的原因。相反,这样做才使她得以生活在真实之中。

在弗兰茨这一方面,他确认把私生活与公开生活分成两个领域是一切谎言之源:一个人在私生活与在公开生活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对弗兰茨来说,生活在真实之中就意昧着推翻私生活与公开生活之间的障碍。他喜欢引用安德鲁·勃勒东的活,握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间玻璃房子”里,人人都能看见你,没有任何秘密。

当他听到妻子对萨宾娜说:“那垂饰真丑”,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活在谎言中了,他非得站起来维护萨宾娜不可。他终于没有那样做,仅仅是害怕暴露了他们的爱情秘密。

鸡尾酒宴的第二天,他计划与萨宾娜一起去罗马度周末。“那垂饰真丑”的话耿耿于怀,使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克劳迪。她的侵犯——无懈可击,喳喳呼呼,劲头十足——把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他耐心承受的美德重负给卸了下来。他回想起阿姆斯特丹古老教堂那巨大的内部空间,感到那空白唤起了他奇特的、不可理喻的狂害。

他捡拾自己的陋袋。克劳迪进来了,谈论着晚会上的客人,精力充沛地对某些观点大表赞同,对另一些观点则撇嘴一笑。

弗兰茨看了她很久,说:“罗马没有什么会议。”

她还没有看出问题:“那你干嘛要去?”

“我有一个情人,已经九个月了,”他说,“我不想在日内瓦同她聚会,所以有这么多旅行。我想,现在是你该知道的时候了。”

他一开口便不觉得紧张了,转过身去以免看见克劳迪脸上的绝望。他估计自己的话会使她绝望的。

停了一会儿,他听见她说:“是嘛,我想我是该知道啦。”

她的语气如此坚定,佼弗兰茨掉转头来。她看起来一点也不震惊,事实上倒很象一天前沙哑着嗓音的那同一位妇人:“那垂饰真丑!”

她继续说:“你既然有胆告诉我,你骗我九个月了,你认为能告诉我她是谁吗?”

他过去总告诫自己,没有权利伤害克劳迪,应该尊敬她身内的女人。可那女人到哪里去了呢?换一句话来说,他脑子里妻子与母亲形象的联系现在怎么啦?他的母亲,悲怆而受伤的母亲,他的母亲,穿着不相称的鞍,已经离克劳迪而去——她也许没有,也许从来就不曾隐含在克劳迪的身体之内。这一切化作一腔愤怒向他袭来。

“我没有理由瞒你。”他说。

如果说他的不忠尚不足以伤害她的话,他断定挑明她的对手会使她不舒服的。他直视着她,告诉她是萨宾娜。

一会儿后,他与萨宾娜在机场见面。随着飞机向高空升去,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轻。他终于对自己说,九个月之后他生活在真实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