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不喜欢变动,对搬往瑞士并不欢天喜地。狗的时间不能标绘成直线,不是连续运动依次前推,倒象钟表时针那样绕圆圈推移——它们也都不愿意圈狂地向前跳跃——只是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依循着同一轨迹运行。在布拉格,托马斯与特丽莎,每添置一把新椅子或搬动一下花瓶,卡列宁都显得不高兴,因为这打乱了他的时间感觉,正如随意改变钟面刻度来愚弄指针一样。

不过,他还是在苏黎世的住宅里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旧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跳到床上向他们问候早安,上午陪特丽莎逛商店,还要露一手显出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样胜任。

他是他们生活的计时器。绝望的时候,她总是提醒自己,为了他也必须挺下去。因为他比她更软弱,甚至比杜布切克以及他们离弃了的家园更软弱。

有一天他们散步回家。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问是谁。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用德语找托马斯,语气不耐烦,特丽莎感到有一种嘲弄的味道。她说托马斯不在家而且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一头的女人笑了,连再见也没说就接上了话筒。

特丽莎知道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也许是医院的一个护士,一个病人,一个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但她仍然心烦意乱,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随后,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后一点气力:绝对不能忍受这绝对无所谓的枝节。

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易地说他想说的话。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灵需要时,她才依靠托马斯;可现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这里他抛弃了她,她怎么办?她一辈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

她对自己说:他们的结识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个假证件,它使托马斯想入非非。他们相爱,但他们都使对方的生活如地狱一般。相爱的事实,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不是他们的行为,以及变化无常的感情的错,而是他们不相配:他是强壮的,她是虚弱的。她就象杜布切克说一个句子停三十秒。她就象自己的祖国,结结巴巴,气喘吁吁,说不出话。可是,当这位强者都弱得不能伤害这位弱者时,弱者也就不得不强起来以离去。她对自己说着这些,把脸贴在卡列宁毛茸茸的头上说:“对不起,卡列宁,看来你不得不又要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