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空空的公寓买了一张床(他还没有钱添置其它),并以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狂热,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几个电话到日内瓦。俄国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举办了萨宾娜的作品展览。她在日内瓦的赞助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买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亏了俄国人,我才成了阔太太。”她说着,在电话里笑起来。她请托马斯去看她的新画室,并向他保证,这间画室与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间差别不大。

他不是仅仅因为高兴过分而不能去见她,而是在特丽莎面前找不到离家外出的借口。于是,萨宾娜到苏黎世来了,使在旅馆里,托马斯下班后去见她。他先从旅客登记处给她打电话,然后上楼。她开门时,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圆顶札帽,身上除了短三角裤和乳罩以外什么也没穿,露出了美丽的长腿。脑站在那儿凝视着他,不动,也无任何言语。托马斯也一样。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震动了,从她头上取下礼帽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他们一声不响地开始做爱。

从旅馆里回家来(现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发与地毯),他高兴地想到,他肩负这种生活就象蜗牛肩负着自己的房子。特丽莎与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然而都不可少。

但事实是,如果他每到一处都带着这样的生命支撑体系,象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这意昧着特丽莎还得继续她的噩梦。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发现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已去了布拉格,说她离去是因为缺乏侨居国外的力量。她知道她应该尽力支持他,但她不知道怎么做。她原来一直傻里傻气地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她,以为经历入侵事件以后她不至于弱小如故,会长大,长得聪明而强壮,但她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意继续成为负担。趁眼下还来得及,她得作出这个必要的决定。她还向托马斯道歉,说她带走了卡列宁。

他服了一些安眠药,可直到翌日凌晨,仍没合一下眼。幸好是星期六,他可以呆在家里。他一次又一次考虑眼下的形势:他的祖国已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往来。电话和电报是找她不回来的。当局也绝不会让她今后出国旅行。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